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企业纷纷倒闭 投资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實習生 周嫒萌I浙江報道　　前不久在浙江召開的“第二屆中國民企投融資大會”上，主持人問台上來自官産學各界的嘉賓：在未來兩三年之内，浙江中小企業将會出現百分之幾的倒閉？　　問題的答案較爲集中，絕大多數的嘉賓寫下的是：20%。　　對于經濟學界，20%的企業要倒閉，這并非一個意向不明的數據。“如果達到20%，倒閉潮就真的要來了。如果政府有很好的政策，企業倒閉不會上升到20%，如果沒有政策，将會進一步惡化。”經濟學家辜勝阻在會上提醒說。　　政府政策的底線究竟在哪裏？大家心裏都沒底。　　“空心化”是一種趨勢　　2011年，浙江的企業界一片蕭瑟。最壞的結果或許不是企業倒閉，而是企業家的信心沒了。　　“在中國，做企業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蔡其文對自己得出的這個結論很無奈，語氣中充滿了哀怨。　　蔡其文是浙江省芸芸小老板中的一個。他的企業主要貼牌生産家具和兒童玩具，銷往德國和日本，旗下員工約500人，今年的産值大約在6000萬。　　在浙江，多的是像蔡其文這樣沒有自主品牌、沒有核心技術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所處的大環境裏，他們一直需要面對稅收、彙率、融資、土地等等問題，隻是今年的形勢更嚴峻。所謂的“三荒兩高”集中地來了，電荒、錢荒、人荒，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價格上漲。　　在目前的形勢下，他基本是以成本價向客戶報價，然後靠國家出口退稅這一塊來維持利潤，甚至還要從退稅裏拿一部分出來補貼到成本裏去。“你不做，有的是人做。”蔡其文說。　　蔡其文介紹，員工工資平均在2500元～3000元左右，近500個員工每月工資支出過百萬。再除去各種稅收、銀行利息，一年下來，如果還有利潤的話，有個幾十萬的淨利潤已經很好了。　　“這樣一分一厘地積累起來，再投入，擴大再生産，一年到頭手上是沒錢的，一輩子也是沒錢的，除非企業停了。” 蔡其文說，當年與他在同一财富起點上起步的許多老板，後來放棄了實業，轉向了投資，财富的積累比他快多了。　　他也很會安慰自己說，“制造業的特點就是一步一步壯大，企業的發展需要慢慢地積累，我從來沒想過一夜暴富。如果狠心咬牙堅持下去，相信總會看到光明的一天。”　　但像他這樣的企業，規模不大，沒有自己的品牌，沒有核心技術，沒有太多的科技含量，他幾乎也沒有妄想過“什麽轉型升級”，那是一件看起來很遙遠的事情。　　蔡其文的堅守，讓他的老板朋友們心生敬意。因爲他們中更多的人選擇了将生産規模縮小到最小的程度，甚至棄實體而去。　　浙江省工商聯研究室主任周冠鑫曾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分析：大部分大型民營企業的資本配比基本實現“三三制”，即主業、房地産、金融證券投資三分天下，而且後兩塊投資比例越來越高，進一步限制了對主業的投資。　　以溫嶺市爲例，位列前幾強的企業，主業都有房地産項目。“有些企業投資的副業大大超過主業，投資不當也有可能死掉。”溫嶺市科學技術局原局長林應勤很擔憂。　　事實上，也不乏這樣投資不當而陷入困境的例子。　　在溫州，此前傳出倒閉的三旗集團，原以電纜爲主業，但在貨币政策擴張期間，這家企業頻頻投資房地産、釀酒等多行業，最終陷入了财務危機。而最新傳出倒閉的天石電子公司，在多地均有投資項目，在股市上的投資也不少，最終導緻了資金鏈斷裂，老板逃跑。　　在不斷傳出企業倒閉的同時，民間資本在浙江的投資也顯不足。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近10年來，浙江投資率增速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以2009年爲例，全國的投資率爲65%，浙江僅爲47%。　　