发布时间：2022-02-20 19:55:01
莫言：中國傳統與世界新潮的渾融
文 | 雷達
莫言的創作豐贍，僅長篇小說就有十一部之多，而被他稱爲&ldquo三匹馬，長中短，拉着我，一齊走&rdquo的中短篇小說部分，同樣新意叠出，變化多端，若再加上他的散文和戲劇，真是難以細數。于是在這裏，我不打算陷入對一部部作品的介紹和評價，我想從整體感受出發，從審美意識幻變的角度出發，從勾畫創作個性的角度出發，描述莫言是一個什麽樣的作家。
一
據說得于&ldquo一個夢境&rdquo的中篇《透明的紅蘿蔔》，以黑孩的超現實的感覺和超強的意志力震驚了文壇，莫言遂一夜成名。其中的黑孩好似一個精靈，他大腦袋，細脖頸，好像始終沒說過一句話，他眼裏的太陽是藍色的，他能聽見頭發絲掉到地上的聲音，他敢攥發紅的鐵塊，手心裏發出了知了般的嘶叫聲他承受着淩辱和蔑視，隻有菊子姑娘能給他愛撫和溫柔他隻是一個瘦弱的少年，卻有讓人畏懼的冷硬。他夢見紅蘿蔔是透明的，裏面流動着銀色的液體，蘿蔔的須子放出了金色的光芒。這個夢一下子擊碎了工地上的殘酷，照亮了人性的黯淡。這部小說流露出一種靈魂的疼痛感和早熟的孤獨。其實，沉默頑強的黑孩就是少年莫言自己的&ldquo心靈造影&rdquo。莫言在此确立了此後很長一個時期制約他的童年視角。《透明的紅蘿蔔》與《民間音樂》《大風》《石磨》《枯河》《斷手》《白狗秋千架》等短篇共同構成莫言早期創作的陣容。而《透明的紅蘿蔔》無疑具有承上啓下的作用。
然而，由中篇發展爲長篇的《紅高粱家族》畢竟是莫言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義的作品。這個象征性可能會伴随他的一生。誰都看得出來，紅高粱系列小說與我國以往戰争題材作品面目迥異，它雖也是一種曆史真實，卻是一種陌生而異樣的、處處留着主體猛烈燃燒過的印痕，布滿奇思狂想的曆史真實。
就它的情節構架和人物實體而言，也未必多麽奇特，其中仍有我們慣見的血流盈野，戰火沖天，仇恨與愛欲交織的喘息，獸性與人性扭搏的嘶叫。然而，它奇異的魅惑力在于，我們被作者拉進了曆史的腹心，置身于一個把視、聽、觸、嗅、味打通了的生氣四溢的世界，理性的神經仿佛突然失靈了，我們大口呼吸着高粱地裏彌漫的腥甜氣息，産生了一種難以言說的神秘體驗和融身于曆史的&ldquo渾一&rdquo狀态。于是，我們再也不能說隻是觀賞了一幅多麽悲壯的曆史畫卷，而隻能說置身于一種有呼吸有靈性的神秘氛圍之中。其深刻的根源乃在于作家主體把握曆史的思維方式之奇特、之突兀、之新異：莫言以他富于獨創性的靈動之手，翻開了我國當代戰争文學簇新的一頁&mdash&mdash他把曆史主觀化、心靈化、意象化了。作品在傳統的骨架上生長出強烈的反傳統的叛逆精神不僅僅是一個&ldquo土匪&rdquo變成了抗日作品中的正面主角，不僅僅是十六歲的奶奶的青春&ldquo迸然炸裂&rdquo，也不僅僅是羅漢大爺的被割下來的耳朵在瓷盤子裏活潑地跳動、叮當作響，而在于它把探索曆史的靈魂與探索中國農民的靈魂緊緊結合起來于是紅高粱成爲千萬生命的化身，千萬生命又是紅高粱的外顯，它讓人體驗那天地之間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動，并在對&ldquo種的退化&rdquo的批判裏讓人看得更加分明。
更爲難得的是，作品體現出一種狂放不羁的書寫的自由感。這與小說首創了&ldquo我爺爺&rdquo&ldquo我奶奶&rdquo及&ldquo我&rdquo相混搭的新穎的人稱和叙述方式有很大關系，同時也與作者善于打通甚至&ldquo穿越&rdquo曆史有關。面對此作，我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歎：曆史有沒有呼吸、有沒有體溫、有沒有靈魂？曆史是一堆漸漸冷卻的死物，還是一群活生生的靈物？它是随着歲月的流逝而終結，還是依然流注和綿延在當代人的心頭？它是抽象的教義或者枯燥語言堆積的結論，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溫熱着、吸納着，因而不斷變幻着、更新着的形象？人和曆史到底是什麽關系？人是外來的觀摩者、虔誠的膜拜者、神色鄙夷的第三者，抑或本身就是曆史中的一個角色？曆史和現實又是什麽關系？是隔着時空的遙望，還是無法切割的聯結？昨天與今天，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ldquo承繼&rdquo，還是精神上的&ldquo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dquo？
我發現，在這部作品裏，到處都有作者叛逆筆墨的突顯，到處都能看到作者與我們久經熏陶而習慣了的某種構成定式的抵牾。例如，我們是個講究&ldquo容隐&rdquo和&ldquo尊卑&rdquo的古國，莫言卻不顧&ldquo容隐&rdquo之德，放開筆墨寫&ldquo爺爺&rdquo與&ldquo奶奶&rdquo的&ldquo野合&rdquo，又不顧忌尊卑觀念，用恣肆熱烈的眼光看&ldquo奶奶&rdquo我們的曆史教義和多年來的慣例所描述的農民武裝的發展圖式幾乎是固定的：在黨的教育下由自在走向自覺，但餘占鳌這個匪氣十足、放縱不羁的遊擊司令卻偏偏不肯就範于這種圖式，走着完全不同的路我們慣于從政治角度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圈定農民的性格面貌，但莫言卻把他們從&ldquo拔高&rdquo的位置&ldquo降級&rdquo到本色的狀态，寫出他們的無組織、無思想準備、混亂、沖動而又盲目，同時寫出他們自發的高昂的民族意識和強烈的複仇情緒，寫出&ldquo美麗與醜陋&rdquo的奇妙扭合。每個人物都不再受某種&ldquo觀念&rdquo的挾制，全都解放了，全都在靈與肉、生與死、本能與道德的大撞擊、大沖突中輾轉掙紮、奮鬥奔突再如，我們的審美傳統講求中和與适度，切忌血淋淋的場面和慘絕人寰的獸行入詩入文，以免玷污文學殿堂，然而莫言卻毫不留情地撕開&ldquo惡&rdquo的帷幕。看吧，慘不忍睹的活剝人皮，禽獸般的蹂躏婦女，狗嘴的咂巴聲，屍體的撕裂聲，全都墨痕斑斑、曆曆在目&hellip&hellip正是傳統外殼裏裹藏的極端的反叛精神，使它成爲一部&ldquo奇書&rdquo。他的這些要素，幾乎貫穿此後他二十多年的寫作此後雖有更加汪洋恣肆的表現、更加光怪陸離的奇幻變形，但總體上卻離不開這塊審美奠基石。
二
