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3-06 11:01:44
第一次聽到電視這個東西,是在四十多年前。那時候,我大約四歲左右。
有一天,同村的小夥伴永忠說,中學買電視了。電視是啥東西啊?他搔着腦袋,用手比劃着,吭哧半天,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反正,我們從沒見過的,很有趣,好看極了,哪天帶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永忠的伯父,是學校的大師傅,有這個便利。一個星期六的中午,他果然帶着我們幾個小夥伴去了,美美地開了回眼界。真的,很新鮮,那裏面怎麽還有人呢,能跑能跳,又說又唱,也哭也笑。人是怎麽鑽進去的?從哪裏鑽進去的?裏面能藏下那麽多人嗎?帶着一連串的疑問和困惑,我們還繞着它,轉了幾個圈,始終沒有弄明白,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兒。
這是第一次電視給我的印象。隻覺得,這是一個很奇妙、很稀罕的玩藝兒。
我們這個小鎮處在槐山腳下,泾河岸邊,到縣城要翻山越嶺,有着百裏路程。由于經濟落後,長期不通車,消息一貫很閉塞,人們幾乎沒有出去過,沒有見過什麽世面。所以,小鎮上的新鮮事兒本來就不多。不過,中學買電視的消息很快就一傳十十傳百,在小鎮上不胫而走。到了晚上,人們就帶着孩子,一撥兒一撥兒,絡繹不絕地去看稀奇。起初,學校裏的領導和老師們也很理解,也讓大家坐到會議室裏看。人多了,裏面就擁擠,甚至很鬧吵。他們幹脆把桌子搬到院子裏,讓人們盡情盡興地看。但是,看電視也會上瘾的。人們天天晚上來,而且人越來越多了。學校本來就是個清靜之地,更是個很文明的地方,像随地拉屎撒尿,随手丢棄垃圾,随意高聲喧嘩,卻與學校的環境格格不入。給誰,都會頗煩的;給誰,都會受不了的。但人們似乎不理解,我們這一群小孩子,更不理解。不但如此,甚至還有些得寸進尺了。天剛擦黑,學生還正在上晚自習。人們就帶着孩子,早早地來到了校門外,等候着門開。一些人高喉嚨大嗓門地說着谝着,肆無忌憚地放聲浪笑着。一些大人根本不管教自己的孩子,任其胡作非爲。有的孩子打起了口哨,有的孩子把大鐵門上的鎖子和鐵鏈搖得山響,有的孩子爬上了鐵框門的頂上,高聲喊着“開門!開門!”這時,一個校長模樣的人走了過來,顯得有些無可奈何,遂用乞求的口吻說:“不要吵了,小聲點。學生正在裏面上自習。”說完,就轉身走了。人們依然還是老樣子。有一晚上,我跟随着一群人來到學校裏。會議室的們緊鎖着。人們就一個房子挨着一個房子地去找,終于找到了,一個房子裏正放着電視,門從裏面鎖着。這時,一個教師撥開人群,敲着門喊着:“李玉濤!李玉濤!”門開了,那人進去後又關上了。我靠近窗台透過玻璃,看着裏面的電視。這時,不知誰在門口,大膽地高喊着:“李玉濤!李玉濤!”忽然,門被拉開了,大家一下子閃身躲開了。我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一個人拽進去了。他咆哮如雷,很氣憤地向我吼起來。“喊什麽?!喊什麽?!你叫啥名字?!”我脾氣很倔,嘴上就是不服軟。“你抓我幹什麽?我也不知道是誰喊的,反正不是我!你人沒認得,錢沒掙下。”我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他拿我沒有辦法,隻能把我放出來。跟着,人們才一哄而散,揚長而去了。吃一塹,長一智。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去中學看過電視。後來,從大人的口中得知,那個叫“李玉濤”的人當時好像是我們小鎮中學的副校長。
我總感覺,在那個物質極度匮乏的年月,人們對精神生活好像始終有一種追求的狂熱感、饑餓感。後來,小鎮上的供銷社、醫院、公社,也相繼買了電視。說實話,未買之前,機關裏的人和我們一樣,也是經常死乞白賴地到中學蹭着看電視。想想,也不純粹是人們不知趣,死皮賴臉,那是饑餓啊。這時候,人們照樣經常去蹭着看電視。一到天黑,就心熱得不得了,一撥兒一撥兒地,一群一群地,這個單位門裏進去,那個單位門裏出來,簡直跟遛馬似的。如果門裏面被關住了,依然有人,氣沒處出,咚咚咚地砸着鐵門,驢喊馬叫,鬼哭狼嚎,甚至氣呼呼地謾罵,向院子裏丢土塊。其實,有時明明知道,晚上沒處看電視,卻好像心裏缺少個什麽東西。既然不死心,睡不着,心裏那筒花放不了不行,就三五成群地去找。找來找去,轉悠了半晚上,還是怅然而歸,回到家裏,心裏也安然了,能睡着了。不過,人們到公社裏是不會去的。那裏是衙門,人們似乎天生對衙門有種恐懼感、畏怯感,那裏萬萬去不得,莽撞不得,造次不得。
