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29 18:30:02
梁思成：爲消失的北京城牆而感傷
文｜李輝
梁啓超先生爲梁思成精心設計好未來的人生。他決定讓梁思成專心走文化創造之路，而非像他那樣成爲政治和社會的改造的積極參與者。這是父親面包對兒子的塑造，也是一個大師對另一個大師的設計。
梁啓超先生越來越看重自己文化上的價值，他把主要精力花費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梳理上。當梁思成開始長大成人的時候，梁啓超的社會角色、心境已經大大改變，在給兒女的教誨中，對文化的推崇，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梁啓超寄思順
梁啓超與孩子們的合影
在他看來，他的兒女無論如何不應該再卷進政治的漩渦之中，無論如何不能從事政治這一職業，而文化，才是永恒的、值得畢生追求的事業。他未必完全告别政治，但美麗的夢想隻能歸屬于文化，這一點對于他卻是認定的，他期望兒女能夠尋找到這樣的美麗。
他是否真的就一定把政治和文化根本對立起來，恐怕不能簡單斷定。但至少在教育自己的兒女時，他有意加以渲染加以對照，用這種強烈反差，來誘導孩子，來爲孩子确立文化創造的人生目标。
梁啓超可以爲此而自豪，因爲正是他的設計，正是他的循循善誘和教誨，梁思成才得以在文化天地裏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使二十世紀的中國，多了一位有着永恒價值的文化人物。永恒，并非一定是凱旋者的顯赫，也不會是完美的實現。在梁思成尤其如此。對于他，永恒也許意味着發現，意味着尋找，意味着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其實，永恒就是一種存在。
梁啓超1927年給梁思成的一封信。這封信不隻是寫給梁思成一個人，而是給已經在美國留學的幾個兒女。梁啓超對梁思成和梁思永一個選擇建築史研究、一個選擇考古專業而感到高興（梁思永後來成爲著名考古學家，對新石器時代和商代考古有重要貢獻）。
在2月16日的這封長信中，梁啓超有專門寫給梁思成的内容：&ldquo這幾張由思成保存，但仍須各人傳觀，因爲教訓的話于你們都有益的。&rdquo他對梁思成這樣說：
&ldquo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條路，将來互得聯絡觀摩之益，真是最好沒有了。思成來信問有用無用之别，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試問唐開元、天寶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比較，其貢獻于國家者孰多？爲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麽事。若沒有了李、杜，試問曆史要減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審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發揮其個性之特長，以靖獻于社會，人才經濟莫過于此。思成所當自策勵者，懼不能爲我國美術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則開元、天寶間時局之小小安危，算什麽呢？你還是保持這兩三年來的态度，埋頭埋腦做去便對了&hellip&hellip&rdquo
三十年代在創辦現代中國第一個建築系時，梁思成曾爲&ldquo建築師&rdquo設計過這樣的标準：建築師的知識要廣博，要有哲學家的頭腦，社會學家的眼光，工程師的精确與實踐，心理學家的敏感，文學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質的他應當是一個具有文化修養的綜合藝術家。
梁思成先生 （1）
梁思成先生 （2）
梁思成先生 （3）
在許多人眼中，顯然，隻有他達到了這樣的标準。他對古代建築的考察、測繪，他對古都文化的描述，他在雕塑、繪畫、文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和見解。
看來，三十年代他和林徽因的家，能夠成爲北京文人的沙龍，不僅僅在于林徽因一個人身上散發出的藝術活力和性格魅力，也在于梁思成深厚的文化修養與見識。他不愛言談，尤其當林徽因現場論說古今揮灑才華時，他常常靜靜地坐在一旁，不時輕微一笑。
林徽因 (1)
林徽因 (2)
林徽因 (3)
林徽因 (4)
林徽因 (5)
林徽因 (6)
林徽因 (7)
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合影
林徽因與父親的合影
林徽因與四個同學的合影
林徽因與大家的合影
讀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和其他文章便會發現，它們是美術、曆史、考古、文學、建築多種領域的綜合反映。他第一個将從美國留學獲得的知識，運用到對中國古建築的系統研究之中。
讓我更感興趣的是，他并非一個單一的考古學家，或者工程師，他既能不厭其煩地丈量尺寸和繪制圖紙，更能爲我們描述出傳統文化的詩意， 而這絕非一般人能夠做到。
譬如他的《石欄杆簡說》（1935年），既是建築考證，同時也是一篇文化随筆，他的學識與修養使他将學術文章，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他寫道：
&ldquo欄杆在中國建築中是一種極有趣味的部分在中國文學中，也占了特殊的位置，或一種富有詩意，非常浪漫的名詞。六朝唐宋以來的詩詞裏，文人都愛用幾次&lsquo闌幹&rsquo，畫景詩意，那樣合适，又那樣現成。但是濫用的結果，欄杆竟變成了一種傷感、作态、細膩，乃至于香豔的代表。唐李颀詩&lsquo苔色上鈎闌&rsquo，李太白&lsquo沉香亭北倚欄杆&rsquo，都算是最初老實寫實的詞句，與後世許多沒有欄杆偏要說闌幹，來了愁便倚上去的大大不同。&rdquo
