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位下沉时代拒绝躺平的精神贵族

本文删節版刊于《财新周刊》2021年第22期6月7日出版，作者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教授。此處爲完整版。

20世紀20年代，梁啓超面向清華大學、東南大學、上海青年會等多種機構、社團，以當時的新青年爲主要對象，先後做了三十餘場通識性講座，如今這些講演被編輯彙集到一本别緻的小書《緻&ldquo新新青年&rdquo的三十場講演》，配了導讀與評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出版。一百年後的中國青年，同樣在面對一個高度不确定的世界與世代，内心也充滿了掙紮與焦慮，也在面對人生何去何從的終極之問，重溫一生政學兩栖終以文章著述傳世的任公這些講演文字，體悟滲透在這些白紙黑字之中的拳拳之心，無疑對于當下的中國青年别有一番意義。

因爲是作爲&ldquo過氣&rdquo的人生導師，面對處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發表講演，所以沒有挾洋自重的傲慢，更沒有倚老賣老的矯情，反而是在一種自省之中與青年人的促膝談心，平常話語中多了幾份自然的真誠。真正能夠滋養人心與人生的，往往就是這樣一些從心靈世界中流淌出來的文字，何況任公讀史閱世多年，更是字裏行間濃縮着生命的經驗與智慧的結晶。

01

&ldquo無論做何事，必須真做得好&rdquo

1926年11月，清華大學研究院舉辦第一次茶話會，參與者包括校長曹雲祥、導師梁啓超、陳寅恪等以及研究生30餘人。任公做了一個演講批評現代教育的諸種問題，尤其是&ldquo隻注重知識教育而忽視德性教育&rdquo的偏向，在演講中，他倡導清華園的學生要立志于做第一流的人物，也即是希望培養具有精英意識的現代知識貴族。他說：

諸同學出校後，若做政治家，便當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個腐敗的官僚若做學問家，便當做第一流的學問家，能發前人所未發而有益于後人若做教員，便當做第一流的教員，中小學教員不算寒酸，大學教員不算闊第一流的小學教員，遠勝于濫竽的大學教員。總之，無論做何事，必須真做得好，在這一界内必做到第一流。

這就是對于何謂知識貴族的最佳诠釋，我曾經在紀念清華大學一百周年的文章《大學之道與清華之魂&mdash&mdash清華百年校慶之後的反思》中寫道：

在一個高等教育平民化和大衆化的時代，清華大學不能因此而放棄培養智識貴族和精神貴族的責任。貴族不是見利忘義的暴發戶，貴族也不是首鼠兩端的政治投機分子，貴族更不是迎合大衆的違心之徒，跟貴族相匹配的是文化情懷、政治意識和公益精神，尤其是文化上的創造能力和經典的生産力。清華應該積極創造讓貴族能夠産生的校園空間，讓未來的精神貴族不再受到追名逐利的主流價值觀的壓抑和異化，也讓他們能夠遠離意識形态的規訓，而自發生長出自由而獨立的精神世界。

這也算是隔着近百年的時空對于任公當年講座精神和主旨的一種呼應吧，所謂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之所以如此強調追求卓越和承擔責任的貴族精神，是因爲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曾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一流名校的年輕一代人大都在瘋狂的應試教育、補習班和社會風氣的浸染之下，成了&ldquo精緻的利己主義者&rdquo，如何超越這種極端自利而逃避公共責任的卑微人格，重溫任公當年的演講不失爲一種汲取精神資源的有效方式。

這種精神引入政治場域，就成爲一種韋伯所言的政治家精神，而非官僚主義和政客風氣，正因爲此，任公強調有志于從事政治的青年人應該對于何謂政治及何爲政治家的修養具有一種清醒自覺的認知，這樣才能在一個濁浪滔天同流合污的時代盡可能做一個原初意義上的&ldquo政治人&rdquo，即政者正也，仁者愛人的政治家。他在1925年12月爲清華大學政治學研究會所做講演《政治家之修養》，可與1918年底韋伯在慕尼黑大學面向德國年輕一代學生的經典演講《政治作爲一種志業》交相輝映，形成了20世紀人類演講史上的雙子星座。任公強調作爲政治家必須有學識之修養、才能之修養和德操之修養。耳濡目染清末民初之暗黑政治的任公特别重視德性之修養：