這樣的日子,大約過了好幾年吧。我們大隊把南溝葦塘的蘆葦賣了,托人從上海買回了一台日立牌大彩電。這是小鎮街道第一台彩電。從此,人們就告别了每天晚上遊擊式蹭着看電視的歲月。這台電視買到了人們心坎裏,大家歡天喜地,一下子有了種揚眉吐氣的自豪感。
大隊院裏有一座五間房的大會議室。每天晚上,天還沒有黑,男男女女,扶老攜幼,就從四面咕裏咕咚湧來了,密密麻麻站滿了一院子,十萬火急地等着放電視的人。孩子們最難沉不住氣了,早早地争先恐後地聚集到會議室門口,擁來擠去,打打鬧鬧。好不容易,放電視的村幹部來了。他剛踏進院子,人們就一窩蜂似的跟了過來。他豁開人群,擠到門口,打開了鎖子,嘴裏連聲叫着:“慢點!慢點!别擠了!”似乎沒有人聽。大家誰也不讓誰,擁着,擠着,後邊的人推着前邊的人,像決閘的洪水一樣一下子湧了進去。人擠人,吓死人。這時候,由于房子裏面黑着,有人就被絆倒了,有人就被踩倒了,有人哭叫起來,有人呐喊着。情急之下,不知誰拉亮了燈,人們眼前豁然一亮,都搶着往前沖,跌倒的也趕緊爬起來。一眨眼的功夫,會議室爆滿了,人們都在地面上的木椽上,一排一排地坐下來了。會議室裏頓時煙山土霧,彌漫着一陣陣嗆人的土腥味。不久,會議室的門扇下面,不知被哪個搗蛋鬼撞了個窟窿,一些精細伶俐的小家夥,老早就從那兒鑽了進去,坐到最佳位置上等候着。後來,門扇被修好了。有人卻在土坯堵着的窗子上,扒開一個洞來。有天晚上,我也提前鑽了進去。電視剛開不久,我卻埋頭睡着了。醒來時,已半夜三更,會議室裏空空如也,隻剩下了我一個人。我揉着眼睛,就地撒了泡尿,連忙爬出了窗子。好在那天晚上有月亮,我好像被狼從後面攆着似的,一路大踏步跑着回到家裏。
自從大隊有了大彩電,幾乎天天晚上放,我也幾乎天天晚上,像穆桂英陣陣到。如果哪天晚上,放電視的人有事來不了,就看見人們在院子裏一直集結着,鬧吵着,常常是等到快十點了,還遲遲不肯離去。如果到了春節期間,那電視就白天晚上不倒台地放,直看得人頭昏眼花,天旋地轉。但我還是仍然去。不去,就感到心裏不舒服。
不料,有一年,大隊裏的大彩電卻不翼而飛,無影無蹤了。報了案,沒有線索,一直懸着。于是,全村人氣不打一處來,相互之間,彼此一見面,就唾沫橫飛,不歇不停地,咬牙切齒地,祖宗八代地,罵着那個喪盡天良的賊。罵歸罵,沒有電視看,倒是鐵的事實。這時候,村裏個别殷實富裕的家庭,也開始買電視了。盡管是黑白電視,沒有大隊裏的好,也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快樂。不用說,人們又開始到關系相好的私人家裏,蹭着看電視了。在私人家裏看電視,不比在單位看電視,是要特别知趣的。永忠家是我們小隊裏第一個買電視的,記得在他家,我卻一集不落地看完了連續劇《霍元甲》。
生活真會和人開玩笑。過了幾年,大隊的彩電又地找到了,簡直和丢失一樣奇怪。不過,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來了,電視已漸漸成爲新婚對象的首選嫁妝。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不斷結婚,買電視的家庭自然就越來越多了。慢慢地,慢慢地,作爲嫁妝的黑白電視,也變成了彩電、遙控彩電、平板彩電、大屏幕彩電,越來越高端,越來越洋氣了。如今,電腦已經作爲嫁妝,走進了一些年輕人的生活。
忽然,有一天,大隊裏的大彩電,就被一個收破爛的人拉走了。第一次听到电视这个东西,是在四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大约四岁左右。