于是，梁思成選擇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就成了梁啓超文化夢的延續。按照梁啓超理想而現實的設計，梁思成文化性格的塑造，便這樣得以完成。沒有傳統文化的根底，沒有家庭環境中對民族文化的深愛，沒有留學美國遊曆歐洲的機會，就無法造就出他這樣一個能夠挖掘出中國建築文化精髓的人物。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先生便這樣評價過梁思成、林徽因夫婦：&ldquo在我們曆來結識的人士中，他們是最具有深厚的雙重文化修養的，因爲他們不但受過正統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歐洲和美國進行過深入的學習和廣泛的旅行。這使他們得以在學貫中西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審美興趣和标準。&rdquo
也許可以這麽說，以後的世紀，恐怕再也難以出現同樣的環境同樣的人物。許多曆史條件已經無法再現：任何人都不再可能有梁啓超這樣一位國學大師的父親，也很難再有林徽因這樣一個既有藝術造詣又有敬業精神的賢内助。
即便這些還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山川田野間再也沒有那麽多被曆史煙塵掩蓋的古寺古塔，等待未來的人們驚奇發現、細心勘察。曾令世人歎爲觀止的北京古都，因爲業已消失，已永遠不再可能誘發出人們的曆史激情和曆史想象了。
在一個漫卷風沙的日子，我爬上了山西應縣木塔，那還是多年前的四月。當時，雖然沒有想到現在會寫這樣一篇關于梁思成的文章，但站在巍峨的古塔下面，我還是很自然地想到當年前來勘察這座千年木塔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一行。1933年到1993年，正好整整六十年。
暗淡的燈光下，陡立的木梯依然昏暗。我緩慢地向上爬，每上一層，便走到欄杆前環望四周。每上一層，風就愈加猛烈，人幾乎站立不住，隻有牢牢抓住欄杆，才能不被風刮飛。塔下的應縣縣城，是否還是當年梁思成看到的樣子，我無法得知&mdash&mdash想必早已大大改觀。木塔聳立，雄偉而壯觀，經曆半個多世紀風風雨雨之後，斯物猶在，真是難得而幸運的事。
懷着這樣的心情，根據自己曾經讀過的關于林徽因梁思成的資料，根據所見到過的他們那次山西之行的照片，我想象着當年。想象着梁思成如何打着電筒爬行在灰塵掩埋的柱梁之間想象着他和林徽因，和同仁們如何仔細測繪着塔身構架想象着他們爲發現一個千年古塔、爲他們的古代建築研究獲得一個珍貴例證而如何地驚奇和興奮。
我想到了當年陪同梁思成勘察木塔的年輕學者莫宗江先生後來的回憶：他們爬到了塔頂，但塔刹還有十多米高，除了幾根鐵索外，沒有其他任何可供攀援的東西。他們必須爬上去，才能完成整個木塔的測繪。
應縣木塔
那天，風呼呼地刮着，讓他們有一種會被刮飛的感覺。梁思成第一個抓住鐵索，兩腿懸空着往刹尖攀援。他攀上去後，其他幾個年輕人也一一上去，終于将塔刹的各部尺寸、做法測繪下來。
那時，梁思成顧不上九百多年曆史的古塔木板已經枯朽，也未想鐵索是否鏽蝕或斷裂，他就那麽毫無顧忌地攀援。大風中，他搖擺着身軀。如果當地人有興緻在塔下仰望，一定會吃驚眼前目睹的一切。
木塔建成之後，梁思成是否是千年來攀上塔刹頂點的第一人尚不敢斷定，但能夠把它當做文化遺産看待，能夠以全新的知識全新的眼光打量它，梁思成則肯定是曆史第一人。
古建築在梁思成眼中，永遠是有生命的物體。一磚一瓦，一根立柱，一處鬥拱，一尊雕像，都是活生生的存在。當他攀登木塔時，當他考察一座座石橋時，當他觀看古老的城牆時，他絕不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與他所接觸的對象融爲一體了。
我們面前的梁思成，恰恰在這方面擁有了建築的靈魂。他以做學問起步，從枯燥的架構分析、材料分析、形狀勾勒等等專業常識，走進了包容曆史與現實的人類精神。這樣，他對建築曆史描述，已不能僅僅視爲單一的學問。隻有他真正了解那些古建築的價值，因爲他把它們和創造它們的人的精神視爲一體，也隻有擁有他這種文化關懷的人，對古建築的熱愛，才達到了一個文人所能達到的極緻。
人們曾以無比欽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大戰期間爲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轟炸所做出的努力。對于一般人來說，這的确是難以想象的舉動。梁和他的民族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帶來的痛苦，而林徽因的弟弟，作爲一名中國軍隊的飛機駕駛員，更是直接犧牲于對日空戰之中。國恥家恨，都完全可以讓他對美軍轟炸日本本土感到興奮。
然而，梁思成想得更遠、更深，他是一個冷靜的曆史主義者，一個立足于人類而擁抱文化的&ldquo世界主義者&rdquo，&mdash&mdash我找不出比這更好的概括、更準确的表述&mdash&mdash在烽火連天的歲月，在仇恨很容易支配人們一切行爲的時刻，惟獨他，把熱愛依舊傾注在人類古建築上，他知道，所有地球上的文化遺産，都屬于全人類。
日本的一些城市，對于梁思成來說并不陌生。尤其是奈良，那座由中國唐代高僧鑒真大師親自指導設計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爲完整的唐代木建築。他不能想象炮火頃刻之間使它灰飛煙滅。
于是，在一篇描寫梁思成保護日本奈良的報告文學中，我看到了這樣的記錄：在美軍開始猛烈轟炸日本本土的時候，梁思成趕到美軍設在重慶的指揮部，向布朗森上校陳述保護奈良城的重要性，并遞交了一份關于奈良古建築的圖紙。
梁思成向那位對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的美國軍官，說了這樣一番話：