若吾人有志欲作真正之政治家者，首先必須抱定有&lsquo忍餓&rsquo之決心，否則随波逐流，與惡社會相浮沉，不數年，即沒世無聞。此不特贻害國家，亦徒然犧牲一生。吾願吾人有志走政治路者，先具有&lsquo至死不變強者矯&rsquo之精神，與夫&lsquo臨大節而不渝&rsquo之操守。

此古人所言&ldquo臨難毋苟免，臨财毋苟得&rdquo之高貴精神也。與此同時，面對當時中國黨派化政治的極端傾向，和黨同伐異的不容忍的風氣，任公在這次講演中也有感而發：

在今日民主政體之下，政治家惟一之道德，在能容納異己&mdash&mdash能有容納反對黨之氣量。否則，欲出于一己之自由壟斷，則其結果必至反至于專制。不應全無證據，而動辄诋毀他人之人格不應遽爾以&lsquo賣國賊&rsquo三字，爲攻擊敵黨無敵之利器。又敵黨當權之時，應盡監督之責，而不應有&lsquo撤台&rsquo之行爲。此種舉動，可谥之爲&lsquo極無價值之消極抵抗&rsquo。又如同議一案，敵黨主張，爲我所反對，然我應須有充分之理由，與之辯論，不可作&lsquo意氣&rsquo之争鬧。又一經通過之後，則吾個人或少數人，雖始終持反對之态度，不少改變，然同時必須履行服從之義務。盡可繼續無窮，提出于下次會議，而當時則不可不服從多數。是固在一定軌道上之政治，必須有容納敵黨之容量。

這種旨趣也是晚年胡适在《自由中國》發表的名篇《容忍與自由》中所反複呼籲的一種政治風度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其早年的朋友陳獨秀到了晚年，在四川江津也領悟到容納反對黨的自由對于一個國家或一個政黨健康的政治生命是何其重要。

02

&ldquo無精神生活的人，知識愈多，痛苦愈甚&rdquo

在任公看來，一個人的志氣極爲重要，有志氣的人才會守住底線，有所不爲，才會勉力做到不&ldquo曲學阿世，侮食自矜&rdquo，而在關鍵的曆史時刻又能夠擔當大任，成爲文化托命之人和承擔政治責任之士，這一點也是陳寅恪先生在《贈蔣秉南序》中所反複強調的&ldquo貶斥勢利、尊崇氣節&rdquo的精神意涵。任公1924年在清華學校演講時談論怎樣涵養品格和磨練智慧時鄭重指出：

一個人若有信仰，不獨不肯做卑污苟且的事，且可以忘卻目前污濁的境界，而别有一種安慰于目前一切痛苦、困難，都不覺得失望，不發生懼怕，所以我希望青年們總要有一種真摯的信仰。

與其在一個濁世自甘堕落不斷下沉，不如在人生逆境中奮起直追超越自我，這是一種何等剛健勇毅而又清雅自持的人生哲學！所以任公倡導一種這樣的生命态度：

&ldquo知不可而爲主義與&ldquo爲而不有&rdquo主義，都是要把人類無聊的計較一掃而空，喜歡做便做，不必瞻前顧後。所以歸并起來，可以說這兩種主義就是&lsquo無所爲而爲&rsquo主義，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藝術化，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爲藝術的、情感的。（1921年12月在北京哲學社公開演講）

從中就引發出任公在這段時期的講演中反複談及的一個主題：趣味主義。正因爲對于人生和學問乃至教育都抱持一種趣味的好奇态度和沉潛的鑽研心，日常的生活就不會無聊，心智生命更不會幹枯，更不會出現他所經常批評的現象：

苟無精神生活的人，爲社會計，爲個人計，都是知識少裝一點爲好。因爲無精神生活的人，知識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領也增多。&hellip&hellip由此可見，沒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識實在危險。蓋人苟無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無所指歸，生理、心理并呈病态。（1923年1月13日在東南大學課畢告别辭）

