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9 12:50:02
接到喬羽的寶貝女兒國子的短信，我心裏一動：多年不見，喬老爺和夫人佟琦，還有他們三個懂事的早已成家立業的孩子，現在怎麽樣了？國子在短信上說：&ldquo親愛的媽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點在新聞大廈舉辦老爺子歌詞研讨會，央視來錄制現場，特請您作爲嘉賓發言。您能來是我們全家人的願望。請回複！愛您的國子。&rdquo
我立刻興奮起來。這些年我年紀大了，過去常聯系的朋友，漸漸地疏遠了。而且，對方也一樣，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裏靜靜地老去。就連名氣很大，過去經常抛頭露面的人，比如喬羽喬老爺，也陷進了這個怪圈。想到此，我連忙給喬羽的女兒國子回短信：&ldquo親愛的國子，我正盼望見到你們，謝謝你們全家人想到我，給我這個機會。你父親面包喬老爺的歌詞研讨會，我一定參加，雷打不動。&rdquo
但是，那天我還是食言了。問題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點的研讨會，看成9月17日上午9點。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時間，我還接到了馮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紀念活動的邀請，也指定我在會上發言。當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深情追憶馮牧先生的時候，新聞大廈喬羽歌詞研讨會給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卻讓喬老爺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國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萬火急地向孩子道歉：&ldquo親愛的國子，實在對不起，我把喬老爺的歌詞研讨會誤記成9月17號了！今天我去開完馮牧逝世20周年紀念會，再看你的短信，才發現我記錯了日期。看來，我是真的老了，日子過得稀裏糊塗。不過，老爺子的歌詞有口皆碑，萬衆傳唱，這比開任何研讨會都珍貴。而我不懂歌詞藝術，即使參加研讨會也說不出什麽來。但對老爺子及你們全家給我的情誼，我銘記在心。爲此，我準備認認真真寫一篇文章，傾心說說老爺子和你們全家人對我的關愛。&rdquo
笑眯眯的，那個幾年前常在電視裏出現的如同彌勒佛的喬老爺，沒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寫的歌詞，可謂點石成金，廣爲流傳，說他是中國歌詞界的泰鬥，是沒有人持疑義的。不說他在&ldquo文革&rdquo前爲電影《祖國的花朵》寫的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槳》，爲電影《上甘嶺》寫的插曲《我的祖國》早已家喻戶曉，成了中國歌壇的經典，隻說20世紀80年代後，乘着改革開放大潮，他寫的《牡丹之歌》《愛我中華》《難忘今宵》《思念》《夕陽紅》《說聊齋》等等，哪一首不風靡一時，久唱不衰？郭蘭英、李谷一、彭麗媛、毛阿敏、宋祖英，這些在國内風光無限的一線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紅起來的。不過，我如此強烈地想寫寫喬老爺，卻不是因爲他的歌詞，而是因爲他的爲人，因爲他對我的滴水之恩。中國有句老話&ldquo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rdquo，而我對他雖然沒有湧泉相報之能，但湧泉相報之心還是有的。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比我大8歲的喬羽還年輕，才40出頭。除了私下裏，人們決不敢像現在那樣開口閉口叫他喬老爺。既然叫了，他也會環顧左右，不敢答應。因爲，那是個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許多文藝界的著名人士一樣，活得灰頭土臉的。
清楚記得是1972年，&ldquo九一三&rdquo事件之後，我們這些因各種原因被迫離開北京的人，陸續回到北京。城裏沒有我們的窩了，都靠投親訪友過日子。我算幸運的，經胡華先生引薦，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容。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狽的時候：父親的冤案沒有平反，年邁的母親下放在江西鯉魚洲，不知何時是歸期，三個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處在骨肉分離中。難以啓齒的是，國家經濟蕭條，商品奇缺，買糧要糧票，買肉要肉票，買布要布票，還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麽的。我帶着兩個孩子，不僅沒有這些票證，即使有，也買不起。因爲我很久沒有領到工資了，口袋裏幾乎不名一文。爲了不餓着兩個正在長身體的孩子，自己忍饑挨餓，節衣縮食，連午飯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車，多遠的地方都走着去。偶爾也使壞心眼，自己做一張假月票，趁人多的時候擠上車，拿出來遠遠地向售票員晃一下。售票員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說一文錢逼死英雄漢，我是真正嘗到了被錢逼死的那種感覺。可是，我還死要面子，怕人們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說：看，賀龍的女兒落難了，到了這種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熱，腳下的柏油路都被曬軟了。