&ldquo要是從我個人感情出發，想到國人的苦難，我是恨不得炸日本人，然而，一種職業與曆史責任感，讓我冷靜下來，建築是社會的縮影，民族的象征，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的結晶。像奈良唐招提寺 ，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rdquo
梁思成的建議，受到美軍的高度重視，保護奈良的計劃終于得以實施。戰争之後，在大轟炸中幸免于難的奈良，因爲它完好地保存着衆多的古代建築，被宣布爲世界曆史文化名城。在這一命名三十周年紀念的那天，《朝日新聞》特此刊文《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
寫到這裏，我似乎感到更接近梁思成了。我開始明白，爲什麽梁思成當年會用富有詩意的語言，向周恩來描述可能會消失的北京古都景象。也開始明白，當他談到北京城牆時，會将它視爲一種生命來述說：
&ldquo環繞北京的城牆，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傑作。它不隻是爲防禦而疊積的磚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對于北京形體的壯麗有莫大關系的古代工程。無論是它壯碩的品質，或它軒昂的外像，或它那樣年年曆盡風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總都要引起後人複雜的情感。&rdquo
梁思成筆下的北京城牆
五十年代在聽說自己曾經勘察過的河北寶坻一座遼代古廟被拆除，梁思成感到十分惋惜。後來，有感于自己的被誤解，他有過這樣一句無奈的感歎：&ldquo我也是遼代的一塊木頭！&rdquo這簡直是一句禅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一個真正具有文化精神的人，才能發出如此深沉的感歎。
一聲感歎，世人誰能深深體味？
其實，一個如梁思成這樣具有博大精深文化造詣的人，早已不局限于工匠式的思維，他注重的是整體，注重的是建築與人、與自然的融合，即便是某一文物的保護或者利用，他也盡可能在設想着它們與現代人生活的關系。他不遺餘力地建議保護北京城牆，并非簡單地将它們視爲古建築，而是将其看做具有永恒存在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文化遺産。
他是那麽鍾情于它們，關于它們他有那麽美妙的構想：城牆上可以綠化，供市民遊息。壯麗寬廣的城門樓，可改造成文化館或小型圖書館、博物館。護城河可引進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這樣一個環城的文娛圈、立體公園，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在述說這樣一個構想時，梁思成俨然是一位詩人一位畫家，心中充滿着詩情畫意。誰能像他那樣具有深深的文化關懷？誰能像他那樣，把建築學與環境美學、曆史美學那麽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他的目光裏，曆史與現實、未來構成一個完美的整體。
梁思成的畫作 (1)
梁思成的畫作 (2)
1950年，在急切地将這一構想寫進《關于北京城牆廢存問題的讨論》這篇文章時，他一定激發出了自己的全部才華和想象。在那一時刻，他把自己融進了曆史的流動，融進了古老卻又魅力無窮的北京古都。他用這樣的方式擁抱古都，擁抱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他爲一個城市，也是爲一種曆史文化唱着贊美詩。
即使古都已經消失，即使他的贊美詩僅僅是一曲絕唱，但對于梁思成來說，他的建議和呼籲，他的詩意描繪，卻是他文化創造的一個結晶。在很大程度上說，也是他生命的最後一次輝煌。
類似1956年的檢讨，在&ldquo文革&rdquo中梁思成又不得不一次次重複，并受到更加嚴厲的批判和鬥争。不同的是，做第一次檢讨時，他所珍愛、他所勘察過的許多古建築還存在，而&ldquo文革&rdquo爆發後，它們或者已被破壞，或者完全消失。爲他所鍾愛的北京城牆，也幾乎蕩然無存了。
從五十年代批判&ldquo複古主義&rdquo，到&ldquo文革&rdquo中的&ldquo破四舊&rdquo導緻的文化大破壞，梁思成失去了他所珍愛的許多東西&mdash&mdash物質的和精神的。那麽，人們究竟失去了什麽？中國究竟失去了什麽？
從三十年代起，沈從文就與梁思成夫婦建立了深厚友誼，他們的精神是相通的。正是沈從文，才與衆不同地理解和認識梁思成的價值。
1948年，沈從文寫過一篇《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假借&ldquo蘇格拉底&rdquo之口，述說自己對北京古都未來發展的設想。他認爲，像北京這樣的城市，最好有一位&ldquo治哲學、懂美術、愛音樂之全能市長&rdquo，而古建築專家、聯合國大廈建築設計委員之一的梁思成，若能任副市長，&ldquo實中國一大光榮事&rdquo。
沈從文到底是一個小說家，他以詩意和想象，爲人們描繪了一個文人理想中的北京。在他看來，北京應該建成一個曆史文物的花園。警察的工資應提高到園藝師的水平，他們如果檢查私人住宅，隻是爲了衛生和綠化問題提出建議。
北京圖書館附近、瀕臨北海的大草地上，應建立六組白石青銅雕像，以紀念文學、藝術、戲劇、音樂、建築、電影六部門半世紀以來的新發展新貢獻。故宮博物院也改變通常的機關制度，而采取學校制度，真正發揚文化而非&ldquo發賣&rdquo文化。大學将被重新設計成花木掩映的花園，學生在溫暖的陽光下讀書談詩，課堂和長廊均挂有風景畫等美術作品。
梁思成與周總理的合影
對于各種宣傳标語通知啓事之類的招貼，沈從文則認爲應該加以嚴格限制和控制，将它們放在極其不起眼的地方，他甚至這樣說：&ldquo宣傳标語通知，均被限制小至約手掌大小，且隻能于盥洗間飯堂相類地方張貼，免破壞學校整潔。&rdquo
從這方面來說，梁思成和沈從文都是詩人，他們以不同方式将心中的詩意揮灑出來。讀建築史、雕塑史、服飾史，從那些旁征博引的論述中，我明明白白讀出了詩意。
