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2-20 19:40:02
曹操式的勝利不值得推崇
文：谌旭彬 編：木葉
《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中的&ldquo袁紹傳&rdquo是個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這篇傳記用了超過一半的篇幅，将曹操的大敵袁紹塑造成了一個大蠢貨。凸顯袁紹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濃墨重彩地渲染田豐與沮授之智。
▌亂世争霸的成功經驗
并不适合寫入官修史書
按書中的說法，田豐與沮授給袁紹出了許多好主意，卻被袁紹幾乎全部拒絕，最終落了個敗亡的下場。袁紹的拒絕共計有八次之多，具體如下：
1.沮授勸袁紹把漢獻帝接到邺城來，袁紹&ldquo不從&rdquo。
2. 袁紹讓長子袁譚執掌青州，沮授勸他别這樣幹，袁紹&ldquo不聽&rdquo。
3. 曹操東征劉備，田豐勸袁紹攻擊曹操後方，袁紹&ldquo不許&rdquo。
4. 袁紹計劃南征曹操，田豐、沮授強烈反對，袁紹&ldquo疑&rdquo而不聽。
5. 沮授對袁紹說顔良&ldquo促狹&rdquo不可重用，袁紹&ldquo不聽&rdquo。
6. 袁紹想要親自率軍過黃河，沮授勸阻，袁紹&ldquo弗從&rdquo。
7. 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對峙，沮授勸他與曹操打持久戰，袁紹&ldquo不從&rdquo。
8. 沮授勸袁紹派部隊攻擊曹操的遊擊部隊，以保護糧草運輸，袁紹&ldquo複不從&rdquo。
這八條一路捋下來，直觀感覺就是：從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獻帝遷都許昌）到建安七年（公元202 年，袁紹病故），袁紹幾乎沒做對過一件關鍵的事，可謂昏聩到了極緻。
由裴松之的注釋可以知曉：這八個&ldquo不聽&rdquo&ldquo不從&rdquo的來源是《魏書》。王沈的《魏書》是曹魏官修史書，其中的《獻帝傳》使用了諸多曹魏的官方文書檔案，整理文書檔案也是魏明帝時期官修史書工作的一部分，其編撰和整理的核心主旨是構建曹魏皇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顯然，這是勝利者有意想要證明一個結論：
勝利來自勝利者的雄才大略。
其實，即使這八條&ldquo不聽&rdquo&ldquo不從&rdquo全部爲真，它們也不是曹操從漢末群雄中勝出的核心原因。相對于個人的雄才大略，能否建立起比其他豪強更穩定、更有效的汲取體制，進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與物力，才是在亂世争霸中更重要的東西。也就是說，誰對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強、控制能力更強，誰的勝算往往也就更大。
隻不過，這樣的成功經驗并不适合寫入官修史書。
▌曹操之惡：屠城狂魔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裏說，曹操進攻荊州，有十餘萬荊州百姓願意拖家帶口跟着劉備跑路。&ldquo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此到當陽，衆十餘萬，辎重數千輛，日行十餘裏。&rdquo
這件事情乍看之下很不合常理，一個人再怎麽仁義，也無法驅動十餘萬人跟着自己背井離鄉。但那個時代這是有可能發生的。隻不過，促成其發生的原因不在劉備之&ldquo仁&rdquo，而在曹操之&ldquo惡&rdquo。
漢末軍閥當中，曹操最喜歡屠城。
僅見于史書者就有：攻張超屠雍丘，征徐州兩屠彭城，征烏丸屠柳城，征關中、隴右屠興國、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紹坑殺降卒八萬。其中，又以&ldquo徐州大屠殺&rdquo最爲喪心病狂。
據《後漢書·劉虞公孫瓒陶謙傳》記載，初平四年（公元193 年），曹操征讨陶謙：
破彭城傅陽&hellip&hellip過拔取慮、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複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陶）謙者皆殲。
《三國志》對&ldquo徐州大屠殺&rdquo有許多粉飾。《武帝紀》選擇輕描淡寫，僅留下&ldquo所過多所殘戮&rdquo六個字。《二公孫陶四張傳》則移花接木，說&ldquo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rdquo。
隻有《荀彧荀攸賈诩傳》裏留下了荀彧力勸曹操不要再攻徐州的一條理由：&ldquo前讨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rdquo
&ldquo威罰實行&rdquo、&ldquo子弟念父兄之恥&rdquo等字眼，清晰地表現出這場屠殺規模甚大，在徐州百姓當中造成了極大的恐怖。
因爲&ldquo圍而後降者不赦&rdquo的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大概率還有更多的屠城劣迹，隻不過沒有被載入史冊。該法令見于《三國志·魏書·張樂于張徐傳》和《三國志·魏書·程郭董劉蔣劉傳》。
《三國志·魏書·張樂于張徐傳》記載，建安十年（公元205 年），于禁斬殺投降的昌豨時，說過這樣一句話：&ldquo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rdquo于禁說：各位應當知道，主公有一道&ldquo常令&rdquo，叫作&ldquo圍而後降者不赦&rdquo，遵令行事是我等的義務。
《三國志·魏書·程郭董劉蔣劉傳》記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 年）曹操征馬超，留曹丕鎮守後方。田銀、蘇伯于河間起兵反抗曹氏的統治，将軍賈信帶人平定起義後，欲援引&ldquo圍而後降者不赦&rdquo的法令殺投降的俘虜，程昱出面勸曹丕不要這樣做，理由是：
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于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
他想告訴曹丕的是：以前和其他軍閥争奪天下，爲了威懾敵人，讓他們不敢負隅頑抗，所以制定了&ldquo圍而後降者不赦&rdquo的法令如今天下大緻在手，殺自己境内的投降者，已經沒有什麽意義了。
綜合《三國志·魏書·張樂于張徐傳》與《三國志·魏書·程郭董劉蔣劉傳》可以知道，&ldquo圍而後降者不赦&rdquo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一道&ldquo常令&rdquo，曾被曹魏的将領們長期付諸實踐。
另據《三國志·魏書·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的記載，還可以知道，這道法令針對的并非隻是敵軍官兵，包括城内百姓在内的其他投降者也在&ldquo不赦&rdquo之列。《三國志·魏書·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裏有這樣一段文字：