我去給住在西便門附近的一個同事送藥，不知不覺走到我母親下放前住過的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附近。忽然，一個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後聽見那人對我說：&ldquo這不是捷生嗎？大中午的，天這麽熱，你去幹什麽？&rdquo我茫然擡起頭，眼睛一亮，認出對方是大音樂家鄭律成。他和我母親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同一棟樓裏，母親下放前我們在樓道或路上遇見他，還有他後來成爲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ldquo吃飯了嗎？&rdquo鄭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後，不等我回答，又問。我望着他苦笑笑說：&ldquo鄭叔叔，我沒有吃午飯的習慣了。&rdquo鄭律成看見我這副落魄的樣子，明白我處境不好，歎息一聲說：&ldquo不吃午飯怎麽行？走，我帶你去吃。&rdquo說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說往既定的路上走。我個子小，身體弱，拽在他手裏沒有任何分量，隻能由他。這樣勉強走了幾步，他松開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
西便門國務院宿舍當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寫過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的周而複，有截取過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爲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立下大功的紅色特工閻寶航&hellip&hellip再就是鄭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樂團（中國交響樂團前身）的專業作曲家。整個院子裏的人都知道他，不僅因爲他是朝鮮人，還因爲他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到了中國，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他背着從朝鮮帶來的小提琴到達延安，投身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事業。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請女詩人莫耶作詞，譜寫了著名的《延安頌》請公木作詞，寫了更著名的《八路軍進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在中國當代音樂史上，與冼星海、聶耳和田漢齊名。抗戰勝利後，經過中央特批，他帶着曾是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女生隊隊長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鮮，又寫了朝鮮人民軍軍歌。要知道一個人能爲兩個國家的軍歌作曲，在世界舉世無雙，因此享有&ldquo軍歌之父&rdquo的美譽。1950年朝鮮戰争爆發，經周總理批準并征得朝鮮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國，正式加入中國籍。人們津津樂道的是，1943年他與丁雪松結婚後，上了抗日前線，懷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産，生下一個女孩。孩子生下後因爲沒有奶，丁雪松把他從朝鮮輾轉上海帶來的那把心愛的小提琴賣了，換回一頭剛下崽的母羊，每天給孩子擠羊奶喝，這才把孩子救活了。鄭律成從前線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給孩子取名爲鄭小提。後來鄭小提也成了音樂家，在總政歌舞團創作室任創作員，也和大家一樣，在西便門國務院宿舍進進出出。
這是在十年&ldquo文革&rdquo中，社會亂哄哄的，文藝團體像鄭律成這樣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冊。鄭律成更因爲曆史複雜而受審查，要求他每天去團裏報到，中午在那兒吃一頓樣板飯。因爲中央樂團是樣板團，團裏的飯也叫樣板飯。那時他50多歲，身體很好，從西便門去地處和平裏的單位路不算近，每天騎一輛破自行車來回。
那天鄭律成沒有騎自行車，看來不是去團裏，也不是從團裏回來，他說帶我去吃午飯，可是，既不往他家裏帶，也沒有往街邊的小餐館帶，更不可能帶我去路途遙遠的樣板團吃樣板飯。當時在小餐館吃飯也要用糧票，我猜想他家裏不開火，上餐館也囊中羞澀，不知這頓飯怎麽吃，吃什麽。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猶豫不決，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記憶中，好像穿過了半個北京城。
當他帶着我穿過大街小巷，敲開大柳樹一個破敗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門的時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帶到了他的好朋友喬羽家。