最近，請沈從文家人編輯一本《沈從文家書》，我特地去看望他的兒子沈虎雛先生。我們談到了梁思成。他告訴我，梁思成在1972年去世之前，曾經給父親寫過一封長信，他當時看到過，記得信中談到去世多年的林徽因，還可能談到沈從文中斷了的古代服飾研究。
對于了解沈從文和梁思成夫婦之間的友誼，這封信很重要，在編《沈從文全集》時，他很想找到這封信，可惜沒有找到。不過，虎雛先生還是爲我找到沈從文和梁思成夫婦之間的另外幾封通信。
其中沈從文的兩封信寫于1937年10月，與梁思成夫婦的古建築考察有關。抗戰爆發後，梁思成夫婦不得不中斷在北京的研究工作，與沈從文一樣，踏上了流亡之路。他們将在長沙稍作逗留後前往昆明。爲此，滞留在武漢的沈從文，寫信給在家鄉鳳凰縣的大哥，請他爲即将路過湘西的梁思成夫婦，安排一次古建築的考察。
盡管戰争陰影籠罩，他們依然沒有放棄可能的機會，繼續從事勘察和研究，沈從文對此非常理解和贊同。這兩封信值得在這裏摘引：
沈從文告訴大哥：&ldquo梁先生想去沅陵看看那座大廟&hellip&hellip你最好能設法将龍興寺大殿内外照幾張相來，寄給他看看。他專門研究建築，注意的是大殿鬥拱（檐下承柱撐木&hellip&hellip）以及屋頂檐口、窗棂，等等，很希望你先設法弄相片來看看。如照相館能買得出那殿相片自然更好。這廟如當真是宋元建築，他們必可以來看看，即使不上昆明，也會特意來看看。相片得到時，望爲挂號寄至長沙韭菜園聖經學校營造學社辦事處梁思成收。&rdquo（1937年11月6日）
在這之前的另一封信中，沈從文請大哥爲接待梁思成夫婦做好準備，從他細緻入微的關照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們彼此之間的深厚友誼：
&ldquo我很希望家中有一部分房子正空着，歡迎他們去休息休息。因爲上昆明路夠遠，老太太孩子們坐十天八天的長途車夠折磨，他們現在住在常有警報的長沙，也很不舒服。我相信他們若住在我們的房子大樓上，看看你種的花，吃吃你親手做的好菜（隻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個月，上路一定好得多。到上路時，并望你見告路上種種，什麽地方值得看，什麽地方出産什麽東西，最好是到大站上停車處有熟人，代爲介紹一下，上車下車得到些方便（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上路時最好是做點爆腌肉和牛肉巴子等物。&rdquo（1937年10月27日）
梁思成夫婦後來是否按照計劃到了鳳凰，沈從文家鄉的那座大廟是否引起他們的興趣，一時暫不得知。但是，我覺得這一點有限的史料，已經告訴我很多。在我眼裏，它們把戰亂狀況下的梁思成和沈從文具體聯系起來，并留給我曆史想象的空間。
由此我更加理解了，爲什麽像梁思成林徽因這種身份和資曆的人，能夠對一個來自湘西的&ldquo鄉下人&rdquo，表現出特别的青睐。沈從文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沒有出國留洋，更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但他以他的天分和才華，體現了文化的本質，從而使他和梁思成他們精神上得到了溝通。在對文化的理解上，在對傳統文化價值的珍愛上，梁思成和沈從文是知音，他們各自的文化成就，使他們成爲二十世紀中國兩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文人。
當北京古都已然消失之後，曾經竭力想保留其曆史原貌特征的梁思成，就注定要成爲人們不斷提及不斷感歎的人物。這就像被人口衆多而壓得喘不過氣的時候，人們必然會想到馬寅初那位老先生一樣。
感傷的梁思成，也許并非具體的一道城牆、一座牌樓的消失，而是人的文化精神的萎縮，是傳統文化的被輕視被抹殺。于是，更困惑的成了我們自己。
面對這樣一個不平凡的世紀，我們可以自豪，可以爲能夠親自感應這個世紀的脈搏跳動而榮幸。但是我們卻又不能不面對這個世紀文化的尴尬，不能不面對那些在種種尴尬和困惑中成爲大師的文化人。
這個世紀的曆史環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同樣也造就了文化大師。可是，出現文化大師的過程，卻是文化不斷被輕視、不斷被消解的過程。是他們襯托出了曆史的尴尬，還是曆史的尴尬把他們造就？
隻可惜，北京城牆就這樣消失了&hellip&hellip
梁思成雕像
文｜李辉
梁启超先生为梁思成精心设计好未来的人生。他决定让梁思成专心走文化创造之路，而非像他那样成为政治和社会的改造的积极参与者。这是父亲面包对儿子的塑造，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设计。
梁启超先生越来越看重自己文化上的价值，他把主要精力花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梳理上。当梁思成开始长大成人的时候，梁启超的社会角色、心境已经大大改变，在给儿女的教诲中，对文化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梁启超寄思顺
梁启超与孩子们的合影
在他看来，他的儿女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卷进政治的漩涡之中，无论如何不能从事政治这一职业，而文化，才是永恒的、值得毕生追求的事业。他未必完全告别政治，但美丽的梦想只能归属于文化，这一点对于他却是认定的，他期望儿女能够寻找到这样的美丽。
他是否真的就一定把政治和文化根本对立起来，恐怕不能简单断定。但至少在教育自己的儿女时，他有意加以渲染加以对照，用这种强烈反差，来诱导孩子，来为孩子确立文化创造的人生目标。
梁启超可以为此而自豪，因为正是他的设计，正是他的循循善诱和教诲，梁思成才得以在文化天地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多了一位有着永恒价值的文化人物。永恒，并非一定是凯旋者的显赫，也不会是完美的实现。在梁思成尤其如此。对于他，永恒也许意味着发现，意味着寻找，意味着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其实，永恒就是一种存在。