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ldquo夫征讨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内，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rdquo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
田銀、蘇伯在河間起兵造反，被鎮壓後，按法令他們的餘黨也都要被斬殺，國淵認爲這些人不是首惡，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殺他們，救了一千多人的性命。&ldquo後有餘黨，皆應伏法&rdquo一句顯示了&ldquo圍而後降者不赦&rdquo其實是一道屠城法令。
從初平四年的&ldquo徐州大屠殺&rdquo，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勸阻曹丕不要再執行&ldquo圍而後降者不赦&rdquo的屠殺令，曹操屠殺了無數的無辜降兵和無辜百姓。曹操的制度性屠殺也許連以殘暴著稱的董卓都要甘拜下風。
荊州百姓對曹操的屠殺法令深感恐懼，聽聞曹軍南下，趕緊收拾家當南逃，可以說是情理中事。畢竟，天知道刺史、郡守會不會抵抗，天知道會不會有圍城，天知道自己會不會成爲&ldquo不赦&rdquo的一分子。總之，穩妥起見，還是先跑了再說。
▌秦制時代的軍閥混戰：
誰的手段越狠，誰就越有可能勝出
秦制時代的軍閥混戰有一個非常尋常的道理：誰的手段越狠，誰就越有能力從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誰就最有可能勝出。
曹操正是漢末、三國時代的那個手段最狠的人。屠城隻是他&ldquo狠&rdquo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謂的摧抑豪強與興辦屯田。
●摧抑豪強：
&ldquo豪強&rdquo兩個字是曹魏（本文的&ldquo曹魏&rdquo字樣是一種廣義指稱，既包括曹操控制下的東漢時期的政權，也包括曹丕稱帝後的魏王朝）對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一種統稱，帶有強烈的貶義。
&ldquo摧抑豪強&rdquo四個字組合起來，也很有維護社會公平的味道。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 年）九月下達的《抑兼并令》也是在高喊&ldquo不患寡而患不均&rdquo的口號，說要打擊&ldquo豪強&rdquo，爲&ldquo下民&rdquo伸張正義。
伸張正義大體隻是口號。曹魏所垂涎的是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控制的土地與依附人口，将他們的土地變成曹魏所有，将他們的依附人口變成曹魏的編戶民，曹魏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與物力。
反之，若放任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存在，那就相當于給了編戶民用腳投票的機會。當百姓無法承受來自曹魏及其代理人的剝削時，就會兩害相權取其輕，投入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懷抱，以尋求庇護。
在豪強的庇護下，百姓也許需要繳納更高額度的田租，但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兵役。細察漢末各路軍閥的命運，可以發現一條規律：
凡緻力于對内摧抑豪強的，對外往往也會表現出強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與孫策。凡對内選擇與豪強合作的，對外擴張的欲望也要稍遜一籌，比如袁紹。有些軍閥甚至于近乎沒有對外擴張的欲望，比如劉表與劉璋。
這條規律的成因也不複雜。對内摧抑豪強，消滅了地方上的豪強，百姓被原子化，軍閥就可以用低成本來加重剝削，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與物力，這些人力與物力就可以支撐起他們對外擴張的野心。
反之，那些依賴與豪強合作而形成的軍閥集團，比如單騎入荊州後選擇與蔡氏、蒯氏合作的劉表，他們可以汲取到的人力與物力就要少很多，汲取難度也高，而且豪強大多不願犧牲自己掌控的人力、物力來支持軍閥的對外擴張。于是，依賴與豪強合作的軍閥即使有對外擴張的野心，也很難有付諸實行的機會。
也就是說，曹操所謂的摧抑豪強，本質上是在追求更強有力地榨取自耕農和自由民的稅賦。
摧抑豪強與租調制配套運作，&ldquo曹魏的戶調較之漢代的口錢和算賦（兩種人頭稅），大約加重了四倍&rdquo同時，百姓承擔的田租達到了畝産的七分之一（考慮到畝産有限，這個比例其實是很高的），較之漢代通行的三十分之一，也高出了四倍有餘。若放任地方上豪強存在，百姓用腳投票，尋求庇護，如此強的榨取力度是無法長期維持的。
●興辦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軍屯兩種。
民屯本質上近似于一種農奴制度。一旦成爲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終身被束縛在屯中，不能随意遷徙，也不能變成由郡縣管轄的編戶民，隻能世代受軍事化管制。
做曹魏的農奴，不但沒有人身自由可言，還須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産出交給官府，同時無條件從事諸如墾荒、修路、造屋、輸租等各種徭役，包括給長官做家奴，非常時期還得參與戰事。用張大可先生的話說就是，&ldquo屯民所處地位是軍事管制下的農奴，每一個屯田點就是一座勞役集中營&rdquo。
自然，屯田的暴政經常會造成&ldquo民不樂，多逃亡&rdquo 的現象。公元213 年，曹操南征孫權，下令将江淮一帶的編戶民移往内地，結果&ldquo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rdquo。曹魏的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慘，遂紛紛逃往江南，投入孫吳政權的懷抱，總計多達十餘萬人。
而軍屯的奴役遠比民屯殘酷。爲盡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驅策他們戰時流血、平時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脅迫爲核心的&ldquo士家制度&rdquo。
屯田兵被稱作&ldquo士&rdquo，其子孫被稱作&ldquo士息&rdquo，其妻被稱作&ldquo士妻&rdquo，其家被稱作&ldquo士家&rdquo。隻要做了&ldquo士&rdquo，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孫孫都是曹魏的兵奴兼農奴。
&ldquo士&rdquo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給自由民，隻能服從官府分配改嫁給其他的&ldquo士&rdquo。&ldquo士&rdquo的子女同樣隻能婚配其他&ldquo士&rdquo的子女。而且，&ldquo士&rdquo在邊境屯田，他的妻子和兒女會被朝廷當作人質，集體控制在他處從事生産。
