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4-28 08:58:37
出自唐代韓愈的《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随。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雲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餘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學，勇于敢爲；長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爲人，可謂成矣。
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踬後，動辄得咎。暫爲禦史，遂竄南夷。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
先生曰：“籲，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劄、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纡馀爲妍，卓荦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廪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欤？動而得謗，名亦随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诘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賞析韓愈《進學解》，舊說作于唐憲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韓愈四十六歲，在長安任國子學博士，教授生徒。進
學，意謂勉勵生徒刻苦學習，求取進步。解，解說，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勸學、生徒質問、先生再予解答，故名《進學解》；實際上是感歎不遇、自抒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國子先生勉勵生徒的話。大意謂方今聖主賢臣，勵精圖治，注意選拔和造就人才。故諸生隻須在“業”和“行”兩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錄用，無須擔憂用人部門的不明不公。“業”指學業，讀書、作文都屬于“業”。“行”指爲人行事，所謂“立言”即發表重要見解也屬于“行”。韓愈認爲這二者是主觀修養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遊箴》感歎自己少年時學習的勁頭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歲大了，便不如少時了；痛心地說：“嗚呼餘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可見他始終念念不忘學業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義，認爲這樣做了，便雖死猶生。還說“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須認真思考。可見《進學解》中關于“業”和“行”的教誨都不是泛泛之語，而确是韓愈所執著的立身處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對上述教誨提出質問。大意謂先生的“業”、“行”均很有成就，卻遭際坎坷，則業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說先生爲學非常勤勉，六經諸子無不熟讀精研，
叙事之文必記其要略，論說之文必究其深義，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次說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瀾，大有功于儒道；再說先生博取先秦西漢諸家文字之長，寫作古文已得心應手；最後說先生敢作敢爲，通曉治道，爲人處事，可謂有成。這四個方面，一、三相當于“業”，二、四相當于“行”。驗之韓愈其他詩文，可知這裏生徒所說實際上是韓愈的自我評價。以學而言，他曾說自己“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并能窮究奧妙，達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許，欲以古文明道，傳世不朽。以捍衛儒道而言，他說道統久已不傳，即使荀子、揚雄也還有小疵，隐然以上繼孟子、振興儒學自期（見《原道》等文）。以爲人行事而言，他自稱“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 （《送窮文》），即堅持原則，正直不苟；又頗自負其政治才幹，青年時便說己潛究天下形勢得失，欲進之于君相（見《答崔立之書》）。這些評價，雖有的受到後人譏評，如有人批評他儒道不純，但大體說來，他在這幾方面确實都相當有成績。可是其遭遇并不順遂。下文生徒所說“跋前踬後，動辄得
咎”雲雲，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狀。他青年時本以爲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經四次進士試方才及第，其後三次于吏部調試，都未能得官，隻得走投靠方鎮爲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歲時才被授以四門博士（其地位低于國子博士）之職。次年爲監察禦史，同年冬即貶爲連州陽山（今屬廣東）縣令。三年後始召回長安，任國子博士。當時憲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劍南藩鎮叛亂，顯示出中興氣象。可是韓愈并未能展其懷抱，卻困于讒方诽謗，次年即不得不要求離開長安，到洛陽任東都的國子博士。其後曾任河南縣令、尚書省職方員外郎之職，至元和七年四十五歲時又因事黜爲國子博士。生徒所謂“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即指一爲四門博士、兩爲國子博士而言。冗，閑散之意。博士被視爲閑官。不見治，不能表現其治政之才。“頭童齒豁”，也是真實情況的寫照。韓愈早衰，三十五歲時已自歎齒落發白，作《進學解》時更已發秃力羸，隻剩下十來個牙齒在那裏搖搖欲墜了。仕途失意和體力衰退，使他憤慨而悲哀。生徒的這一大段話，其實正是他“不平而鳴”，借以一吐其胸中塊壘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話。先以工匠、醫師爲喻，說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錄用。次說孟轲、荀況乃聖人之徒，尚且
不遇于世；則自己被投閑置散，也沒有什麽可抱怨。最後說若還不知止足，不自量力，豈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嗎？這裏說自己“學雖勤而不繇其統”雲雲，顯然不是韓愈的由衷之言，實際上是反語洩憤。“動而得謗，名亦随之”，是說自己動辄遭受诽謗，而同時卻名聲益彰。這就更有諷刺意味了。這裏所謂“名”，主要是指寫作和傳授“古文”的名聲。其《五箴·知名箴》就說過，由于自己文章寫得好，又好爲人師（其實是宣傳“古文”理論），因而招緻怨恨。《答劉正夫書》也說：“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據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說，韓愈就是因“奮不顧流俗”，作《師說》，教後學，而遭受謗言，不得不匆匆忙忙離開長安的。至于說孟、荀不遇雲雲，看來是歸之于運命，借以自慰；實際上也包含着對于古往今來此種不合理社會現象的憤慨。他看到不論是曆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總是“賢者少，不肖者多”，而賢者總是坎坷不遇，甚至無以自存，不賢者卻“比肩青紫”，“志滿氣得”。他憤慨地問：“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見《與崔群書》）這正是封建時代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貴的是韓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說：“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
時，乃與天通。”（《送窮文》）決心堅持操守，甯可窮于當時，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聲名。
