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金朝元好問的《驟雨打新荷》

綠葉陰濃，遍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簇紅羅。老燕攜雛弄語，有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珍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窮通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玩賞，對芳樽淺酌低歌。且酩酊，任他兩輪日月，來往如梭。

　　上片寫盛夏納涼，流連光景的賞心樂事，主寫景。看作者鋪叙的層次，可說是漸入佳境：作者先用大筆着色，鋪寫出池塘水閣的一片綠蔭，并以“偏趁涼多”四字，輕輕點出夏令。然後，在此萬綠叢中，點染上朵朵鮮紅如羅的石榴花，令讀者頓覺其景照眼欲明，進而，寫鳥語蟬鳴。而這鳥兒，專指“乳燕雛莺”，是在春天誕生、此時剛剛孵出的新雛，其聲稚嫩嬌軟而可喜。那蟬兒也是剛出蟲蛻，踞高柳而長鳴，“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虞世南《蟬》）。在這一片新生命的合唱中，池塘水閣平添生趣。到此，作者妙筆生花，在熱烈、喧鬧的氣氛中特别叙寫了一場驟雨。這雨決非煞風景，它是過路的陣雨，既給盛夏帶來涼意，又替畫面作了潤色。驟雨持續時間不長，卻剛好“打遍新荷”，引人聯想到“瓊珠亂撒”的景照，真是“人在畫圖中”。此乃曲中一段絕妙好辭，無怪“一時傳播”（《雨村曲話》卷上）。

　　下曲即景抒懷，宣揚淺斟低唱，及時行樂的思想。主調既是低沉的，又是曠達的。在用筆上，作者一洗上片的丹青色彩，換作白描抒寫。“良辰美景”句總括前文，言如此好景，應盡情欣賞，不使虛過。“窮通前定”（命運的好壞乃前世注定）是一種宿命論的說法，作者這樣說，旨在“何苦用張羅”，即反對費盡心機的鑽營。這種曠達的外表，仍掩飾不住作者内心的苦悶，“命友邀賓玩賞”二句，謂人生樂趣在流連光景、杯酒，這是從六朝以來，封建士大夫在無所作用之際典型的人生态度。因爲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會使他們感到心驚，而沉浸在“酩酊”大醉中，庶幾可以忘懷一時，取得片刻的麻醉。

　　應該指出，下曲表現的思想，即使在封建時代，也是并不高明的。然而在對于自然美的發現和再造上，作者卻是做得相當出色和成功。數百年來讀者津津樂道的，不是曲中論道之語，而是那“驟雨打新荷”的生機盎然的夏令境界，以及其中流露的濃厚的生活情趣。

　　此曲寫法與詞相近，這是因爲在宋元之交，詞、曲均稱樂府，都是被諸管弦，傳于歌筵的，所以早期的詞曲分疆并不甚嚴。《蓮子居詞話》認爲此曲作詞調，就是這個緣故。具有詞味，也可算是此曲的一個特點。

　　《唐詩三百首》中，隻有兩

首是專抒夏日好處的，一首是孟浩然《夏日南亭懷辛大》：“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上。散發乘夕涼，開軒卧閑敞。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一首是韋應物《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兵衛森畫戟，燕寝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不約而同，都突出了“涼”的美感。夏日景物的色彩要比春天濃烈和熱鬧得多，文人卻偏偏不敢去全身心地迎接，先要爲自己留一塊虛靜的涼蔭。也許這是因爲在夏季的炎熇中，澄懷滌煩是娛目遊心的首要前提，有“閑情”才有“逸緻”。

　　本篇前半繪寫夏日園亭的自然景色，首先也是強調“涼多”。這是從池塘水閣遍布的一片“綠葉陰濃”來呈現的，屏絕了驕陽和暑氣，構築了理想的适于憩息的清涼世界。作者寫的是“陰濃”，卻不忘點明“綠葉”。因爲随後兩句便叙出了“朵朵蹙紅羅”的石榴花，紅綠相映，繪出了園亭夏景的濃烈色彩。這五句的基調是靜谧的，于是作者又搜索到了園中的聲：“老燕攜雛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燕子呢喃，蟬鳴高柳，表現了萬物的安适自得，這不僅沒有破壞甯和的氛圍，反而更增添了夏景的恬美。在“偏趁涼多”的澄懷意境中，去進一步發現和領略夏令的美感，這是詩人高出一籌之處。