爲防止&ldquo士&rdquo的反抗，曹操還制定了嚴厲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選擇逃亡，官府會殺死他們的家屬，後來修改爲籍設逃亡&ldquo士&rdquo的家屬爲官奴婢。但是即便如此，&ldquo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rdquo，讓曹操頭疼的逃亡現象仍不斷發生，可見對百姓壓榨之嚴重。
《晉書·文苑傳》裏的趙至就是曹魏政權下的一個&ldquo士息&rdquo，也就是屯田兵的兒子。他和母親作爲人質被官府從家鄉代郡遷至河南缑氏，與其他屯田兵家屬共同生活。
趙至不甘心像父親面包那樣一輩子做毫無自由的奴隸，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官府的報複，于是在15 歲的時候開始裝瘋，經常假裝走出三五裏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後被人尋回他還拿火燒自己的身體，燒傷十多處。
一年後，覺得基層的監管者真的已經相信自己瘋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後在遙遠的遼西用假身份洗掉了低賤的&ldquo士息&rdquo出身，成爲可以做官的自由民。
所以，曹魏之所以能夠在漢末、三國的亂世之中勝出，核心原因并不僅僅在于曹操、曹丕個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們的手段夠狠、夠硬、夠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軍閥更強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機制。與之鼎立的其他政權，也是相似的情形。
曹操式的胜利不值得推崇
文：谌旭彬 编：木叶
《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的&ldquo袁绍传&rdquo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这篇传记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将曹操的大敌袁绍塑造成了一个大蠢货。凸显袁绍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浓墨重彩地渲染田丰与沮授之智。
▌乱世争霸的成功经验
并不适合写入官修史书
按书中的说法，田丰与沮授给袁绍出了许多好主意，却被袁绍几乎全部拒绝，最终落了个败亡的下场。袁绍的拒绝共计有八次之多，具体如下：
1.沮授劝袁绍把汉献帝接到邺城来，袁绍&ldquo不从&rdquo。
2. 袁绍让长子袁谭执掌青州，沮授劝他别这样干，袁绍&ldquo不听&rdquo。
3. 曹操东征刘备，田丰劝袁绍攻击曹操后方，袁绍&ldquo不许&rdquo。
4. 袁绍计划南征曹操，田丰、沮授强烈反对，袁绍&ldquo疑&rdquo而不听。
5. 沮授对袁绍说颜良&ldquo促狭&rdquo不可重用，袁绍&ldquo不听&rdquo。
6. 袁绍想要亲自率军过黄河，沮授劝阻，袁绍&ldquo弗从&rdquo。
7. 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沮授劝他与曹操打持久战，袁绍&ldquo不从&rdquo。
8. 沮授劝袁绍派部队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以保护粮草运输，袁绍&ldquo复不从&rdquo。
这八条一路捋下来，直观感觉就是：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迁都许昌）到建安七年（公元202 年，袁绍病故），袁绍几乎没做对过一件关键的事，可谓昏聩到了极致。
由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知晓：这八个&ldquo不听&rdquo&ldquo不从&rdquo的来源是《魏书》。王沈的《魏书》是曹魏官修史书，其中的《献帝传》使用了诸多曹魏的官方文书档案，整理文书档案也是魏明帝时期官修史书工作的一部分，其编撰和整理的核心主旨是构建曹魏皇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显然，这是胜利者有意想要证明一个结论：
胜利来自胜利者的雄才大略。
其实，即使这八条&ldquo不听&rdquo&ldquo不从&rdquo全部为真，它们也不是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的核心原因。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能否建立起比其他豪强更稳定、更有效的汲取体制，进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才是在乱世争霸中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谁对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强、控制能力更强，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
只不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并不适合写入官修史书。
▌曹操之恶：屠城狂魔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愿意拖家带口跟着刘备跑路。&ldquo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rdquo
这件事情乍看之下很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也无法驱动十余万人跟着自己背井离乡。但那个时代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只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ldquo仁&rdquo，而在曹操之&ldquo恶&rdquo。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
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其中，又以&ldquo徐州大屠杀&rdquo最为丧心病狂。
据《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公元193 年），曹操征讨陶谦：
破彭城傅阳&hellip&hellip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
《三国志》对&ldquo徐州大屠杀&rdquo有许多粉饰。《武帝纪》选择轻描淡写，仅留下&ldquo所过多所残戮&rdquo六个字。《二公孙陶四张传》则移花接木，说&ldquo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rdquo。