沒有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觀念爆炸，就沒有莫言沒有作爲農民之子，有過近二十年鄉土生活親曆和&ldquo穿着軍裝的農民&rdquo的當兵經曆，也就沒有莫言但同樣，沒有莫言作爲一個天才作家的超人異秉，更不會有莫言及其作品。一日，莫言偶然看到李文俊翻譯的《喧嘩與騷動》，兩萬字的序都沒看完，就興奮得跳了起來，他說他要像福克納老頭一樣，他也要高舉起&ldquo高密東北鄉&rdquo這面大旗，把這片土地上的河流、村莊、癡男怨女、地痞流氓、英雄好漢統統寫出，創建一個&ldquo文學共和國&rdquo。他要做這個&ldquo共和國&rdquo的國王，主宰一切。于是，東方一片狹小的鄉土&mdash&mdash&ldquo高密東北鄉&rdquo，變成了&ldquo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龌龊、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rdquo成了集結着反抗、冒險、複仇、情欲的一片傳奇味兒十足的土地。後來莫言說，他确實受了福克納的啓發和影響，但沒有福克納他想他最終也會這麽寫的。這話我相信。
不過，有必要弄清，莫言筆下的&ldquo高密東北鄉&rdquo，作爲&ldquo原鄉&rdquo，既是一種實存，又是一種臆造物，既是創作的驅動地，更是作家精神理想的發酵地。曾有過報道，不少人跑到高密縣去尋找東北鄉，尋找發生野合的&ldquo高粱地&rdquo，無不失望而返。可見，它不是自然地理，而是一個文學地理學的概念。作家既視之爲源泉，同時又不斷賦予它以新的含義。從這片原鄉升騰而起的關鍵詞應該是：民間、生命力、圖騰、自然力、狂想、暴力、祖先、曆史、血痕等等。莫言的所有靈感似乎都來自于鄉土，但他隻是從鄉土出發，而不是拘泥于鄉土的精細寫實和原貌複制。其筆下的鄉土是野性的、夢幻的、恣肆的、血腥的、超驗的，一句話，是形而下與形而上的結合，是洋與中的結合，因而，它們其實是超越鄉土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認爲，莫言并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ldquo鄉土作家&rdquo，也不是什麽&ldquo文化尋根作家&rdquo。
現在人們很強調莫言對西方和拉美文學的學習、借鑒，有人稱他爲&ldquo中國的馬爾克斯&rdquo，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也說，莫言很好地将魔幻現實與民間故事、曆史與當代結合在一起（授獎詞的翻譯法雖小有差異，實質并沒有多少不同），包括我上面引述的莫言對李文俊譯本的敏銳反應，似乎都在說明，莫言受外來審美元素的影響很重，這甚至在某些人眼中，是他獲獎的最重要理由之一。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我感到莫言并沒有對西方或拉美先鋒小說下過什麽&ldquo讀書破萬卷&rdquo的功夫，他不過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幾本，或細讀，或浏覽而已，後者居多。關鍵在于，他的胃口特好，消化能力特強，他能将他邦的血肉、最新潮最尖銳的審美元素吃下去，消融掉，轉化成自己的能量。他有獨異的靈性，善于用靈性激活曆史，激活記憶。事實上，莫言從創作開始不久，就是既善于吸收外來文學精華，更注重從中國傳統的審美方式、中國民間的文化形态、中國民俗的話語智慧中汲取營養的。環視中國文壇，多年來學習魔幻、荒誕、變形、意識流、黑色幽默之類的作者太多了，有的人還模仿到可以亂真的地步，但能真正長成參天大樹者，又有幾人？到頭來大都跳不出形式的外殼和自我的重複。問題症結就在于能否将外來的東西轉化爲自己的血肉，在于有無内在的根因、超強的消化能力和神秘的靈性。所以我說莫言是中國傳統與世界新潮的渾融&mdash&mdash渾者，渾而爲一融者，水乳交融。
當然，在莫言身上，确也存在着先鋒性與本土性、實驗性與民族化，中國傳統與世界新潮之間的相互碰撞、激蕩、交融，且時有側重的情形，但最終，莫言走了以民族化、本土化、民間化，以繼承與轉化中國審美傳統爲根本的創作路線。有相當一段時間，莫言過于沉迷于超驗的感覺，極端的變形誇張，搭配最能訴諸感官沖擊力的語詞，形式的因素明顯壓倒了精神的探求。《豐乳肥臀》雖采取家族小說框架，但它仍是《紅高粱家族》精神的延續和擴展，透過上官魯氏的一生，她和其他人生下了八個女兒，和瑞典人馬洛亞牧師生下了上官金童，這些姐妹的親屬關系構成20世紀的權力高層和民間勢力的盤虬，通過描寫一個家庭來反映中國政治氣候的變遷。作品讴歌了母性之寬厚博大，生命之生生不已。但像司馬庫這樣複雜多端的惡魔加天使式的實實在在人物，在作品中卻并不多見。由于時間跨度過長，莫言隻能以感覺化、狂歡化、象征化的筆墨縱貫全篇。作品受新曆史主義思潮影響比較明顯。
這個時期，莫言仍偏重于吸納西方和拉美文學，突出先鋒性，或者說，他沉醉于天馬行空波詭雲谲的想象、構思與筆墨。《十三步》裏的魔幻氣息很重，《酒國》裏的&ldquo紅燒嬰兒&rdquo&mdash&mdash吃童子肉，一面讓人聯想到現實中的貪婪、欲望、腐敗，帶有強烈的象征性，一面讓人想起拉美文學如《總統先生》中侍者端上來的盤子裏盛的是人頭，還有眼鏡蛇攀緣樓梯之類奇幻情景和荒誕手法而在《球狀閃電》《爆炸》《金發嬰兒》《歡樂》《紅蝗》等作品中，雖有許多新穎的發現，但總覺得感覺在爆炸，話語在膨脹，失去了必要的分寸和節制，閱讀活動變成了一場語詞的狂轟濫炸。我認爲，此時莫言的創作空前旺盛卻也出現了某種徘徊與停滞，顯得既密集又有單一之感。
三
就在這前後，莫言意識到過于貼近先鋒有失去自我的危險，他把馬爾克斯比作&ldquo火爐&rdquo，他要保持距離，免得被&ldquo烤化&rdquo，他倡言要向民間文化探迹尋蹤，他稱之爲&ldquo大踏步後撤&rdquo。這一頓悟具有非凡的革命意義。他的突圍是從《檀香刑》開始的。大概不會有人想到，小說主人公是大清刑部的&ldquo頭號劊子手&rdquo，不會想到寫義和團會從這樣一個奇怪的角度切入，不會想到它的語言是如此的韻白間雜，朗朗上口，近乎中國戲曲中的賓白，靈感來自他家鄉的貓腔。整個構思，大約隻有&ldquo鬼才&rdquo才想得出來。它與正史相去甚遠，卻把互不沾邊的角色如袁世凱、戲子、劊子手、美女、縣官&ldquo捏&rdquo在一起但你不能不承認，它深觸了中國式的&ldquo吃人的筵宴&rdquo，獨創性地揭出了中國式的&ldquo讓人忍受最大痛苦再死去&rdquo的劊子手文化的兇殘和黑暗無邊。其中的酷刑&mdash&mdash檀香刑完全出自莫言的幻想。殺人變成了一場狂歡節。我在大力肯定這部作品獨出心裁地揭開了中國文化中不爲人注意的陰冷幽暗的角隅，帶給人陌生化、感官化的強烈刺激的同時，也有過一點批評。我認爲，《檀香刑》在某種意義上是寫生與死的極端情境，它對死亡、酷刑、虐殺、屠戮的極緻化呈露，無疑增加或豐富了人類審美經驗的複雜性，比之拉奧孔慘烈多了。但是，寫着寫着，小說似乎陷入了對&ldquo殺人藝術&rdquo的賞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萬剮的酷刑天地中，在施虐與受虐的快感中無法自拔，情不自禁地爲暴力的登峰造極而喝彩。劊子手的戾氣和酷刑的血氣，使讀者觳觫。作爲演示劊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作爲人的文學，又不能不說寒氣襲人。