《進學解》表現了封建時代正直而有才華、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的苦悶，批判了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具有典型意義，故而傳誦不絕。此外，第二段中談古文寫作一節，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論和文學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舉取法對象止于西漢，那是因東漢以後文章骈偶成分漸多，與古文家崇尚散體的主張不合之故。所舉除儒家經典外，尚有子書《莊子》、史書《史記》以及《楚辭》和司馬相如、揚雄的賦、雜文等。這數家作品往往雄深宏偉，奇崛不凡，韓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稱屈原、孟轲、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爲“古之豪傑之士”（《答崔立之書》）。這與古文運動前期某些論者片面地将“道”與文學的審美特性對立起來，以至鄙視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進學解》以問答形式抒發不遇之感，此種寫法古已有之。西漢東方朔作《答客難》，揚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後繼作者甚多。但《進學解》仍能給人以新鮮感。這與它善于出沒變化有關。如第二段先大段鋪寫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數語寫其不遇之狀，語氣強烈。其間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轉折，而全段總的氣勢是酣暢淋漓的。第三段則平和
謙退，似乎火氣消盡；而細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無奈、憤懑、嘲諷種種情緒包孕其中，其文氣與第二段形成對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諧趣。如先生諄諄教誨，态度莊重，而生徒卻以嬉笑對之；先生爲說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貶抑，甚至自稱盜竊陳編。這些地方見出先生實處于被動，而具有滑稽意味。總之，全文結構雖簡單，但其内在的氣勢、意趣卻多變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鮮，又與其語言的形象、新穎有關。如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狀先生之勤學，以“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形容其碌碌無爲，以“爬羅剔抉，刮垢磨光”寫選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爲具體，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機杼。至于“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等詞語，既富于獨創性，又貼切凝練，今天都已成爲常用成語。又如“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随”等，将豐富的人生體驗提煉爲短句，發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長的文章中，此類具有獨創性的語句卻如此之多，實在使人不能不驚歎作者在文學語言方面的創造能力。此外，本文文體系沿襲揚雄《解嘲》，采押韻的賦體，又大量使
用整齊排比的句式，讀來聲韻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藝術的魅力。
解析 本文是元和七、八年間韓愈任國子博士時所作，假托向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在學業、德行方面取得進步，學生提出質問，他再進行解釋，故名“進學解”，借以抒發自己懷才不遇、仕途蹭蹬的牢騷。文中通過學生之口，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學習、捍衛儒道以及從事文章寫作的努力與成就，有力地襯托了遭遇的不平；而針鋒相對的解釋，表面心平氣和，字裏行間卻充滿了郁勃的感情，也反映了對社會的批評。按本文“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随”等語，凝聚着作者治學、修德的經驗結晶；從“沉浸醲郁”到“同工異曲”一段，生動表現出他對前人文學藝術特點兼收并蓄的态度。韓愈作爲散文家，也很推重漢代揚雄的辭賦。本文的寫作即有所借鑒于揚雄的《解嘲》、《解難》等篇，辭采豐富，音節铿锵、對偶工切，允屬賦體，然而氣勢奔放，語言流暢，擺脫了漢賦、骈文中常有的艱澀呆板，堆砌辭藻等缺點。林纾所謂“濃淡疏密相間，錯而成文，骨力仍是散文”，故應說是韓愈特創的散文賦，爲杜牧的《阿房宮賦》、蘇轼的《赤壁賦》的前驅。文中有許多創造性的語句，後代沿用爲成語。作者簡介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
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谥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骈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轼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
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
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
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
。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赏析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
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
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
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
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
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
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
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解析 本文是元和七、八年间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假托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学生提出质问，他再进行解释，故名“进学解”，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仕途蹭蹬的牢骚。文中通过学生之口，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学习、捍卫儒道以及从事文章写作的努力与成就，有力地衬托了遭遇的不平；而针锋相对的解释，表面心平气和，字里行间却充满了郁勃的感情，也反映了对社会的批评。按本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语，凝聚着作者治学、修德的经验结晶；从“沉浸醲郁”到“同工异曲”一段，生动表现出他对前人文学艺术特点兼收并蓄的态度。韩愈作为散文家，也很推重汉代扬雄的辞赋。本文的写作即有所借鉴于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篇，辞采丰富，音节铿锵、对偶工切，允属赋体，然而气势奔放，语言流畅，摆脱了汉赋、骈文中常有的艰涩呆板，堆砌辞藻等缺点。林纾所谓“浓淡疏密相间，错而成文，骨力仍是散文”，故应说是韩愈特创的散文赋，为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的前驱。文中有许多创造性的语句，后代沿用为成语。作者简介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
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两汉司马迁的《魏公子列传》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破魏...[全文阅读]
出自魏晋曹植的《杂诗七首》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逈且深。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孤鴈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全文阅读]
出自明代张煌言的《满江红·屈指兴亡》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便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汉宫露...[全文阅读]
出自宋代张孝祥的《菩萨蛮·庭叶翻翻秋向晚》庭叶翻翻秋向晚。凉砧敲月催金剪。楼上已清寒。不堪频倚栏。 邻翁开社瓮。唤客情应重。不醉且无归。醉时归路迷。作...[全文阅读]
出自两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全文阅读]
出自近现代鲁迅的《题三义塔》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