只有《荀彧荀攸贾诩传》里留下了荀彧力劝曹操不要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ldquo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rdquo
&ldquo威罚实行&rdquo、&ldquo子弟念父兄之耻&rdquo等字眼，清晰地表现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百姓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怖。
因为&ldquo围而后降者不赦&rdquo的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大概率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没有被载入史册。该法令见于《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和《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记载，建安十年（公元205 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ldquo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rdquo于禁说：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ldquo常令&rdquo，叫作&ldquo围而后降者不赦&rdquo，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记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 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氏的统治，将军贾信带人平定起义后，欲援引&ldquo围而后降者不赦&rdquo的法令杀投降的俘虏，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做，理由是：
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
他想告诉曹丕的是：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ldquo围而后降者不赦&rdquo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综合《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与《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可以知道，&ldquo围而后降者不赦&rdquo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一道&ldquo常令&rdquo，曾被曹魏的将领们长期付诸实践。
另据《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这道法令针对的并非只是敌军官兵，包括城内百姓在内的其他投降者也在&ldquo不赦&rdquo之列。《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ldquo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rdquo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
田银、苏伯在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被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多人的性命。&ldquo后有余党，皆应伏法&rdquo一句显示了&ldquo围而后降者不赦&rdquo其实是一道屠城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ldquo徐州大屠杀&rdquo，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ldquo围而后降者不赦&rdquo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百姓。曹操的制度性屠杀也许连以残暴著称的董卓都要甘拜下风。
荆州百姓对曹操的屠杀法令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毕竟，天知道刺史、郡守会不会抵抗，天知道会不会有围城，天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ldquo不赦&rdquo的一分子。总之，稳妥起见，还是先跑了再说。
▌秦制时代的军阀混战：
谁的手段越狠，谁就越有可能胜出
秦制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一个非常寻常的道理：谁的手段越狠，谁就越有能力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可能胜出。
曹操正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屠城只是他&ldquo狠&rdquo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
●摧抑豪强：
&ldquo豪强&rdquo两个字是曹魏（本文的&ldquo曹魏&rdquo字样是一种广义指称，既包括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时期的政权，也包括曹丕称帝后的魏王朝）对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一种统称，带有强烈的贬义。
&ldquo摧抑豪强&rdquo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 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也是在高喊&ldquo不患寡而患不均&rdquo的口号，说要打击&ldquo豪强&rdquo，为&ldquo下民&rdquo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大体只是口号。曹魏所垂涎的是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控制的土地与依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曹魏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曹魏的编户民，曹魏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