有一天,同村的小伙伴永忠说,中学买电视了。电视是啥东西啊?他搔着脑袋,用手比划着,吭哧半天,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反正,我们从没见过的,很有趣,好看极了,哪天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永忠的伯父,是学校的大师傅,有这个便利。一个星期六的中午,他果然带着我们几个小伙伴去了,美美地开了回眼界。真的,很新鲜,那里面怎么还有人呢,能跑能跳,又说又唱,也哭也笑。人是怎么钻进去的?从哪里钻进去的?里面能藏下那么多人吗?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和困惑,我们还绕着它,转了几个圈,始终没有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这是第一次电视给我的印象。只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很稀罕的玩艺儿。
我们这个小镇处在槐山脚下,泾河岸边,到县城要翻山越岭,有着百里路程。由于经济落后,长期不通车,消息一贯很闭塞,人们几乎没有出去过,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所以,小镇上的新鲜事儿本来就不多。不过,中学买电视的消息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在小镇上不胫而走。到了晚上,人们就带着孩子,一拨儿一拨儿,络绎不绝地去看稀奇。起初,学校里的领导和老师们也很理解,也让大家坐到会议室里看。人多了,里面就拥挤,甚至很闹吵。他们干脆把桌子搬到院子里,让人们尽情尽兴地看。但是,看电视也会上瘾的。人们天天晚上来,而且人越来越多了。学校本来就是个清静之地,更是个很文明的地方,像随地拉屎撒尿,随手丢弃垃圾,随意高声喧哗,却与学校的环境格格不入。给谁,都会颇烦的;给谁,都会受不了的。但人们似乎不理解,我们这一群小孩子,更不理解。不但如此,甚至还有些得寸进尺了。天刚擦黑,学生还正在上晚自习。人们就带着孩子,早早地来到了校门外,等候着门开。一些人高喉咙大嗓门地说着谝着,肆无忌惮地放声浪笑着。一些大人根本不管教自己的孩子,任其胡作非为。有的孩子打起了口哨,有的孩子把大铁门上的锁子和铁链摇得山响,有的孩子爬上了铁框门的顶上,高声喊着“开门!开门!”这时,一个校长模样的人走了过来,显得有些无可奈何,遂用乞求的口吻说:“不要吵了,小声点。学生正在里面上自习。”说完,就转身走了。人们依然还是老样子。有一晚上,我跟随着一群人来到学校里。会议室的们紧锁着。人们就一个房子挨着一个房子地去找,终于找到了,一个房子里正放着电视,门从里面锁着。这时,一个教师拨开人群,敲着门喊着:“李玉涛!李玉涛!”门开了,那人进去后又关上了。我靠近窗台透过玻璃,看着里面的电视。这时,不知谁在门口,大胆地高喊着:“李玉涛!李玉涛!”忽然,门被拉开了,大家一下子闪身躲开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一个人拽进去了。他咆哮如雷,很气愤地向我吼起来。“喊什么?!喊什么?!你叫啥名字?!”我脾气很倔,嘴上就是不服软。“你抓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反正不是我!你人没认得,钱没挣下。”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他拿我没有办法,只能把我放出来。跟着,人们才一哄而散,扬长而去了。吃一堑,长一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中学看过电视。后来,从大人的口中得知,那个叫“李玉涛”的人当时好像是我们小镇中学的副校长。
我总感觉,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月,人们对精神生活好像始终有一种追求的狂热感、饥饿感。后来,小镇上的供销社、医院、公社,也相继买了电视。说实话,未买之前,机关里的人和我们一样,也是经常死乞白赖地到中学蹭着看电视。想想,也不纯粹是人们不知趣,死皮赖脸,那是饥饿啊。这时候,人们照样经常去蹭着看电视。一到天黑,就心热得不得了,一拨儿一拨儿地,一群一群地,这个单位门里进去,那个单位门里出来,简直跟遛马似的。如果门里面被关住了,依然有人,气没处出,咚咚咚地砸着铁门,驴喊马叫,鬼哭狼嚎,甚至气呼呼地谩骂,向院子里丢土块。其实,有时明明知道,晚上没处看电视,却好像心里缺少个什么东西。