在我看來，沿着這一傳統化、民間化的路線，獲得更大成功的當屬《生死疲勞》。它在美學上達到的高度令人贊歎。這部被翻譯爲《西門鬧和他的七世生活》的小說同樣受到國際讀者的贊賞。小說面對的是建國以來五十年中國農村的政治運動、曆史變遷和農民的命運浮沉，跨度大，評價難，若用常規寫法幾乎無法處理。但莫言出奇制勝，他借用佛教的六道輪回之說，連&ldquo生死疲勞&rdquo的題目，也都借自佛偈，小說讓亡靈與生人、活人與畜生，讓地主、農民、幹部，同處在一個生死場上。如此處理政治與農民、土地與生存的關系，不能不說是一個奇異而出人意外的創新。如果《檀香刑》不免顯得過于離奇，那麽《生死疲勞》就是一部中國農民與土地的生死戀的深刻反思之作，主題宏大、深邃，有豐厚的社會曆史内涵，表現形式也奇特而睿智。地主西門鬧變爲驢、牛、豬、狗、猴等畜類的過程，并非獵奇、玄虛、玩形式花樣，人與動物的感應、人性與動物性的轉換，十分自然，開辟了一種空前自由的視角，調動了全息的大自然，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蘊。不妨随便摘引幾句：&ldquo我看到你的爹藍臉和你的娘迎春在炕上颠鸾倒鳳時，我，西門鬧，眼見着自己的長工和自己的二姨太搞在一起，我痛苦地用腦袋碰撞驢棚的栅門，痛苦地用牙齒啃咬草料笸籮的邊緣但笸籮裏新炒的黑豆攪拌着鍘碎的谷草進入了我的口腔，使我不由自主地咀嚼和吞咽，在咀嚼中，在吞咽中，又使我體驗到了一種純驢的歡樂。&rdquo這不是辛酸之至，又啼笑皆非嗎？小說的民族化審美觀的努力不隻是采用了章回體，通過六道輪回成就了中國式的荒誕與魔幻，語言上返璞歸真、平易暢達、樸實簡潔，有古典小說風，更重要的是，它超越了傳統，具有現代的人文精神。在我看來，莫言并無通過此作要重新全面地評價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包産到戶等等政治運動的曆史功過的意思，但西門鬧的變爲畜類而鄉土之戀不絕，長工藍臉的受盡孤立而多年誓死不入社，這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批判性但作品突出表達的無疑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人的尊嚴的不可侵犯，以及農民與土地之間不可解的血肉情緣。
有人認爲，《蛙》不是莫言最優秀的作品。就看怎麽看了。《蛙》表現了莫言關心政治、關注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一面，涉及政策又超越政策，上升到生命的尊嚴和人類的大愛上。我不同意把《蛙》的主題簡單解釋爲&ldquo譏諷獨生子女政策&rdquo，這是不懂中國國情的自以爲是。事實上，《蛙》充滿了矛盾，表現了生的權利與暫時不得不在生育上有所遏制之間的悲劇性沖突。姑姑從一個人人敬重的婦科醫生，走向了人人詛咒的魔鬼，也正是這一悲劇性沖突的反映。小說是以給國際友人的四封信和一個獨幕劇來結構的。很久以來，莫言的小說裏就有潛在的國際讀者和全球話語元素，《蛙》也不例外。在語詞的絢爛與否上，當年天馬行空的莫言似乎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派平實的白描，是一脈現實主義的内斂與深邃。
四
綜觀莫言整個創作，外顯的東西是想象力、魔幻性、超現實、新異感覺之類，這使得有些人認爲，莫言的創作中總是感性淹沒了理性，外在的形式因素太濃重，不見思想和哲理的閃光，因而他不是一個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作家。或者說，他的思想性比較薄弱。這種看法在不少研究者和漢學家中存在，這看法對嗎？
我認爲這種看法比較皮相，站不住腳。看一個作家深刻還是膚淺，首先要看他有無強烈的主體性。主體意識才是作品價值的立法者。作家的思想應該深埋在形象世界，而不必戳露在外。在我看來，莫言是一個骨子裏浸透了農民精神和道德理想的作家，他很難到農民之外去尋覓他所向往的理想精神，這可以說是他至今未必意識到的潛在危機，但也是他不斷成功的堅實根由。他的作品貫穿着尊重人、肯定人、贊揚大寫的人的精神，貫穿着強烈的叛逆性和颠覆性。他筆下的農民主人公，大多不是逆來順受、忍辱負重的可憐人，而是反抗者、叛逆者，比如，具有超人意志力的黑孩，&ldquo純種紅高粱&rdquo式的餘占鳌，以及&ldquo不怕下十八層地獄&rdquo的戴鳳蓮，還有上官魯氏、藍臉、西門鬧、姑姑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這樣的看法：莫言描寫的人物大都充滿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規的步驟和方法來實現他們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在莫言的作品中，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在我們的眼前崛起，生機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氣體也讓人心曠神怡，雖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無情，卻充滿了快樂的無私。試想，主體性如此強大的作家，能說沒有思想嗎？不過也應該看到，莫言是一位具有中國式的酒神精神的作家。這也是我多年來的看法。這不僅因爲，他的作品寫酒之處實在太多了，更是因爲，他的人物所體現的勇氣與激情，是與冷靜睿智、凝神觀照的日神精神相對峙的，是以&ldquo酣飲高歌狂舞&rdquo來作爲&ldquo行動的象征&rdquo的。也就是說，他畢竟是個感性大于理性的作家。莫言自己說，我更多的還是一個&ldquo素人作家&rdquo，靠靈性、直覺、感性和生活寫作，不是靠理論、靠知識寫作。這是清醒之論。
