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後，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禦史。權貴人死，乃複拜侍禦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禦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泛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

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複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将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裏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诩诩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台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複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緻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将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

，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此文是韓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時所作。韓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運動中桴鼓相應的領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韓愈寫過不少哀悼和紀念文字，這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論述其治柳政績和文學風義。韓愈贊揚宗元的政治才能，稱頌其勇于爲人，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對他長期遷谪的坎坷遭遇，滿掬同情之淚。然而對于宗元早年參加王叔文集團，企圖改革政治的行爲，卻極爲之諱，措詞隐約，表現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韓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學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憤世嫉俗之情及其現實意義。全文寫得酣姿淋漓，頓挫盤郁，乃韓愈至性至情之所發。

　　墓志銘，是古代文體的一

種，刻石納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對死者的紀念，以便後人稽考。文章通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裏、世系和生平事迹；後一部分是銘文，綴以韻語，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頌贊。這一篇墓志銘的銘文極短，是一種變格。

　　從全文中可看出兩個比較含蓄之處：其一是暗示做人與做文的關系。其二是做人與做官的關系。合二爲一，也就是要以人品爲本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對于這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問題，韓愈的态度是相當客觀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爲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圍繞着“人的品質”這個關鍵問題演進、發展，盡管自然段落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卻是脈絡清晰，貫徹始終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載流傳而不衰，就是因爲作者在文章裏浸透和傾注了豐沛的情感。由此，憤激之筆頻出，不平之鳴屢見，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傳統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夾叙夾議、議論橫生、深沉蘊藉、誠摯委婉的特殊風格韻味。這一特點即便在最後一段銘文之處，也是非常明顯的。銘文自古用四言韻文連綴而成，大都用來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韓愈卻有意識地隻寫了三句有韻角卻失體例的奇句單行，便就此擱筆。這難道僅僅是出于改革文體的考慮嗎?如果後人能夠

理解到柳宗元對孱弱幼子的眷戀之心，那麽韓愈這三句銘辭，也就是對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話了。

　　作爲文體之一的墓志銘自有其體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後需交代身後安厝及子女情況，這都是爲名人寫墓志時不可省的筆墨。在寫此類文章時，能積極利用體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爲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現其剛直的節操風骨。後寫裴行立、盧遵二人對子厚後事安排和家屬撫恤的盡心盡力，表現他們生死不變的友情，這些都可與墓主風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爲一個有機的整體。沈德潛評語說：“噫郁蒼涼，墓志中千秋絕唱!”對此文概括得頗爲到位。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谥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骈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轼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