既然不死心,睡不着,心里那筒花放不了不行,就三五成群地去找。找来找去,转悠了半晚上,还是怅然而归,回到家里,心里也安然了,能睡着了。不过,人们到公社里是不会去的。那里是衙门,人们似乎天生对衙门有种恐惧感、畏怯感,那里万万去不得,莽撞不得,造次不得。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好几年吧。我们大队把南沟苇塘的芦苇卖了,托人从上海买回了一台日立牌大彩电。这是小镇街道第一台彩电。从此,人们就告别了每天晚上游击式蹭着看电视的岁月。这台电视买到了人们心坎里,大家欢天喜地,一下子有了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
大队院里有一座五间房的大会议室。每天晚上,天还没有黑,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就从四面咕里咕咚涌来了,密密麻麻站满了一院子,十万火急地等着放电视的人。孩子们最难沉不住气了,早早地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会议室门口,拥来挤去,打打闹闹。好不容易,放电视的村干部来了。他刚踏进院子,人们就一窝蜂似的跟了过来。他豁开人群,挤到门口,打开了锁子,嘴里连声叫着:“慢点!慢点!别挤了!”似乎没有人听。大家谁也不让谁,拥着,挤着,后边的人推着前边的人,像决闸的洪水一样一下子涌了进去。人挤人,吓死人。这时候,由于房子里面黑着,有人就被绊倒了,有人就被踩倒了,有人哭叫起来,有人呐喊着。情急之下,不知谁拉亮了灯,人们眼前豁然一亮,都抢着往前冲,跌倒的也赶紧爬起来。一眨眼的功夫,会议室爆满了,人们都在地面上的木椽上,一排一排地坐下来了。会议室里顿时烟山土雾,弥漫着一阵阵呛人的土腥味。不久,会议室的门扇下面,不知被哪个捣蛋鬼撞了个窟窿,一些精细伶俐的小家伙,老早就从那儿钻了进去,坐到最佳位置上等候着。后来,门扇被修好了。有人却在土坯堵着的窗子上,扒开一个洞来。有天晚上,我也提前钻了进去。电视刚开不久,我却埋头睡着了。醒来时,已半夜三更,会议室里空空如也,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揉着眼睛,就地撒了泡尿,连忙爬出了窗子。好在那天晚上有月亮,我好像被狼从后面撵着似的,一路大踏步跑着回到家里。
自从大队有了大彩电,几乎天天晚上放,我也几乎天天晚上,像穆桂英阵阵到。如果哪天晚上,放电视的人有事来不了,就看见人们在院子里一直集结着,闹吵着,常常是等到快十点了,还迟迟不肯离去。如果到了春节期间,那电视就白天晚上不倒台地放,直看得人头昏眼花,天旋地转。但我还是仍然去。不去,就感到心里不舒服。
不料,有一年,大队里的大彩电却不翼而飞,无影无踪了。报了案,没有线索,一直悬着。于是,全村人气不打一处来,相互之间,彼此一见面,就唾沫横飞,不歇不停地,咬牙切齿地,祖宗八代地,骂着那个丧尽天良的贼。骂归骂,没有电视看,倒是铁的事实。这时候,村里个别殷实富裕的家庭,也开始买电视了。尽管是黑白电视,没有大队里的好,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快乐。不用说,人们又开始到关系相好的私人家里,蹭着看电视了。在私人家里看电视,不比在单位看电视,是要特别知趣的。永忠家是我们小队里第一个买电视的,记得在他家,我却一集不落地看完了连续剧《霍元甲》。
生活真会和人开玩笑。过了几年,大队的彩电又地找到了,简直和丢失一样奇怪。不过,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电视已渐渐成为新婚对象的首选嫁妆。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不断结婚,买电视的家庭自然就越来越多了。慢慢地,慢慢地,作为嫁妆的黑白电视,也变成了彩电、遥控彩电、平板彩电、大屏幕彩电,越来越高端,越来越洋气了。如今,电脑已经作为嫁妆,走进了一些年轻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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