有人看到我說&ldquo莫言骨子裏浸透了農民精神和道德理想&rdquo，看到我指出這既是他成功的&ldquo堅實根由&rdquo，又是他的&ldquo潛在危機&rdquo，就認爲我在矮化莫言甚至污蔑莫言。我想，這裏有一個如何理解農民精神和道德理想的問題。長期以來，按階級論，農民是小生産者，其特性就是自私、保守、狹隘、軟弱、忍從、狡猾，頂多爲了肯定一下，承認其勤勞樸實、忍辱負重。魯迅先生批判國民劣根性，由對阿Q的批判，似更加強了對農民不覺悟的批判。于是一提農民意識、農民精神，就是貶義。我認爲這并非什麽不可動搖的定論。魯迅先生晚年說過一段話，我認爲極其重要：&ldquo我們生于大陸，早營農業，遂曆受遊牧民族之害，曆史上滿是血痕，卻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rdquo（《緻尤炳圻》魯迅《緻尤炳圻》，見《魯迅全集》第13卷。）。對中國這個農業文明古國而言，農民就是人民的主體，而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我們爲什麽非要把那麽多惡谥強加給曆史的創造者呢？莫言特别擅長寫農民的&ldquo自發反抗&rdquo&ldquo自我解放欲&rdquo，寫原始生命力的高揚。莫言說過，作爲農民的兒子，我有一顆農民的良心，不管農民采取了什麽方式，我和農民的觀點是一緻的。我們的民族之所以繁衍不絕不被征服，不正是一代代人民在叛逆和反抗中奮然前行所緻嗎？當然，他的&ldquo創作危機&rdquo也是存在的，作爲一個國際性的大作家，莫言的價值觀、理想性以及如何更加開闊、更加高遠、更加具備人類性的擔當，也許是亟須提升的。
談莫言的主體性，有個問題不可不談，那就是被稱爲暴力美學的評價問題。沒有暴力和血腥的表現，莫言就不成其爲莫言了。殺人、剝皮、酷刑、生育&hellip&hellip無一處不是血肉淋漓，令怯懦者掩面。中國傳統美學講溫柔敦厚，西方傳統美學講節制與對稱，講悲劇而非悲慘，但現代創作早就突破了這些陳舊的框範，有如蒙克的《嚎叫》一般。比如《紅高粱》中羅漢大爺被活剝了皮仍叫罵不止的場景，多麽峻酷壯烈的反抗，多麽驚天動地的慘劇！何須掩飾呢？無血痕便無燦爛，無慘烈便無強韌，無大真便無大美。莫言說：&ldquo隻有正視人類之惡，隻有正視自我之醜，隻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态人格導緻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lsquo拷問靈魂&rsquo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rdquo這看法我是贊同的。但在具體寫作中，情況往往複雜，正像有人說的，倘若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間理想的支撐，血腥描寫很容易堕落爲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縱，從而喪失向民間認同所應具有的人文意義。
五
莫言就是這樣一位具有突出的主體性、創新性、民間性、叛逆性的作家。不管有多少原因，在我看來，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根本原因還是他創作中的可貴的獨創性，以及他作品中獨特的中國經驗和中國心情，也可說是中國文化。但同時要看到，他的獲獎不是偶然的，如果沒有近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文化土壤，沒有融入世界的交流互動的文學環境，還像以前那樣禁锢和封閉，他不可能獲獎他的獲獎也不是孤立的，如果沒有一個優秀的勇于借鑒探索、刻苦勤奮創作的中國作家的群體，顯示出了某種新高度和平均數，他也不可能獲獎。
他的獲獎，當然是對他個人突出成就的褒揚，但也意味着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某種肯定，也許是漢語這個語種即将大規模進入國際主流文化圈的征兆。所有用漢語說話、用漢語寫作的人，都應該爲這個變化高興。它也許完全超過了許海峰在奧運會上獲得的第一塊金牌：那是中國人身體上的勝利，這是中國人文化上的勝利。莫言獲獎，讓文學的價值得到了有力的确認，讓普通大衆意識到，文學是一件很體面的事情。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标志性事件。
（原載《小說評論》2013年第1期，《新華文摘》2013年第8期全文轉載）
作家莫言作詩追懷雷達先生
莫言：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的浑融
文 | 雷达
莫言的创作丰赡，仅长篇小说就有十一部之多，而被他称为&ldquo三匹马，长中短，拉着我，一齐走&rdquo的中短篇小说部分，同样新意迭出，变化多端，若再加上他的散文和戏剧，真是难以细数。于是在这里，我不打算陷入对一部部作品的介绍和评价，我想从整体感受出发，从审美意识幻变的角度出发，从勾画创作个性的角度出发，描述莫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一
据说得于&ldquo一个梦境&rdquo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以黑孩的超现实的感觉和超强的意志力震惊了文坛，莫言遂一夜成名。其中的黑孩好似一个精灵，他大脑袋，细脖颈，好像始终没说过一句话，他眼里的太阳是蓝色的，他能听见头发丝掉到地上的声音，他敢攥发红的铁块，手心里发出了知了般的嘶叫声他承受着凌辱和蔑视，只有菊子姑娘能给他爱抚和温柔他只是一个瘦弱的少年，却有让人畏惧的冷硬。他梦见红萝卜是透明的，里面流动着银色的液体，萝卜的须子放出了金色的光芒。这个梦一下子击碎了工地上的残酷，照亮了人性的黯淡。这部小说流露出一种灵魂的疼痛感和早熟的孤独。其实，沉默顽强的黑孩就是少年莫言自己的&ldquo心灵造影&rdquo。莫言在此确立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制约他的童年视角。《透明的红萝卜》与《民间音乐》《大风》《石磨》《枯河》《断手》《白狗秋千架》等短篇共同构成莫言早期创作的阵容。而《透明的红萝卜》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然而，由中篇发展为长篇的《红高粱家族》毕竟是莫言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作品。这个象征性可能会伴随他的一生。谁都看得出来，红高粱系列小说与我国以往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它虽也是一种历史真实，却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处处留着主体猛烈燃烧过的印痕，布满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
