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魏晉陶淵明的《詠荊轲》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築，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淩厲越萬裏，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馀情。簡析

　　此篇大約作于晉宋易代之後。詩人以極大的熱情歌詠荊轲刺秦王的壯舉，在對奇功不建的惋惜中，将自己對黑暗政治的憤慨之情，赫然托出。寫得筆墨淋漓，慷慨悲壯，在以平淡著稱的陶詩中另具特色。

　　詩歌按照事件的經過，描寫了出京、飲餞、登程、搏擊幾個場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動作的刻畫，塑造了一個大義凜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劍出燕京”，寫出了荊轲仗劍行俠的英姿；“雄發指危冠，猛氣充長纓”，更以誇張的筆法寫出荊轲義憤填膺、熱血沸騰的神态。而“登車何時顧”四句，排比而下，一氣貫注，更寫出了荊轲義無反顧、直蹈秦邦的勇猛氣概。詩中雖沒有正面寫刺秦王的場面，但從“豪主正怔營”一句，可以想見荊轲拔刀行刺之時那股令風雲變色的虎威

威。

　　這首詩還通過環境氣氛的渲染來烘托荊轲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飲餞的場景。在蕭殺的秋風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蕩着激越悲壯的樂聲，“悲築”、“高聲”、“哀風”、“寒波”相互激發，極其強烈地表達出“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英雄主題。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這是頗具眼力的。

鑒賞

　　關于荊轲之事，《戰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都有記載，其基本情節是相似的。陶淵明的這首詩顯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複述這一曆史故事。

　　詩的頭四句，從燕太子丹養士報秦(報，報複、報仇之意)，引出荊轲。不僅概括了荊轲入燕，燕丹謀于太傅鞫武，鞫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轲，燕丹得識荊轲，奉爲“上卿”等等經過，而且，一開始便将人物(荊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爲這個人物是最出衆、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麽，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負之重任，大體都已亮出，所以說這四句是“已将後事全攝”。正因爲如此，矛盾的發展，人物的命運等等懸念，也就同時緊緊地系在讀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寫荊

轲出燕，在臨行前，史書中有荊轲等待與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遲之，疑其改悔”，引起荊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帶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陽同行的記載。詩人略去這一重要情節，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這後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顯然是回護了燕丹的過失，但這樣寫卻與首句的“善養士”相呼應。既使得内容和諧統一，一氣貫注，也使得筆墨集中，結構渾成。易水餞行，《戰國策》與《史記》是這麽寫的：“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緩而漸趨激昂。詩人則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馬。馬猶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詩的情緒一下子就激發起來了。因而“雄發”二句的刻畫——頭發直豎，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氣，沖動了系冠的絲繩——雖不無誇張，但卻由于情真意足而顯得極其自然。易水餞别，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醞釀和展開的激昂悲壯的一幕。高漸離、宋意……一時燕國的豪傑，都列坐在餞席之上。寒水哀風，擊築高歌，聲色俱現，情景相生，送者、行者，無不熱血沸騰，慷慨流涕。“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又一筆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決心，寫出了行者的氣概，而這也就是這幕戲的意圖與效果之所在。“登車”

六句寫荊轲義無反顧，飛車入秦。使上述的決死之心與一往無前的氣概，從行動上再加以具體的表現。其中“淩厲”二句亦屬詩人的想像，它好似一連串快速閃過的鏡頭，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節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詩中以大量筆墨寫出燕入秦，鋪叙得排蕩淋漓，而寫到行刺失敗的正面，卻是惜墨如金，隻用了兩句話——“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前一句洗練地交代了荊轲與燕丹在地圖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殺秦王的計謀，同時也宣布了高潮的到來，後一句隻寫秦王慌張驚恐，從對面突出荊轲的果敢與威懾，而對荊轲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等，則隻字不提，其傾向之鮮明，愛憎之強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現了雄姿勃勃的荊轲形象，也表現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與創造的才能。詩的最後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評述，詩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猶在，在惋惜和贊歎之中，使這個勇于犧牲、不畏強暴的形象，獲得了不滅的光輝、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詩人是以飽蘸感情的筆觸，寫下了這個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結尾。正如張玉谷說的：“既惜之，複慕之，結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詩賞析》)。

　　發思古之幽情，是爲了現實。不過這“現實”亦不宜說得過窄過死(如一些論者

所言，這首詩是詩人出于“忠晉報宋”而作)，爲什麽呢？首先，因爲陶淵明反複地說過：“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拟古》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遠翥”(《雜詩》之五)。這使我們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俠義的色彩。其次，詩人也曾出仕于晉，不過他說這是“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歸田園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見“晉”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國，當然“宋”亦如此。這些都是我們不必将《詠荊轲》的作意膠柱于“忠晉報宋”的理由。詩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惡除暴、舍身濟世之心常在，詩中的荊轲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的藝術折光。說得簡單一點，便是借曆史之舊事，抒自己之愛憎，這樣看是比較接近詩人心迹的吧。是的，這首詩的影響也正在此，此亦有詩爲證：“陶潛詩喜說荊轲，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龔自珍《己亥雜詩》)　(趙其鈞)

作者簡介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說名潛，字淵明）號五柳先生，私谥“靖節”，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漢族，東晉浔陽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曾做過幾年小官，後辭官回家，從此隐居，田

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相關作品有《飲酒》、《歸園田居》、《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