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韓愈的《子産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嚣嚣。或謂子産：“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于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

　　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

　　維是子産，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此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産不毀鄉校和周厲王監謗的故事，人們都不陌生。但韓愈卻在他的《子産不毀鄉校頌》中把二者聯系起來，加以對照。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夠從中得到深刻的曆史教訓。

　　春秋時，“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當時執政的是子産，他以禮法綱紀治國，進行了一些大膽改革。這就招緻一些人的不滿，批評，甚至攻擊。有人建議毀鄉校，子産堅決反對。他說：“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

小決使道（同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産對别人的批評采取的這種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現在的觀點來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的。兩千多年前的子産能夠有這樣的氣度和認識，是十分難能的。孔子對子産的作法也十分贊賞。據《左傳》記載：“仲尼聞是語（指上述子産的話）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當作崇高的政治、倫理道德的标準，從不輕易以仁許人，現在居然據此即稱子産爲仁。這說明孔子認爲這種作法就是仁的一種表現，爲什麽呢？因爲這種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學說是一緻的。孔子的所謂中庸，并不是要人們對人處事不分是非，模棱兩可。對于那種巧言令色的佞人、鄉願，孔子是非常鄙視的。孔子的所謂中庸，就是“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禮記·中庸》）孔子曾經說過：“君子之行也，度于禮，……事執其中。”（《左傳·哀公十一年》）中庸學說承認事物存在着對立的兩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聯結，應取長補短，以得其中，否則就會“過猶不及”（《論語·先進》）。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過了界限（用現代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度”），就要求使兩端（即矛盾的雙方）都能及時暴露出來，使人們及時了

解，采取措施，否則就會使問題堆積起來，變得積重難返，甚或釀成大禍。子産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否則“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同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這些話正是這個意思。

　　正确的認識方法，導緻了良好的效果。當子産執政頭一年，有的人對他整頓田地疆界和溝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滿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殺子産，吾其與之！”正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衆口嚣嚣”，仇視到了極點。但子産既不因爲這些人的不滿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對不滿的人采取鎮壓（毀鄉校）的辦法。而是如韓愈所說的那樣，“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結果，子産執政三年之後，輿（衆）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鄭人從實踐中認識到子産的正确，對子産的态度也從仇恨變成愛戴，起了根本的變化。正因爲如此，韓愈在詩中稱頌“維是子産，執政之式（榜樣）。”這樣的頌詞，子産是當之無愧的。

　　韓愈在詩中，也舉了反面的例，就是《國語·周語》中著名的周厲王使衛巫監謗的故事。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批評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衛巫監謗，加以鎮壓。大臣召公勸說，“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建議他多方設法聽取各種意見，然後斟酌采行。但是，厲“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厲王失敗的教訓，子産才能悟出鄉校不可毀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産的一些話和召公的話很相似）。

　　經過這樣的對比，韓愈在詩中說：“成敗之迹，昭然可現。”他通過兩個曆史故事，兩種方法帶來兩種結果，說明管理國家應該采取甚麽方法。當然，韓愈隻是從鞏固封建制度的立場出發的，但從認識論角度看，卻有普遍的意義。

　　韓愈最後爲子産的善政“化隻一國”（他的教化隻限于一個鄭國），而大發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韓愈以爲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沒有稱職的良臣。因此，他對子産特别懷念。其實，在古代的封建社會，象子産這樣的良臣，是很難被重用的，縱使一時能執掌權柄，實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勢力的攻擊，一旦失勢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複歸失敗，即所謂政以人舉，也必以人亡是也。

　　曆史的經驗證明，健全的政治，不能隻靠個别的聖君賢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證人民群衆可以批評議論執政者及其作爲，社會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也都能及時反映出來，以便使人們通過實

踐、試驗和比較，認識真理。否則就會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下塞上聾，邦其傾矣！”同時，制度還要保證使那些思想品質好、有才幹的人材能不斷地被選拔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使他們能大展宏圖。

　　這篇文章的體式是頌。頌是古代文章的一種體裁，但就其四言體式來說，實處于詩文之間，它往往與贊體同稱爲“頌贊”。劉勰說：“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铄。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緻，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文心雕龍·頌贊》）劉勰指出頌的鋪寫如賦，但不華麗；敬慎如銘，但又不是純然規戒。而詞藻與義理，仍需具備，行文具有“巧緻”，随所欲抒的情感而變。

　　劉勰所說，是南北朝時代對頌的正體的認識。在一代文豪韓愈手中，也需要遵循這個文體的軌範。但此文對我們來說，重點所在，在其意而不在其形。

　　韓愈此文所頌的人，是春秋時代鄭國的子産。子産是曆史上有名的賢臣，對鄭國折沖于晉楚兩大國之間卻仍保持中等強國的地位，具有莫大的功勳。其政治行爲中有一則“不毀鄉校”，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初步的民主觀念的經典範例。

　　鄉校是鄭國人私議政事之所，鄭國的然明覺得鄉校非議國家大

政，應予取締。子産反對，說：“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這段話的意思非常明白，子産作爲一個明智的政治家，知道輿論疏導的道理，并有意識地将鄉校議政作爲改善行政的參考，這在封建時代的政治家中，是非常難得的胸懷。難怪孔子聽到此事後，會說：“有人說子産不仁，我不相信這種說法。”

　　而韓愈此頌的第一段，就是對子産事迹的概括，純用四言體式，簡單介紹了子産對鄉校的看法及其不毀鄉校的影響，“鄭國以理”，即鄭國治理得井井有條的意思。這是符合頌體“敷寫似賦”的基本要求的。

　　下段則引證西周史事，來說明此理。西周之興，國家将老人供養起來，請他們發表對國事的意見，求言于老者，也是借助于老成者的人生和政治經驗的做法。可到了西周的衰世，周厲王爲政暴虐，使巫爲監者，監視國人的謗言，國人道路以目。而周厲王終于被國人流放，西周也走向了自己的滅亡。成敗史迹，豈不昭然具在，令人心悖？可以說，“敬慎如銘”，于此亦可見到。

　　末段則頌

揚子産，完成文體的基本要求。大抵頌揚子産爲執政者的模範，隻是他沒得到天子的賞識，而隻能将教化施布于鄭國一隅。如果以此道爲天子之相，則國家的輿情上通下達，無所不至。天下所以不治，是因爲隻有好的君主而沒有子産那樣的臣子。誰是子産在當代的繼承者呢？我隻有悠悠地思念着古人！

　　此頌三層意思，先爲概述子産史事，繼而引證古史，次而頌揚子産。然而，寫子産，也是在寫韓愈心目中的賢相。韓愈身處唐朝的中世，正處在由盛至衰的轉折點，萬戶衣冠拜冕旒的黃金時代早已逝去，而西風凋碧樹的晚唐時代即将來臨，一個有着巨大的社會責任感的封建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十字路口，又該會有多麽悲涼的滄桑之感。在韓愈理想的封建政治關系中，賢相應如子産一般，疏瀹天下的民情，使下情上達，使爲政有利于民生，如此則天下可治。也許在對賢相的期許中，韓愈心目中還有元和時的宰相裴度的影子吧？然而，在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下，韓愈的理想注定了是空想而已。韓愈也隻能“我思古人”，發抒其無限怅惘之意了。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谥號“文”，又

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骈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轼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