就它的情节构架和人物实体而言，也未必多么奇特，其中仍有我们惯见的血流盈野，战火冲天，仇恨与爱欲交织的喘息，兽性与人性扭搏的嘶叫。然而，它奇异的魅惑力在于，我们被作者拉进了历史的腹心，置身于一个把视、听、触、嗅、味打通了的生气四溢的世界，理性的神经仿佛突然失灵了，我们大口呼吸着高粱地里弥漫的腥甜气息，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和融身于历史的&ldquo浑一&rdquo状态。于是，我们再也不能说只是观赏了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卷，而只能说置身于一种有呼吸有灵性的神秘氛围之中。其深刻的根源乃在于作家主体把握历史的思维方式之奇特、之突兀、之新异：莫言以他富于独创性的灵动之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簇新的一页&mdash&mdash他把历史主观化、心灵化、意象化了。作品在传统的骨架上生长出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不仅仅是一个&ldquo土匪&rdquo变成了抗日作品中的正面主角，不仅仅是十六岁的奶奶的青春&ldquo迸然炸裂&rdquo，也不仅仅是罗汉大爷的被割下来的耳朵在瓷盘子里活泼地跳动、叮当作响，而在于它把探索历史的灵魂与探索中国农民的灵魂紧紧结合起来于是红高粱成为千万生命的化身，千万生命又是红高粱的外显，它让人体验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并在对&ldquo种的退化&rdquo的批判里让人看得更加分明。
更为难得的是，作品体现出一种狂放不羁的书写的自由感。这与小说首创了&ldquo我爷爷&rdquo&ldquo我奶奶&rdquo及&ldquo我&rdquo相混搭的新颖的人称和叙述方式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作者善于打通甚至&ldquo穿越&rdquo历史有关。面对此作，我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历史有没有呼吸、有没有体温、有没有灵魂？历史是一堆渐渐冷却的死物，还是一群活生生的灵物？它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结，还是依然流注和绵延在当代人的心头？它是抽象的教义或者枯燥语言堆积的结论，还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温热着、吸纳着，因而不断变幻着、更新着的形象？人和历史到底是什么关系？人是外来的观摩者、虔诚的膜拜者、神色鄙夷的第三者，抑或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历史和现实又是什么关系？是隔着时空的遥望，还是无法切割的联结？昨天与今天，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ldquo承继&rdquo，还是精神上的&ldquo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dquo？
我发现，在这部作品里，到处都有作者叛逆笔墨的突显，到处都能看到作者与我们久经熏陶而习惯了的某种构成定式的抵牾。例如，我们是个讲究&ldquo容隐&rdquo和&ldquo尊卑&rdquo的古国，莫言却不顾&ldquo容隐&rdquo之德，放开笔墨写&ldquo爷爷&rdquo与&ldquo奶奶&rdquo的&ldquo野合&rdquo，又不顾忌尊卑观念，用恣肆热烈的眼光看&ldquo奶奶&rdquo我们的历史教义和多年来的惯例所描述的农民武装的发展图式几乎是固定的：在党的教育下由自在走向自觉，但余占鳌这个匪气十足、放纵不羁的游击司令却偏偏不肯就范于这种图式，走着完全不同的路我们惯于从政治角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圈定农民的性格面貌，但莫言却把他们从&ldquo拔高&rdquo的位置&ldquo降级&rdquo到本色的状态，写出他们的无组织、无思想准备、混乱、冲动而又盲目，同时写出他们自发的高昂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复仇情绪，写出&ldquo美丽与丑陋&rdquo的奇妙扭合。每个人物都不再受某种&ldquo观念&rdquo的挟制，全都解放了，全都在灵与肉、生与死、本能与道德的大撞击、大冲突中辗转挣扎、奋斗奔突再如，我们的审美传统讲求中和与适度，切忌血淋淋的场面和惨绝人寰的兽行入诗入文，以免玷污文学殿堂，然而莫言却毫不留情地撕开&ldquo恶&rdquo的帷幕。看吧，惨不忍睹的活剥人皮，禽兽般的蹂躏妇女，狗嘴的咂巴声，尸体的撕裂声，全都墨痕斑斑、历历在目&hellip&hellip正是传统外壳里裹藏的极端的反叛精神，使它成为一部&ldquo奇书&rdquo。他的这些要素，几乎贯穿此后他二十多年的写作此后虽有更加汪洋恣肆的表现、更加光怪陆离的奇幻变形，但总体上却离不开这块审美奠基石。
二
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观念爆炸，就没有莫言没有作为农民之子，有过近二十年乡土生活亲历和&ldquo穿着军装的农民&rdquo的当兵经历，也就没有莫言但同样，没有莫言作为一个天才作家的超人异秉，更不会有莫言及其作品。一日，莫言偶然看到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两万字的序都没看完，就兴奋得跳了起来，他说他要像福克纳老头一样，他也要高举起&ldquo高密东北乡&rdquo这面大旗，把这片土地上的河流、村庄、痴男怨女、地痞流氓、英雄好汉统统写出，创建一个&ldquo文学共和国&rdquo。他要做这个&ldquo共和国&rdquo的国王，主宰一切。于是，东方一片狭小的乡土&mdash&mdash&ldquo高密东北乡&rdquo，变成了&ldquo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rdquo成了集结着反抗、冒险、复仇、情欲的一片传奇味儿十足的土地。后来莫言说，他确实受了福克纳的启发和影响，但没有福克纳他想他最终也会这么写的。这话我相信。