梁启超1927年给梁思成的一封信。这封信不只是写给梁思成一个人，而是给已经在美国留学的几个儿女。梁启超对梁思成和梁思永一个选择建筑史研究、一个选择考古专业而感到高兴（梁思永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代考古有重要贡献）。
在2月16日的这封长信中，梁启超有专门写给梁思成的内容：&ldquo这几张由思成保存，但仍须各人传观，因为教训的话于你们都有益的。&rdquo他对梁思成这样说：
&ldquo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要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便对了&hellip&hellip&rdquo
三十年代在创办现代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时，梁思成曾为&ldquo建筑师&rdquo设计过这样的标准：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梁思成先生 （1）
梁思成先生 （2）
梁思成先生 （3）
在许多人眼中，显然，只有他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他对古代建筑的考察、测绘，他对古都文化的描述，他在雕塑、绘画、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见解。
看来，三十年代他和林徽因的家，能够成为北京文人的沙龙，不仅仅在于林徽因一个人身上散发出的艺术活力和性格魅力，也在于梁思成深厚的文化修养与见识。他不爱言谈，尤其当林徽因现场论说古今挥洒才华时，他常常静静地坐在一旁，不时轻微一笑。
林徽因 (1)
林徽因 (2)
林徽因 (3)
林徽因 (4)
林徽因 (5)
林徽因 (6)
林徽因 (7)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合影
林徽因与父亲的合影
林徽因与四个同学的合影
林徽因与大家的合影
读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和其他文章便会发现，它们是美术、历史、考古、文学、建筑多种领域的综合反映。他第一个将从美国留学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研究之中。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并非一个单一的考古学家，或者工程师，他既能不厌其烦地丈量尺寸和绘制图纸，更能为我们描述出传统文化的诗意， 而这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到。
譬如他的《石栏杆简说》（1935年），既是建筑考证，同时也是一篇文化随笔，他的学识与修养使他将学术文章，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写道：
&ldquo栏杆在中国建筑中是一种极有趣味的部分在中国文学中，也占了特殊的位置，或一种富有诗意，非常浪漫的名词。六朝唐宋以来的诗词里，文人都爱用几次&lsquo阑干&rsquo，画景诗意，那样合适，又那样现成。但是滥用的结果，栏杆竟变成了一种伤感、作态、细腻，乃至于香艳的代表。唐李颀诗&lsquo苔色上钩阑&rsquo，李太白&lsquo沉香亭北倚栏杆&rsquo，都算是最初老实写实的词句，与后世许多没有栏杆偏要说阑干，来了愁便倚上去的大大不同。&rdquo
于是，梁思成选择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就成了梁启超文化梦的延续。按照梁启超理想而现实的设计，梁思成文化性格的塑造，便这样得以完成。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底，没有家庭环境中对民族文化的深爱，没有留学美国游历欧洲的机会，就无法造就出他这样一个能够挖掘出中国建筑文化精髓的人物。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便这样评价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ldquo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rdquo
也许可以这么说，以后的世纪，恐怕再也难以出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人物。许多历史条件已经无法再现：任何人都不再可能有梁启超这样一位国学大师的父亲，也很难再有林徽因这样一个既有艺术造诣又有敬业精神的贤内助。
即便这些还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山川田野间再也没有那么多被历史烟尘掩盖的古寺古塔，等待未来的人们惊奇发现、细心勘察。曾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北京古都，因为业已消失，已永远不再可能诱发出人们的历史激情和历史想象了。
在一个漫卷风沙的日子，我爬上了山西应县木塔，那还是多年前的四月。当时，虽然没有想到现在会写这样一篇关于梁思成的文章，但站在巍峨的古塔下面，我还是很自然地想到当年前来勘察这座千年木塔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行。1933年到1993年，正好整整六十年。
暗淡的灯光下，陡立的木梯依然昏暗。我缓慢地向上爬，每上一层，便走到栏杆前环望四周。每上一层，风就愈加猛烈，人几乎站立不住，只有牢牢抓住栏杆，才能不被风刮飞。塔下的应县县城，是否还是当年梁思成看到的样子，我无法得知&mdash&mdash想必早已大大改观。木塔耸立，雄伟而壮观，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之后，斯物犹在，真是难得而幸运的事。