何爲趣味主義？任公在《學問之趣味》講演中指出，&ldquo趣味主義最重要的條件是&lsquo無所爲而爲&rsquo，凡有所爲而爲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爲目的，而以這件事爲手段，爲達目的起見，勉強用手段，目的達到時，手段便抛卻。&rdquo這種工具主義的人生觀，表面上看似乎是通往成功之路的終南捷徑，但其實因爲所作所爲都是以外在目标作爲考量标準，反而是不斷的自我吞噬和内耗，最後導緻的是任公所批評的&ldquo精神荒蕪&rdquo：

人怎樣活得無趣呢？第一種，我叫他做石縫的生活，擠得緊緊的，沒有絲毫開拓餘地，又好像披枷帶鎖，永遠走不出監牢一步。第二種，我叫他做沙漠的生活，幹透了，沒有一毫潤澤板死了，沒有一毫變化。又好像蠟人一般，沒有一點血色又好像一株枯樹，庾子山說的&lsquo此樹婆娑，生意盡矣。&rsquo這種生活是否還能叫做生活？實屬一個問題，所以我雖不敢說趣味便是生活，然而敢說沒趣便不成生活。（1922年8月任公在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講演《美術與生活》）

任公後來又在講演《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以教育爲例來闡明這種趣味主義于人生的真義：

教育家還有一種特别便宜的事。因爲&lsquo教學相長&rsquo的關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學問是分離不開的，自己對于自己所好的學問，能有機會終身研究，是人生最快樂的事。這種快樂，也是絕對自由，一點不受惡社會的限制。做别的職業的人，雖然未嘗不可以研究學問，但學問總成了副業了從事教育職業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學問，兩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職業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兩重趣味。

由此可見任公對于教書育人是一種發自内心的熱愛，這種職業于他具有内在的價值，也因爲此，他對于清華大學等名校的學生自然有一種超出尋常的期待，他希望學校能夠培養出引領社會走向的&ldquo關鍵的少數&rdquo：

吾未敢驟望吾國四萬萬人同時自覺，吾惟望中國少數曾受教育爲将來社會中堅人物之學生，先行自覺而已。須知世界無論何種政體，其實際支配國家者，要皆爲社會中少數曾受教育之優秀人才。（《學生之自覺心及其修養方法》）

在一個迎合和讨好大衆的平民主義時代，任公這樣的言論又何嘗不是人格獨立不谄媚大衆的表現呢？他特别注意從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汲引思想價值資源來滋養當時的年輕人，比如儒家文化中的君子人格就是他念茲在茲的一種人格理想。他曾在面對清華學校的學生這樣講道：

縱觀四萬萬同胞，得安居樂業，教養其子若弟者幾何人？讀書子弟能得良師益友之熏陶者幾何人？清華學子，荟中西之鴻儒，集四方之俊秀，爲師爲友，相蹉相磨，他年遨遊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子，行将焉屬？雖然，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華學子，将來即爲社會之表率，語默作止，皆爲國民所仿效。設或不慎，壞習慣之傳行急如暴雨，則大事倴矣。深願及此時機，崇德修學，勉爲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則民國幸甚矣。

這種精英主義和知識貴族的觀念，後來地質學家丁文江在面向燕京大學的學生的演講《少數人的責任》（1923年）中也有闡發，一言以蔽之，在一個識字率特别低的國家，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應該比其他人對于國家和文化具有更高的責任。正是在這一點上，精英區别于所謂成功人士，精英的内涵是追求卓越、反省自我和承擔公共責任，是一個下沉時代的文化價值的守護人，而成功人士則是充分利用遊戲規則甚至踐踏公義來攫取自我的利益和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表面上是精緻的利己主義，骨子裏是虛無的能動主義。正因爲此，任公呼籲年輕一代人要從同溫層的溫吞吞和内循環狀态裏勇敢地走出來，面向未來，擁抱世界，做一個頂天地裏的立大志之人：

吾輩命運，決無有冥冥中爲之主宰者。有志竟成，天下固無不可成之事。人皆須有開拓一己命運之決心，而後人格始立。譬如人至稍有智識時，即無不有未來之思想，吾将來之爲士、爲工、爲商、爲富貴、爲貧賤、爲何種之事業，皆無不在思想中。此即所謂志也。人至青年，即當有志。所志既定，此後有所作爲，即無不準此以進行。雖有種種之困難，亦無足慮。蓋困難者，爲最有益于吾人者也。（1916年12月任公在上海南洋公學之演說）