不过，有必要弄清，莫言笔下的&ldquo高密东北乡&rdquo，作为&ldquo原乡&rdquo，既是一种实存，又是一种臆造物，既是创作的驱动地，更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发酵地。曾有过报道，不少人跑到高密县去寻找东北乡，寻找发生野合的&ldquo高粱地&rdquo，无不失望而返。可见，它不是自然地理，而是一个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作家既视之为源泉，同时又不断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从这片原乡升腾而起的关键词应该是：民间、生命力、图腾、自然力、狂想、暴力、祖先、历史、血痕等等。莫言的所有灵感似乎都来自于乡土，但他只是从乡土出发，而不是拘泥于乡土的精细写实和原貌复制。其笔下的乡土是野性的、梦幻的、恣肆的、血腥的、超验的，一句话，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是洋与中的结合，因而，它们其实是超越乡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莫言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ldquo乡土作家&rdquo，也不是什么&ldquo文化寻根作家&rdquo。
现在人们很强调莫言对西方和拉美文学的学习、借鉴，有人称他为&ldquo中国的马尔克斯&rdquo，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说，莫言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授奖词的翻译法虽小有差异，实质并没有多少不同），包括我上面引述的莫言对李文俊译本的敏锐反应，似乎都在说明，莫言受外来审美元素的影响很重，这甚至在某些人眼中，是他获奖的最重要理由之一。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我感到莫言并没有对西方或拉美先锋小说下过什么&ldquo读书破万卷&rdquo的功夫，他不过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几本，或细读，或浏览而已，后者居多。关键在于，他的胃口特好，消化能力特强，他能将他邦的血肉、最新潮最尖锐的审美元素吃下去，消融掉，转化成自己的能量。他有独异的灵性，善于用灵性激活历史，激活记忆。事实上，莫言从创作开始不久，就是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学精华，更注重从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中国民间的文化形态、中国民俗的话语智慧中汲取营养的。环视中国文坛，多年来学习魔幻、荒诞、变形、意识流、黑色幽默之类的作者太多了，有的人还模仿到可以乱真的地步，但能真正长成参天大树者，又有几人？到头来大都跳不出形式的外壳和自我的重复。问题症结就在于能否将外来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血肉，在于有无内在的根因、超强的消化能力和神秘的灵性。所以我说莫言是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的浑融&mdash&mdash浑者，浑而为一融者，水乳交融。
当然，在莫言身上，确也存在着先锋性与本土性、实验性与民族化，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之间的相互碰撞、激荡、交融，且时有侧重的情形，但最终，莫言走了以民族化、本土化、民间化，以继承与转化中国审美传统为根本的创作路线。有相当一段时间，莫言过于沉迷于超验的感觉，极端的变形夸张，搭配最能诉诸感官冲击力的语词，形式的因素明显压倒了精神的探求。《丰乳肥臀》虽采取家族小说框架，但它仍是《红高粱家族》精神的延续和扩展，透过上官鲁氏的一生，她和其他人生下了八个女儿，和瑞典人马洛亚牧师生下了上官金童，这些姐妹的亲属关系构成20世纪的权力高层和民间势力的盘虬，通过描写一个家庭来反映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作品讴歌了母性之宽厚博大，生命之生生不已。但像司马库这样复杂多端的恶魔加天使式的实实在在人物，在作品中却并不多见。由于时间跨度过长，莫言只能以感觉化、狂欢化、象征化的笔墨纵贯全篇。作品受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比较明显。
这个时期，莫言仍偏重于吸纳西方和拉美文学，突出先锋性，或者说，他沉醉于天马行空波诡云谲的想象、构思与笔墨。《十三步》里的魔幻气息很重，《酒国》里的&ldquo红烧婴儿&rdquo&mdash&mdash吃童子肉，一面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贪婪、欲望、腐败，带有强烈的象征性，一面让人想起拉美文学如《总统先生》中侍者端上来的盘子里盛的是人头，还有眼镜蛇攀缘楼梯之类奇幻情景和荒诞手法而在《球状闪电》《爆炸》《金发婴儿》《欢乐》《红蝗》等作品中，虽有许多新颖的发现，但总觉得感觉在爆炸，话语在膨胀，失去了必要的分寸和节制，阅读活动变成了一场语词的狂轰滥炸。我认为，此时莫言的创作空前旺盛却也出现了某种徘徊与停滞，显得既密集又有单一之感。
三