怀着这样的心情，根据自己曾经读过的关于林徽因梁思成的资料，根据所见到过的他们那次山西之行的照片，我想象着当年。想象着梁思成如何打着电筒爬行在灰尘掩埋的柱梁之间想象着他和林徽因，和同仁们如何仔细测绘着塔身构架想象着他们为发现一个千年古塔、为他们的古代建筑研究获得一个珍贵例证而如何地惊奇和兴奋。
我想到了当年陪同梁思成勘察木塔的年轻学者莫宗江先生后来的回忆：他们爬到了塔顶，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供攀援的东西。他们必须爬上去，才能完成整个木塔的测绘。
应县木塔
那天，风呼呼地刮着，让他们有一种会被刮飞的感觉。梁思成第一个抓住铁索，两腿悬空着往刹尖攀援。他攀上去后，其他几个年轻人也一一上去，终于将塔刹的各部尺寸、做法测绘下来。
那时，梁思成顾不上九百多年历史的古塔木板已经枯朽，也未想铁索是否锈蚀或断裂，他就那么毫无顾忌地攀援。大风中，他摇摆着身躯。如果当地人有兴致在塔下仰望，一定会吃惊眼前目睹的一切。
木塔建成之后，梁思成是否是千年来攀上塔刹顶点的第一人尚不敢断定，但能够把它当做文化遗产看待，能够以全新的知识全新的眼光打量它，梁思成则肯定是历史第一人。
古建筑在梁思成眼中，永远是有生命的物体。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当他攀登木塔时，当他考察一座座石桥时，当他观看古老的城墙时，他绝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与他所接触的对象融为一体了。
我们面前的梁思成，恰恰在这方面拥有了建筑的灵魂。他以做学问起步，从枯燥的架构分析、材料分析、形状勾勒等等专业常识，走进了包容历史与现实的人类精神。这样，他对建筑历史描述，已不能仅仅视为单一的学问。只有他真正了解那些古建筑的价值，因为他把它们和创造它们的人的精神视为一体，也只有拥有他这种文化关怀的人，对古建筑的热爱，才达到了一个文人所能达到的极致。
人们曾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大战期间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轰炸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梁和他的民族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带来的痛苦，而林徽因的弟弟，作为一名中国军队的飞机驾驶员，更是直接牺牲于对日空战之中。国耻家恨，都完全可以让他对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感到兴奋。
然而，梁思成想得更远、更深，他是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一个立足于人类而拥抱文化的&ldquo世界主义者&rdquo，&mdash&mdash我找不出比这更好的概括、更准确的表述&mdash&mdash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在仇恨很容易支配人们一切行为的时刻，惟独他，把热爱依旧倾注在人类古建筑上，他知道，所有地球上的文化遗产，都属于全人类。
日本的一些城市，对于梁思成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奈良，那座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亲自指导设计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
于是，在一篇描写梁思成保护日本奈良的报告文学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录：在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
梁思成向那位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的美国军官，说了这样一番话：
&ldquo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人，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像奈良唐招提寺 ，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rdquo
梁思成的建议，受到美军的高度重视，保护奈良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战争之后，在大轰炸中幸免于难的奈良，因为它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古代建筑，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一命名三十周年纪念的那天，《朝日新闻》特此刊文《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
写到这里，我似乎感到更接近梁思成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梁思成当年会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向周恩来描述可能会消失的北京古都景象。也开始明白，当他谈到北京城墙时，会将它视为一种生命来述说：
&ldquo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它轩昂的外像，或它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rdquo
梁思成笔下的北京城墙