　　最值得稱妙的是詩人并不以此爲滿

足，而是在寫景的結尾添出一場“驟雨”。雨點“似瓊珠亂撒”，跳躍奔放，“打遍新荷”，曆曆如聞，這一切都表現出詩人對它的欣賞。這一場驟雨的洗禮推出了一番全新的景象，不同于疊床架屋的泛泛之筆，但它的别開生面，卻使前時的種種美感錦上添花。“涼多”是不用說了，從“選色”的方面看，它增出了“新荷”，且使前時的池亭水閣、綠樹紅花在“雨過”後更爲明潔、澤潤；從“征聲”的一面說，燕語蟬鳴可能有一時的沉默，而“驟雨打新荷”的琤琮聲卻不啻是一支更爲動聽的樂曲，且仍有愈喧愈靜、以鬧助恬之妙。作者以之作爲“良辰美景”的充分體現，并随之接出“休放虛過”的感慨，我們是能深會其心的。

　　曲的下片轉入抒寫感慨的内容，一是人生苦短，二是窮通有命，于是得出了及時行樂的結論。這種感想本屬于老生常談，但我們并不覺陳腐可厭，正是因爲它得自即景抒情，而前時的寫景已作了成功的鋪墊。一來是上片的景語中确實充分集中了夏日的“良辰美景”，值得不計代價地去“玩賞”、“酩酊”；二來是詩人在叙景中洋溢着一派隐逸脫俗的天趣，“何用苦張羅”，便帶有蔑視奔競、看破紅塵的高士風味；三來是“驟雨打新荷”這一自然現象的變化與“兩輪日月，來往如梭”的人世社會

的變化同有可味之處，順适自然，委運任化，也就有了邏輯上的聯系。“人生如夢”四字算得耳熟能詳了，但我們讀了蘇東坡“大江東去”的《念奴嬌》，照樣覺得震铄耳目。可見一首成功的文學作品，于自身的藝術美感之外，還往往能激起讀者對人生常理的深思與共鳴。

　　這是作者在《小聖樂》曲調基礎上的自度曲，問世後流播人口，“名姬多歌之”。筆記載趙孟钊蘸笤诟梵凵鹹枧壯飼鋅魇小爸魅俗雜脅字奕ぃ聞願璋籽┐省敝洌蛾「肌罰？杉飼隕⑶某醮醇襖┐笥跋欤鹆瞬恍〉淖饔謾Ｔ缙谖娜說淖遠壬⑶局适譴剩嘁源史ㄎ徊煌谕砥谒未實氖撬渖狹吮鼻墓鳌！端目馊樽苣刻嵋罰骸白運握匝逅嘁躍渥峙湫陝潰煊星住Ｖ獵纭噸栌甏蛐潞傘分啵蛴鲇隆保阒賦隽蘇庖惶氐恪Ｑ韻亂燦惺喲飼⑶街娴暮狻Ⅻ/p>創作背景

此篇作于元初，正是作者失意落拓之時，所以曲子在下半阙抒發了作者深深的苦悶。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出北魏鮮卑族拓跋氏，元好問過繼叔父元格；七歲能詩，十四歲從學郝天挺，六載而業成；興定五年（1221）進士，不就選；正大元年（1224 ），中博學宏詞科，授儒林郎，充國

史院編修，曆鎮平、南陽、内鄉縣令。八年（1231）秋，受诏入都，除尚書省掾、左司都事，轉員外郎；金亡不仕，元憲宗七年卒于獲鹿寓舍；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詩詞風格沉郁，并多傷時感事之作。其《論詩》絕句三十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頗有地位；作有《遺山集》又名《遺山先生文集》，編有《中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