就在这前后，莫言意识到过于贴近先锋有失去自我的危险，他把马尔克斯比作&ldquo火炉&rdquo，他要保持距离，免得被&ldquo烤化&rdquo，他倡言要向民间文化探迹寻踪，他称之为&ldquo大踏步后撤&rdquo。这一顿悟具有非凡的革命意义。他的突围是从《檀香刑》开始的。大概不会有人想到，小说主人公是大清刑部的&ldquo头号刽子手&rdquo，不会想到写义和团会从这样一个奇怪的角度切入，不会想到它的语言是如此的韵白间杂，朗朗上口，近乎中国戏曲中的宾白，灵感来自他家乡的猫腔。整个构思，大约只有&ldquo鬼才&rdquo才想得出来。它与正史相去甚远，却把互不沾边的角色如袁世凯、戏子、刽子手、美女、县官&ldquo捏&rdquo在一起但你不能不承认，它深触了中国式的&ldquo吃人的筵宴&rdquo，独创性地揭出了中国式的&ldquo让人忍受最大痛苦再死去&rdquo的刽子手文化的凶残和黑暗无边。其中的酷刑&mdash&mdash檀香刑完全出自莫言的幻想。杀人变成了一场狂欢节。我在大力肯定这部作品独出心裁地揭开了中国文化中不为人注意的阴冷幽暗的角隅，带给人陌生化、感官化的强烈刺激的同时，也有过一点批评。我认为，《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是写生与死的极端情境，它对死亡、酷刑、虐杀、屠戮的极致化呈露，无疑增加或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比之拉奥孔惨烈多了。但是，写着写着，小说似乎陷入了对&ldquo杀人艺术&rdquo的赏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的酷刑天地中，在施虐与受虐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情不自禁地为暴力的登峰造极而喝彩。刽子手的戾气和酷刑的血气，使读者觳觫。作为演示刽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作为人的文学，又不能不说寒气袭人。
在我看来，沿着这一传统化、民间化的路线，获得更大成功的当属《生死疲劳》。它在美学上达到的高度令人赞叹。这部被翻译为《西门闹和他的七世生活》的小说同样受到国际读者的赞赏。小说面对的是建国以来五十年中国农村的政治运动、历史变迁和农民的命运浮沉，跨度大，评价难，若用常规写法几乎无法处理。但莫言出奇制胜，他借用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连&ldquo生死疲劳&rdquo的题目，也都借自佛偈，小说让亡灵与生人、活人与畜生，让地主、农民、干部，同处在一个生死场上。如此处理政治与农民、土地与生存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异而出人意外的创新。如果《檀香刑》不免显得过于离奇，那么《生死疲劳》就是一部中国农民与土地的生死恋的深刻反思之作，主题宏大、深邃，有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表现形式也奇特而睿智。地主西门闹变为驴、牛、猪、狗、猴等畜类的过程，并非猎奇、玄虚、玩形式花样，人与动物的感应、人性与动物性的转换，十分自然，开辟了一种空前自由的视角，调动了全息的大自然，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不妨随便摘引几句：&ldquo我看到你的爹蓝脸和你的娘迎春在炕上颠鸾倒凤时，我，西门闹，眼见着自己的长工和自己的二姨太搞在一起，我痛苦地用脑袋碰撞驴棚的栅门，痛苦地用牙齿啃咬草料笸箩的边缘但笸箩里新炒的黑豆搅拌着铡碎的谷草进入了我的口腔，使我不由自主地咀嚼和吞咽，在咀嚼中，在吞咽中，又使我体验到了一种纯驴的欢乐。&rdquo这不是辛酸之至，又啼笑皆非吗？小说的民族化审美观的努力不只是采用了章回体，通过六道轮回成就了中国式的荒诞与魔幻，语言上返璞归真、平易畅达、朴实简洁，有古典小说风，更重要的是，它超越了传统，具有现代的人文精神。在我看来，莫言并无通过此作要重新全面地评价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等等政治运动的历史功过的意思，但西门闹的变为畜类而乡土之恋不绝，长工蓝脸的受尽孤立而多年誓死不入社，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但作品突出表达的无疑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人的尊严的不可侵犯，以及农民与土地之间不可解的血肉情缘。
有人认为，《蛙》不是莫言最优秀的作品。就看怎么看了。《蛙》表现了莫言关心政治、关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一面，涉及政策又超越政策，上升到生命的尊严和人类的大爱上。我不同意把《蛙》的主题简单解释为&ldquo讥讽独生子女政策&rdquo，这是不懂中国国情的自以为是。事实上，《蛙》充满了矛盾，表现了生的权利与暂时不得不在生育上有所遏制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姑姑从一个人人敬重的妇科医生，走向了人人诅咒的魔鬼，也正是这一悲剧性冲突的反映。小说是以给国际友人的四封信和一个独幕剧来结构的。很久以来，莫言的小说里就有潜在的国际读者和全球话语元素，《蛙》也不例外。在语词的绚烂与否上，当年天马行空的莫言似乎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派平实的白描，是一脉现实主义的内敛与深邃。
四
综观莫言整个创作，外显的东西是想象力、魔幻性、超现实、新异感觉之类，这使得有些人认为，莫言的创作中总是感性淹没了理性，外在的形式因素太浓重，不见思想和哲理的闪光，因而他不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作家。或者说，他的思想性比较薄弱。这种看法在不少研究者和汉学家中存在，这看法对吗？
我认为这种看法比较皮相，站不住脚。看一个作家深刻还是肤浅，首先要看他有无强烈的主体性。主体意识才是作品价值的立法者。作家的思想应该深埋在形象世界，而不必戳露在外。在我看来，莫言是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农民精神和道德理想的作家，他很难到农民之外去寻觅他所向往的理想精神，这可以说是他至今未必意识到的潜在危机，但也是他不断成功的坚实根由。他的作品贯穿着尊重人、肯定人、赞扬大写的人的精神，贯穿着强烈的叛逆性和颠覆性。他笔下的农民主人公，大多不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可怜人，而是反抗者、叛逆者，比如，具有超人意志力的黑孩，&ldquo纯种红高粱&rdquo式的余占鳌，以及&ldquo不怕下十八层地狱&rdquo的戴凤莲，还有上官鲁氏、蓝脸、西门闹、姑姑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莫言描写的人物大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试想，主体性如此强大的作家，能说没有思想吗？不过也应该看到，莫言是一位具有中国式的酒神精神的作家。这也是我多年来的看法。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写酒之处实在太多了，更是因为，他的人物所体现的勇气与激情，是与冷静睿智、凝神观照的日神精神相对峙的，是以&ldquo酣饮高歌狂舞&rdquo来作为&ldquo行动的象征&rdquo的。也就是说，他毕竟是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作家。莫言自己说，我更多的还是一个&ldquo素人作家&rdquo，靠灵性、直觉、感性和生活写作，不是靠理论、靠知识写作。这是清醒之论。