五十年代在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一座辽代古庙被拆除，梁思成感到十分惋惜。后来，有感于自己的被误解，他有过这样一句无奈的感叹：&ldquo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rdquo这简直是一句禅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一个真正具有文化精神的人，才能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
一声感叹，世人谁能深深体味？
其实，一个如梁思成这样具有博大精深文化造诣的人，早已不局限于工匠式的思维，他注重的是整体，注重的是建筑与人、与自然的融合，即便是某一文物的保护或者利用，他也尽可能在设想着它们与现代人生活的关系。他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城墙，并非简单地将它们视为古建筑，而是将其看做具有永恒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文化遗产。
他是那么钟情于它们，关于它们他有那么美妙的构想：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息。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一个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在述说这样一个构想时，梁思成俨然是一位诗人一位画家，心中充满着诗情画意。谁能像他那样具有深深的文化关怀？谁能像他那样，把建筑学与环境美学、历史美学那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目光里，历史与现实、未来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梁思成的画作 (1)
梁思成的画作 (2)
1950年，在急切地将这一构想写进《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时，他一定激发出了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想象。在那一时刻，他把自己融进了历史的流动，融进了古老却又魅力无穷的北京古都。他用这样的方式拥抱古都，拥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为一个城市，也是为一种历史文化唱着赞美诗。
即使古都已经消失，即使他的赞美诗仅仅是一曲绝唱，但对于梁思成来说，他的建议和呼吁，他的诗意描绘，却是他文化创造的一个结晶。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辉煌。
类似1956年的检讨，在&ldquo文革&rdquo中梁思成又不得不一次次重复，并受到更加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不同的是，做第一次检讨时，他所珍爱、他所勘察过的许多古建筑还存在，而&ldquo文革&rdquo爆发后，它们或者已被破坏，或者完全消失。为他所钟爱的北京城墙，也几乎荡然无存了。
从五十年代批判&ldquo复古主义&rdquo，到&ldquo文革&rdquo中的&ldquo破四旧&rdquo导致的文化大破坏，梁思成失去了他所珍爱的许多东西&mdash&mdash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人们究竟失去了什么？中国究竟失去了什么？
从三十年代起，沈从文就与梁思成夫妇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正是沈从文，才与众不同地理解和认识梁思成的价值。
1948年，沈从文写过一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假借&ldquo苏格拉底&rdquo之口，述说自己对北京古都未来发展的设想。他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最好有一位&ldquo治哲学、懂美术、爱音乐之全能市长&rdquo，而古建筑专家、联合国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之一的梁思成，若能任副市长，&ldquo实中国一大光荣事&rdquo。
沈从文到底是一个小说家，他以诗意和想象，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文人理想中的北京。在他看来，北京应该建成一个历史文物的花园。警察的工资应提高到园艺师的水平，他们如果检查私人住宅，只是为了卫生和绿化问题提出建议。
北京图书馆附近、濒临北海的大草地上，应建立六组白石青铜雕像，以纪念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建筑、电影六部门半世纪以来的新发展新贡献。故宫博物院也改变通常的机关制度，而采取学校制度，真正发扬文化而非&ldquo发卖&rdquo文化。大学将被重新设计成花木掩映的花园，学生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谈诗，课堂和长廊均挂有风景画等美术作品。
梁思成与周总理的合影
对于各种宣传标语通知启事之类的招贴，沈从文则认为应该加以严格限制和控制，将它们放在极其不起眼的地方，他甚至这样说：&ldquo宣传标语通知，均被限制小至约手掌大小，且只能于盥洗间饭堂相类地方张贴，免破坏学校整洁。&rdquo
从这方面来说，梁思成和沈从文都是诗人，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心中的诗意挥洒出来。读建筑史、雕塑史、服饰史，从那些旁征博引的论述中，我明明白白读出了诗意。