03

&ldquo你無論在什麽地方，

總是社會的一分子&rdquo

志向高遠，而又能夠腳踏實地，仰望星空而又能不避繁冗瑣碎，在事上磨練自己，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掴血，發揚一種韌性而低調的理想主義，這才是任公所激賞的人格與精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所倡導的貴族精神也好，立志務其大者也好，都是以敬業和務實爲基礎，以工匠精神爲底色，從而與淩空蹈虛好高骛遠者劃分了一道醒目的距離。

梁啓超《緻孩子們》手迹

在任公看來，第一流的人物不以位置之高低和角色之大小而确定，而是以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和社會服務精神爲鹄的，要有内在的自我，并能轉化爲勇猛地改變現實的意願和能力。任公1922年8月在中華職業學校的演講中就特别發揚這種宗旨：

&ldquo&lsquo敬&rsquo字爲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适實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lsquo主一無适便是敬&rsquo。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一點不旁骛，便是敬。業有什麽可敬呢？爲什麽該敬呢？人類一面爲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爲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制來充當消化父親面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

凡可以名爲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裏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并沒有高下。隻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才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才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于各種職業，沒有什麽分别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rdquo

這就從根本上肯定了凡是從事正當職業的人都有内在的價值，在社會層面都是平等的，應該互相尊重相互理解，而不能形成職業的鄙視鏈來獲取虛妄的自傲和廉價的滿足。這種職業倫理和崗位精神，無疑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也不乏啓示的意義。

1927年初夏，任公與清華研究院學生同遊北海，與之暢談道德、學問、教育理想等，兩年後任公就因病去世。所以重溫任公這最後的談話，更是感其爲人爲學之真摯和誠懇，他在最後的談話中仍舊主要聚焦于現代新式學校教育的道德修養問題，也就是一種現代中國自由而獨立的人格如何形成的問題，按照該書選評人的解讀，任公想把儒家的道德修養在學校的功課上體現出來，其次，任公主張道德修養可以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他認爲知識與德性并不是二水分流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的，因此而對于教育現狀進行了深切的反思：

&ldquo凡此之類，都一面求智識，同時一面即用以磨練人格，道德的修養與智識的推求，兩者打成一片。現世的學校，完全偏在智識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統統偏在修養一邊，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兩者之間，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識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我這種做學問的方法，可以爲修養的工具而一面在修養的時候，也不是參禅打坐的空修養，要如王陽明所謂在&lsquo事上磨煉&rsquo。&rdquo

已故旅美學者林同奇先生在反思新式教育時也曾經痛下針砭指出這一點：

在前現代的中國，&lsquo讀書&rsquo和&lsquo做人&rsquo基本上是同一件事。&lsquo讀書&rsquo是指&lsquo讀中國經典、詩詞和作文&rsquo，特别是指讀《論語》和《孟子》而這些經典著作所教的，主要是如何成爲&lsquo君子&rsquo，因此，&lsquo讀書&rsquo本身也就是指學習成爲一個真正的人。&lsquo讀書&rsquo和&lsquo做人&rsquo實際上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即所謂&lsquo讀書明理&rsquo。然而，作爲現代化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現代的專業化進程則把兩者完全區隔開來，道德訓練或曰性格塑造（即&lsquo做人&rsquo）與獲得專業知識（即&lsquo讀書&rsquo）完全分離，這種分離的可怕後果生動地體現在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日益加深的道德與精神危機中，如何在孩子身上培養道德感成爲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

縱覽任公這三十篇演講，大多是圍繞着讀書與做人兩個主旨展開的，凝結着他一生九死未悔的思索。任公最後對這一批1920年代的新青年諄諄告誡和期許道：

你無論在什麽地方，總是社會的一分子，你也盡一分子的力，我也盡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來無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會事業上&hellip&hellip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設你預期的新事業，造成你理想的新風氣，不見得我們的中國就此沉淪下去的。

這就是任公春蠶吐絲般最深摯的家國天下情懷，平實的話語彌漫出一種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