有人看到我说&ldquo莫言骨子里浸透了农民精神和道德理想&rdquo，看到我指出这既是他成功的&ldquo坚实根由&rdquo，又是他的&ldquo潜在危机&rdquo，就认为我在矮化莫言甚至污蔑莫言。我想，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农民精神和道德理想的问题。长期以来，按阶级论，农民是小生产者，其特性就是自私、保守、狭隘、软弱、忍从、狡猾，顶多为了肯定一下，承认其勤劳朴实、忍辱负重。鲁迅先生批判国民劣根性，由对阿Q的批判，似更加强了对农民不觉悟的批判。于是一提农民意识、农民精神，就是贬义。我认为这并非什么不可动摇的定论。鲁迅先生晚年说过一段话，我认为极其重要：&ldquo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rdquo（《致尤炳圻》鲁迅《致尤炳圻》，见《鲁迅全集》第13卷。）。对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古国而言，农民就是人民的主体，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为什么非要把那么多恶谥强加给历史的创造者呢？莫言特别擅长写农民的&ldquo自发反抗&rdquo&ldquo自我解放欲&rdquo，写原始生命力的高扬。莫言说过，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有一颗农民的良心，不管农民采取了什么方式，我和农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的民族之所以繁衍不绝不被征服，不正是一代代人民在叛逆和反抗中奋然前行所致吗？当然，他的&ldquo创作危机&rdquo也是存在的，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作家，莫言的价值观、理想性以及如何更加开阔、更加高远、更加具备人类性的担当，也许是亟须提升的。
谈莫言的主体性，有个问题不可不谈，那就是被称为暴力美学的评价问题。没有暴力和血腥的表现，莫言就不成其为莫言了。杀人、剥皮、酷刑、生育&hellip&hellip无一处不是血肉淋漓，令怯懦者掩面。中国传统美学讲温柔敦厚，西方传统美学讲节制与对称，讲悲剧而非悲惨，但现代创作早就突破了这些陈旧的框范，有如蒙克的《嚎叫》一般。比如《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活剥了皮仍叫骂不止的场景，多么峻酷壮烈的反抗，多么惊天动地的惨剧！何须掩饰呢？无血痕便无灿烂，无惨烈便无强韧，无大真便无大美。莫言说：&ldquo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正视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lsquo拷问灵魂&rsquo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rdquo这看法我是赞同的。但在具体写作中，情况往往复杂，正像有人说的，倘若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血腥描写很容易堕落为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从而丧失向民间认同所应具有的人文意义。
五
莫言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突出的主体性、创新性、民间性、叛逆性的作家。不管有多少原因，在我看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还是他创作中的可贵的独创性，以及他作品中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心情，也可说是中国文化。但同时要看到，他的获奖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土壤，没有融入世界的交流互动的文学环境，还像以前那样禁锢和封闭，他不可能获奖他的获奖也不是孤立的，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勇于借鉴探索、刻苦勤奋创作的中国作家的群体，显示出了某种新高度和平均数，他也不可能获奖。
他的获奖，当然是对他个人突出成就的褒扬，但也意味着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肯定，也许是汉语这个语种即将大规模进入国际主流文化圈的征兆。所有用汉语说话、用汉语写作的人，都应该为这个变化高兴。它也许完全超过了许海峰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那是中国人身体上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文化上的胜利。莫言获奖，让文学的价值得到了有力的确认，让普通大众意识到，文学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原载《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3年第8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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