反之，若放任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存在，那就相当于给了编户民用脚投票的机会。当百姓无法承受来自曹魏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怀抱，以寻求庇护。
在豪强的庇护下，百姓也许需要缴纳更高额度的田租，但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兵役。细察汉末各路军阀的命运，可以发现一条规律：
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的，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与孙策。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有些军阀甚至于近乎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比如刘表与刘璋。
这条规律的成因也不复杂。对内摧抑豪强，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百姓被原子化，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
反之，那些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比如单骑入荆州后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他们可以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就要少很多，汲取难度也高，而且豪强大多不愿牺牲自己掌控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军阀的对外扩张。于是，依赖与豪强合作的军阀即使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很难有付诸实行的机会。
也就是说，曹操所谓的摧抑豪强，本质上是在追求更强有力地榨取自耕农和自由民的税赋。
摧抑豪强与租调制配套运作，&ldquo曹魏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赋（两种人头税），大约加重了四倍&rdquo同时，百姓承担的田租达到了亩产的七分之一（考虑到亩产有限，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较之汉代通行的三十分之一，也高出了四倍有余。若放任地方上豪强存在，百姓用脚投票，寻求庇护，如此强的榨取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兴办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
做曹魏的农奴，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官府，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用张大可先生的话说就是，&ldquo屯民所处地位是军事管制下的农奴，每一个屯田点就是一座劳役集中营&rdquo。
自然，屯田的暴政经常会造成&ldquo民不乐，多逃亡&rdquo 的现象。公元213 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结果&ldquo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rdquo。曹魏的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而军屯的奴役远比民屯残酷。为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战时流血、平时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胁迫为核心的&ldquo士家制度&rdquo。
屯田兵被称作&ldquo士&rdquo，其子孙被称作&ldquo士息&rdquo，其妻被称作&ldquo士妻&rdquo，其家被称作&ldquo士家&rdquo。只要做了&ldquo士&rdquo，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兼农奴。
&ldquo士&rdquo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服从官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ldquo士&rdquo。&ldquo士&rdquo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ldquo士&rdquo的子女。而且，&ldquo士&rdquo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和儿女会被朝廷当作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生产。
为防止&ldquo士&rdquo的反抗，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家属，后来修改为籍设逃亡&ldquo士&rdquo的家属为官奴婢。但是即便如此，&ldquo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rdquo，让曹操头疼的逃亡现象仍不断发生，可见对百姓压榨之严重。
《晋书·文苑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ldquo士息&rdquo，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官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
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面包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官府的报复，于是在15 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
一年后，觉得基层的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低贱的&ldquo士息&rdquo出身，成为可以做官的自由民。
所以，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曹丕个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与之鼎立的其他政权，也是相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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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曹操式的胜利不值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