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柳宗元的《詠三良》

束帶值明後，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誇四方。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甯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賞析

　　“三良”事最早見于《詩經·秦風·黃鳥》。據《左傳》魯文公六年載，“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此後史家、詩人對秦穆公殺害三良一事的評論便絡繹不絕，有對具體史實進行加工的，如東漢應劭認爲秦穆公與三良約定同生共死，三良自願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關系、個體生命價值的，如陶淵明、蘇轼等等。

　　柳宗元《詠三良》詩意可分兩層來分析。前十句爲第一層，是就三良來說。詩人以飽蘸熱情之筆，刻畫了三良一心報國、忠君以死的義士形象。應該說，這與《黃鳥》一詩的記載是相違背的。《黃鳥》首章雲：“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清馬瑞辰曰：“詩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爲不得其所，興三良之從死，爲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

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黃鳥》詩‘無集于桑’是其證也。”馬說甚是。詩中描繪三良死前是“臨其穴，惴惴其栗”，全無視死如歸的氣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證。不過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漢末王粲《詠史詩》論三良之死曰：“結發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認爲他們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詩對照，無論是“束帶值明後”與“結發事明君”的細節描繪，還是“生時亮同體，死沒甯分張”與“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的死亡價值判斷，其相似之處都是驚人的。究其原因，王粲《詠史詩》作于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馬超歸途中，其時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揚“士爲知己者死”的精神，認爲三良從穆公而死乃忠義之舉。而柳宗元《詠三良》則是借史事來抒己之懷抱，既有對在朝爲官時峥嵘歲月的回憶，又有對憲宗者流打擊王叔文政治集團行爲的讨伐。其《讀書》一詩雲：“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籲。”《詠史》之詠歎燕昭王、樂毅，《詠三良》之批判秦康公，無不是由讀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詩雲：“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複爲身謀。”順宗重

用王叔文集團，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積極參政，使得“人情大悅”，政局爲之一新。“生時亮同體，死沒甯分張”，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寫照。

　　然而若撇開柳宗元《詠三良》詩的政治隐喻不談，而就其對君臣關系的讨論來看，不得不說此詩的深刻性和陶淵明的同題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詩雖亦有“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向已從，計議初無虧”的描述，但“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與“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的議論，則深刻揭示了爲人臣子的無奈與悲哀。事君以忠，爲君所賞，本是做臣子的價值體現，但若過于忠誠，連同身家性命都被國君據爲己有，那麽結果隻能是投穴同死。淵明說“忠情謬獲露”，“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與其對臣子的控制緊緊聯系在一起，“君命安可違”實乃“君命不可違”。他對君主專制下的臣子的個人價值進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國之公器，非國君的一己之私，更何況人本身又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這直接啓發了蘇轼《和〈詠三良〉》“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中洋溢的對個體獨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中對爲人臣子原則的揭橥。宗元《詠三良》詩在這一點上，和陶淵明相比是一個倒退。

　　《詠三良》詩的後六句爲第二層

，是就秦康公來說。秦穆公命令三良爲自己殉葬，這在禮儀上是不合的，朱熹即雲：“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讨其罪。于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在中原地區人看來，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極其野蠻的行爲，又何況其中還有國家的賢才。穆公死後，秦國的東征有所緩慢，晉、楚相繼稱霸，這和穆公以賢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關系。《左傳》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複東征也。”宗元所論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圖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繼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與魏顆進行比較。《左傳》魯宣公十五年記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魏顆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間選擇了改嫁父妾的做法。這樣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罵名。可是在史書有關三良殉死的記載中，卻沒有康公的聲音，甚至

讓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顯是錯誤的，倘若三良從死并非出于自願而是脅迫所緻，康公命令他們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親殘暴的遺命付諸行動，而且還可赢得人心，加強自己的統治基礎，甚至可以繼續父親的東征事業。在這種情況下，康公如果選擇沉默，即是承認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礎上立論的。應該說宗元的立論角度是頗爲新穎的，然而倘若仔細研究，則會發現宗元的論證恰恰是偏頗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國的風俗與中原地區不同，以人殉葬是習以爲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爲是合乎舊俗而有違于情理，沒有與時俱進。宗元對秦國當時舊俗似乎沒有注意到，沒有把穆公父子的行爲放到特定的環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與魏顆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魏顆面臨着兩種選擇，即既可以執行武子神智清醒時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執行其父神智不清時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隻有一種選擇，在“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的春秋時期，康公執行父命乃被動行事，無可厚非。當然，康公以三良殉葬，隻是一味盡孝而不顧國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終毀了父親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對的，這表現了宗元的人

道主義精神和時代的進步。不過宗元說“吾欲讨彼狂”，稱康公爲狂亂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蘇轍以爲：“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于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與宗元一樣，蘇轍對康公的處境似乎沒有明察，自然也談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詩的寫作意圖而言，如前所述，此詩是借讨伐康公來讨伐唐憲宗。柳宗元認爲康公與憲宗的共同點是“從邪陷厥父”。這裏，他又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錯誤的，康公如果改變父命，這無疑是正确之舉。可是現在宗元以憲宗來類比康公，就詩歌本身來說，應該是責備憲宗沒有改變父親錯誤的命令，但實際情況是憲宗改變了在宗元看來是正确的命令，因爲他把順宗朝幾乎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廢除了，并且殘酷打擊了所有運動參與者。所以宗元把憲宗和康公相類比是錯誤的。

創作背景

　　這首詩是柳宗元在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貶谪永州（今屬湖南）期間讀書有感而作。柳宗元在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被貶來永州，而唐憲宗即位（806年）後，仍信讒貶賢，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遠荒涼的永州任司馬，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憤。

作者簡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運城

）人，傑出詩人、哲學家、儒學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記》等六百多篇文章，經後人輯爲三十卷，名爲《柳河東集》。因爲他是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又因終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同爲中唐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并稱“韓柳”。在中國文化史上，其詩、文成就均極爲傑出，可謂一時難分軒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