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韓愈的《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歸于墨；不入于老，則歸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雲爾。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颠，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郁，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玺、鬥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鬥折衡，而民不争。”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緻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緻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财，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将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

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在《原道》中，韓愈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對儒道的理解：“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爲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以此爲據，他批評了道家舍仁義而空談道德的“道德”觀。他回顧了先秦以來楊墨、佛老等異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義道德之說趨于混亂的曆史，對儒道衰壞、佛老橫行的現實深表憂慮。文章以上古以來社會曆史的發展爲證，表彰了聖人及其開創的儒道在曆史發展中的巨大功績，論證了儒家社會倫理學說的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

生理想爲對比，批評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國家于不顧的心性修養論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們對社會生産生活和綱常倫理的破壞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的具體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提出了一個“道統”的授受體系。韓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會倫理學說後，總結說:“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傳焉。”宋儒所樂道的“道統”的形态即由此而來。關于韓愈的“道統”說，《原道》最直接的打擊對象是佛老,韓愈所要誅的“民”，也是士農工賈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原道》的指責顯然是不合适的。韓愈從國計民生的角度指責佛老破壞了社會的生産和生活，這種基于現實功利的批判無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觀，“至武宗會昌滅佛時，官度僧尼已達二十六萬多人”。

　　《原道》強調“君君臣臣”的等級秩序，還隐隐地将矛頭指向了另一個強大的對手，藩鎮。對于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經揭示。他認爲，韓愈

在文章中屢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實包含着對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局面的深憂，因爲安史是“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漢人”。此說雖有理，似略顯迂。相比之下，倒是蔣凡先生之說更爲顯明。《原道》中說:“臣者，行君之令而緻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緻之民。則誅。”藩鎮割據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賦不入，這樣的亂臣賊子，正在可誅之列。隻是由于當時藩鎮勢力正熾，才不得已以曲筆加以誅伐《原道》之作，實有着強烈的幹預現實的用心。

　　唐韓愈著。隋唐時佛教盛行，儒學在思想學術界影響日漸衰微。韓愈在政治上排斥佛教的同時，又作此文,以維護儒學的基本觀念，掃除佛教的思想影響。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谥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骈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轼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确立者，是

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