這些個體的選擇，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一個城市乃至一個省的經濟全局？　　在過去的10年，浙江GDP增速已經連續10年下滑，且近6年，浙江GDP增速連續低于江蘇。在長三角經濟總量中，浙江所占比例呈持續下降态勢，在全國的GDP排名中，雖位列第四，但已被前三名拉開較大差距，又被位列其後的河南緊追不舍。　　浙江的産業空心化之憂，已經越來越甚。　　溫州：“金融中心”可能嗎？　　最先傳出“企業倒閉潮”的是溫州。但很快遭到了官方的否認。　　近日，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溫州官方主動提供了一組數據，希望對“倒閉潮”一說予以澄清。該組數據顯示：今年 1—5月，溫州市新注冊中小企業1909家，注銷戶數360家，全市在冊中小企業數超過7.3萬戶，創曆史新高。　　以官方的統計來看，“倒閉潮”之說，或許有吸引眼球之嫌。但大多數的企業在微利經營、虧損經營，甚至将生産規模壓縮至了極限，這是不争的事實。溫州市經貿委的一份調查顯示：在其重點監測的35家眼鏡、打火機、制筆、鎖具等出口導向型企業中，虧損的占四分之一強，僅三成企業利潤保持增長。行業平均利潤率爲3.1%，利潤率超過5%的企業不到10家。　　“很多企業已經吃不消了，基本上處于半停半開的狀态，但還是硬着頭皮在撐，一停工，工人跑掉了，再招就很難了，所以都是壓縮規模在維持。”溫州市一位政府官員說，上半年很難，依形勢看，下半年更難。他估計，繼續這樣下去，很多企業将熬不過四季度。　　《中國經濟周刊》在溫州企業界走訪了解到的情況是，“關門大吉”的企業數目已呈快速上升的态勢。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分析，“一些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兼并重組，應該在兩年前就進行了，但金融危機期間發放的天量貸款，把他們給救了，現在央行收回流動性，一些企業受不了。”　　事實上，在溫州，很多企業家告訴我們，近些年，大家早已不願做實業。從實體經濟出來的錢，一部分集中于炒房、炒股、炒資源上；另一部分則進入高利貸、私募基金、資本運作等領域。　　在2010年，樂清市政協曾經做過這樣一項調查，被譽爲低壓電器之都的柳市鎮，全鎮規模以上的企業，70%以上利潤是來自其他投資而非電器。溫州市人民銀行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從2003年起，溫州市企業家對實體經濟擴大再生産就産生了嚴重的信心不足，更多的企業都把實業當作融資平台，并借力民間借貸，參與投資外省市項目。　　溫州産業的“空心化”以及建立于“空心化”基礎上的虛拟化已經是一個老話題，但在這個經濟環境不太好的年份，它再一次成爲熱點。　　在張震宇看來，“在像溫州這樣的經濟發達地方，産業空心化有什麽關系？第二産業下降一點，第三産業上升一點，這本身就是一個趨勢。實體經濟就是要轉移掉一點，再把高端的引進來。”　　他認爲，産業“空心化”之後，溫州可以在兩方面做文章：一是像迪拜那樣發展旅遊業，最近溫州一幫民間的資本投入到了遊輪上去；第二，就是發展金融服務業。“這樣，在溫州的大街上走的都是白領，有什麽不好嗎？每棟大樓裏面全部搞資本運作，稅收都在億元以上，有什麽不好嗎？溫州成爲全國民間資本集散中心，有什麽不好嗎？”　　這或可視爲溫州當局的一種态度。　　問題是，溫州是否已經具備條件？成爲金融中心的主要前提是擁有大量具有活力的中小企業以及自由流動的資金。　　在張震宇看來，這個地方已經積聚了資金集中和擴散的基本條件：第一，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溫州民間完成了大量的原始資本積累。第二，溫州本身有大量的中小企業存在。“幾十萬在海外的以及散布在全國的溫州人，一旦回到家鄉來，就有大量的資金集中起來。”每年春節的時候，溫州會有大量的資本回流，春節過後，大量的資本又向全國擴散。　　大量的溫州民間資本在省内外快速自由地流動和聚集已成爲事實。