最近，请沈从文家人编辑一本《沈从文家书》，我特地去看望他的儿子沈虎雏先生。我们谈到了梁思成。他告诉我，梁思成在1972年去世之前，曾经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他当时看到过，记得信中谈到去世多年的林徽因，还可能谈到沈从文中断了的古代服饰研究。
对于了解沈从文和梁思成夫妇之间的友谊，这封信很重要，在编《沈从文全集》时，他很想找到这封信，可惜没有找到。不过，虎雏先生还是为我找到沈从文和梁思成夫妇之间的另外几封通信。
其中沈从文的两封信写于1937年10月，与梁思成夫妇的古建筑考察有关。抗战爆发后，梁思成夫妇不得不中断在北京的研究工作，与沈从文一样，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将在长沙稍作逗留后前往昆明。为此，滞留在武汉的沈从文，写信给在家乡凤凰县的大哥，请他为即将路过湘西的梁思成夫妇，安排一次古建筑的考察。
尽管战争阴影笼罩，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可能的机会，继续从事勘察和研究，沈从文对此非常理解和赞同。这两封信值得在这里摘引：
沈从文告诉大哥：&ldquo梁先生想去沅陵看看那座大庙&hellip&hellip你最好能设法将龙兴寺大殿内外照几张相来，寄给他看看。他专门研究建筑，注意的是大殿斗拱（檐下承柱撑木&hellip&hellip）以及屋顶檐口、窗棂，等等，很希望你先设法弄相片来看看。如照相馆能买得出那殿相片自然更好。这庙如当真是宋元建筑，他们必可以来看看，即使不上昆明，也会特意来看看。相片得到时，望为挂号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营造学社办事处梁思成收。&rdquo（1937年11月6日）
在这之前的另一封信中，沈从文请大哥为接待梁思成夫妇做好准备，从他细致入微的关照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
&ldquo我很希望家中有一部分房子正空着，欢迎他们去休息休息。因为上昆明路够远，老太太孩子们坐十天八天的长途车够折磨，他们现在住在常有警报的长沙，也很不舒服。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亲手做的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到上路时，并望你见告路上种种，什么地方值得看，什么地方出产什么东西，最好是到大站上停车处有熟人，代为介绍一下，上车下车得到些方便（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上路时最好是做点爆腌肉和牛肉巴子等物。&rdquo（1937年10月27日）
梁思成夫妇后来是否按照计划到了凤凰，沈从文家乡的那座大庙是否引起他们的兴趣，一时暂不得知。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有限的史料，已经告诉我很多。在我眼里，它们把战乱状况下的梁思成和沈从文具体联系起来，并留给我历史想象的空间。
由此我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像梁思成林徽因这种身份和资历的人，能够对一个来自湘西的&ldquo乡下人&rdquo，表现出特别的青睐。沈从文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出国留洋，更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他以他的天分和才华，体现了文化的本质，从而使他和梁思成他们精神上得到了沟通。在对文化的理解上，在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珍爱上，梁思成和沈从文是知音，他们各自的文化成就，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文人。
当北京古都已然消失之后，曾经竭力想保留其历史原貌特征的梁思成，就注定要成为人们不断提及不断感叹的人物。这就像被人口众多而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人们必然会想到马寅初那位老先生一样。
感伤的梁思成，也许并非具体的一道城墙、一座牌楼的消失，而是人的文化精神的萎缩，是传统文化的被轻视被抹杀。于是，更困惑的成了我们自己。
面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我们可以自豪，可以为能够亲自感应这个世纪的脉搏跳动而荣幸。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世纪文化的尴尬，不能不面对那些在种种尴尬和困惑中成为大师的文化人。
这个世纪的历史环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样也造就了文化大师。可是，出现文化大师的过程，却是文化不断被轻视、不断被消解的过程。是他们衬托出了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尴尬把他们造就？
只可惜，北京城墙就这样消失了&hellip&hellip
梁思成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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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梁思成：为消失的北京城墙而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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