但另一方面，溫州“低端、分散、弱小”的産業基礎，是一個弱勢，而且越來越明顯。迄今爲止，溫州市的上市企業僅6家。全國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兩個城市，一個是東莞，另一個是溫州，上市的企業卻很少。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張震宇分析：一方面，溫州的民間不缺錢。另一方面，溫州的很多中小企業本身就是家族企業，财務不規範，管理不規範，股權結構不規範，一旦上市，要求全部信息要公開和規範化，這使得企業的意願不高。　　但現在這種情況慢慢在改變。“中小企業也感覺到了上市是一條重要的途徑，可以到資本市場去，可以作爲公衆企業，促使公司的治理規範化。另一方面，同行業的其他企業上市了，如果他不上市，可能就要面臨被淘汰。”這種示範效應也在逼迫企業走向規範化。據悉，溫州今年在排隊上市的企業已經有5家。　　在《浙江省“十二五”金融業發展規劃研究》中提出，浙江要打造“中小企業金融中心”和“民間投資管理中心”，以杭州、甯波、溫州爲核心，建立3個功能互補的金融集聚區和輻射區。　　根據張震宇的介紹，溫州市政府已經劃出大片土地來規劃建設一個金融集聚區，“所有的金融機構都集中在一起，把全國的乃至世界的溫州人都請到這個樓宇裏來。那個時候高端人才自然就會進來。”　　然而，是不是有了資金和樓宇，高端人才就會進來？金融業就會進來？從邏輯上看，這未免過于簡單。　　進入溫州，你大概會訝異于這個地方的城市化進程與其經濟發展程度之間的差距。但若是與這個城市“低端、分散、弱小”的産業基礎相聯系，倒也是匹配的。　　在這個城市裏，街道、綠化、樓宇，淩亂而缺乏規劃；奔馳、寶馬、路虎竄駛在老舊、狹窄的街道上，混亂而無序；破敗的棚戶區極不協調地散落于豪華的高端住宅與商業樓宇之間，尴尬且毫無掩飾……破敗、陳舊而淩亂，是這個城市呈現于人前的面貌。　　伴随着整個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這個城市因公共服務産品供給的不足所帶來的滞後已經越來越明顯。與上海、杭州相比，則更爲遜色。　　事實上，溫州本地的一些企業在發展壯大之後，也相繼把總部或研發中心搬到了上海、杭州等地。溫州市市長趙一德曾對媒體坦言，溫州現有的平台、空間、環境，都難以與城市戰略地位的提升、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相匹配。　　這是溫州今後着力解決的難題。　　在最近一段時間的《溫州日報》上，常常出現的新聞是：該市的書記、市長在大規模地種樹，拆違，清理垃圾。　　當地政府已經意識到，政府必須主動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務産品，創造新的發展空間與環境，才可能讓優質的企業和資本回流到溫州本土上來。　　溫嶺：一個小縣城的轉型困境　　台州的縣級市溫嶺，像是另一個縮小版的“溫州”。　　在這個人口密度最高的小縣城，每三四戶人家裏就出一個小老板。村鎮上，家家戶戶都是小企業、小作坊。這些人依靠着自己的勤奮和對市場的敏銳，偶爾也要偷稅漏稅，拼命掙紮，野蠻生存了下來。　　這個小縣城50%以上的稅收來自中小企業，80%以上的就業靠中小企業來解決。　　在這個中小企業的艱難時世，“跟不上形勢而倒掉”的小企業已經越來越多。這裏，也是此次宏觀調控的重災區。　　“倒掉一批無所謂。我們這個地方的企業太多了，工商、财稅，都已經管不過來了。”溫嶺市科學技術局原局長林應勤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說，對于當地政府來說，多一些GDP、少一些GDP已經無所謂。　　“但一旦溫嶺那些以機械制造爲主的企業倒閉了，那将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信號。”這是林應勤最大的擔憂，依目前的調控力度來看，他不認爲自己是杞人憂天。　　林應勤所指的這些産業，占有很大的國際市場，上繳大量的稅收，需要一定技術和資金投入。那是當地政府要竭力保住的企業。　　僅以土地資源來看，溫嶺已經很難容納更多的小企業了。這個小小的縣城，房價平均已高達2.5萬一平米，工業用地已經是180萬一畝。而在江西一些欠發達地區，工業用地僅3萬一畝。　　“沒辦法，人多地少，土地已經不可能降下來，産業要流走，資金要流走，人才也要流走，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去。”據粗略統計，這裏走出去的老板大約有近40萬，進來的打工者大約有60萬。　　這麽多的外來人口，對當地的社會治安是一個很大的壓力。随着一些小企業的倒閉，失業人口增多，當地的社會治安已經出現了不和諧的迹象。根據當地人反映，命案明顯增多，殺人搶劫事件呈上升之勢。　　“人空閑下來，沒錢的時候，比物價上漲還要可怕。”林應勤提醒，宏觀調控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就業問題。“失業的這批人，不安撫好，是要出大問題的。”　　對于這樣一個容量已經逼近極限的小縣城來說，除了官方語境下進行“轉型升級”和“騰籠換鳥”，似乎已經沒有更好的出路。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籠子”騰出來之後，高端産業能否進來，當地的企業能否實現轉型升級是個問題。　　當地一位工業經濟局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關于轉型升級、技術創新的文件，他們學習了很多，但真正做起來，難度非常大。“現在看來，這更像是一個理論上講講的口號。”　　這個以小機械生産爲主的縣城，這麽多年，一直想辦一個技術類的大專院校，可以爲企業提供專業的人才和技術支持，“爲此，還專門去北京跑，跑了兩三年，但一直未獲批準”。　　“就卡在這個地方了。”林應勤認爲，轉型升級已經不是溫嶺市政府自身能夠解決的問題。“你不可能解決一些根源性、體制性的問題，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努力了，但現在确實沒有能力去解決它。”　　本地的企業因此很難做成規模。事實上，一些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中小企業也并不十分想做大，企業做大以後，管理跟不上，一跨就垮掉了。“老板自己的素質跟不上，要請别人來也不放心。”他們坦陳。　　這兩年，溫嶺市圍墾了5萬畝的土地，按規劃，大概拿出五分之一的土地要招進全球500強的企業。“市長天天在招商，結果還是招不到大企業。”溫嶺市一位主管經濟的官員說。　　土地不便宜，區位也并不占優勢。改革開放之前，從溫嶺到杭州，很擠的一個長途車，要坐12～14小時。現在交通改善了，但在全省還是不占優勢。　　這裏幾乎沒有很具吸引力的招商條件。　　有一次，上述這位官員在大連出差，有人問他是哪裏人，他說是溫嶺人。對方一聽，說：哦，溫嶺我知道的，這個地方錢比較多，但城市很破爛，房屋一棟一棟很密很擠的。　　“溫嶺給人的就是這個印象。”這位官員繼續說，城市裏應該有的文明這裏是沒有的，城市裏有的弊病這裏全有。例如，這裏的環境髒、亂、差；又例如，這裏的人，城市化文明程度較低，“沒事就喝酒，很少搞一些比較健康的文體活動”，事實上也很難找到像樣的鍛煉場所；再例如，這裏每天上下班高峰期交通的擁堵絲毫不“遜色”于大城市，“每天上下班，都堵得滿滿的，去年平安夜堵了4個小時。”　　溫嶺人有很多的牢騷。　　這裏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政府最初的“無爲”使得溫嶺人依靠最初的自由的市場經濟走出了貧窮，哪個行業賺錢就轉到哪個行業。但這種“完全的自由”和“政府的無爲”帶來的無序，又成爲了新的煩惱。　　“現在政府也在努力幹，但很難。政府如果想要下一個什麽令，去引導一個什麽行業，在這裏是行不通的。這裏的老百姓比你聰明多了，他們不會理你的。”這位主管經濟的官員自我調侃說。　　确實，雖然它沒有懷揣像“金融中心”這樣的野心和壓力，但現在看來，這個小縣城的問題不比溫州好解決。 （轉載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