喬羽的名字對于我來說，太熟悉了，簡直如雷貫耳。因爲我也是文學青年，喜歡&ldquo文革&rdquo前的電影、小說、詩歌和歌曲，唱過喬羽寫的《讓我們蕩起雙槳》和《我的祖國》等電影插曲，還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電影《紅孩子》和《劉三姐》的編劇。在我心目中，這兩項占一項就不得了了，而他兩項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現在我面前的喬羽，卻不像我想象的那麽高大，那麽英俊。他個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顔色單調的衣服，才40多歲，但沒有這個年紀的幹練和銳氣。讓我感到奇怪的是，鄭律成這麽大一個音樂家來訪，他也不特别熱情，甚至有些無所适從。站在他身邊明顯高出他一頭的妻子，反而氣質高雅，衣着光鮮，頭發梳得紋絲不亂30多歲的人，還可以用亭亭玉立來形容。後來我才知道，喬羽從他工作的中國歌劇舞劇院下放在張家口，那天是偶爾回家的，碰巧被鄭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鄭律成順便帶上我去找他，是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申訴信，反映他曆史問題的清白，但他的漢字寫得不好，想請喬羽給他抄一遍。
喬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爲她是滿人，貴族出身，祖輩曾是朝廷的高級将領，人們在私下裏都稱她格格。據說順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們家族。由于出身高貴，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與衆不同，即使在那樣極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異，特立獨行。在山東濟甯故鄉當過小學教員的喬羽，純粹一介平民，1946年參加革命後，雖說上了晉冀魯豫邊區的北方大學，但那也是土大學。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勞走過來的。因此，當他站在佟琦身邊，形成明顯的對照，也因此他們戲劇性地過了一輩子。
看見大音樂家鄭律成帶着我在午飯時間走進家裏，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兒不動，沒有給我們做飯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難言之隐，那時糧食定量，她家三個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開的年齡，多招待客人一頓飯，自己就得餓一頓。也是後來才知道，佟琦是中國文聯醫務室的醫生，雖說有皇家血統，但她在單位仍屬群衆行列，再說，她的醫生職業又是人們得罪不起的。因此，喬羽被下放了，她還能帶着三個孩子留下來。但要管好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細算。因爲在文藝界聽多了男女之間的風流韻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鄭律成和喬羽坐在狹窄的客廳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話，我完全成了多餘的人，那種氣氛讓我尴尬極了。鄭律成突然意識到什麽，指着裏面的房間對喬羽說，老喬，我給你說幾句話。兩個人進去後，聲音壓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陣，喬羽沖着門外大喊，佟琦，你進來！女主人進去三兩分鍾，聲音突然高起來：你個死老鄭，有話怎麽不早說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後斬釘截鐵地說，我出去買菜，割肉割肉！說話間，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廳，剛才還表情木然的臉春風蕩漾。我驚惶地站起來，她風一樣刮到我面前，壓住我的兩個肩膀說：你坐你坐，和老鄭、老喬好好聊天，我去給你們割肉包餃子。
同樣也是後來我才知道，鄭律成和喬羽進到裏屋，是向他解釋，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種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賀龍元帥落難的大女兒。在命運上同樣經曆了颠簸的佟琦，聽說我的身份和處境，大吃一驚，一股俠膽柔情油然而生，對我的态度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還未從愣怔中回過神來，她已經提上籃子去菜市場買菜了。當時喬羽的供給關系不在北京，她和三個孩子每月每人隻有二兩肉票，她一口氣全買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個人在廚房裏丁丁當當包起餃子來。我進廚房去幫她，她舉起兩隻沾滿面粉的手，用臂彎把我推了出來，說請你都請不來，哪能讓你動手呢？
這頓午飯，我是含着淚水吃完的。八兩肉包出的餃子，喬羽和鄭律成基本上是蜻蜓點水。兩個人隻顧對付喬羽從床底下搜出來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裝出很陶醉的樣子。佟琦則坐在我對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斷地催促說，吃啊吃啊，老鄭老喬喝酒，你不管他們。她還說捷生，你父親賀龍是開國元帥，國家的大功臣，不會整死就整死了，總有一天要給他平反昭雪。今後的日子會好起來的。鄭律成和喬羽也附和說，是啊，是啊，蒼天有眼，将來一定會還賀龍元帥公道。然後勸我想開一點，把心放寬，先把孩子養大，把難關渡過去，相信總有雲開霧散的時候。
聽着這些暖心暖肺的話，我真想趴在桌上，放聲大哭。
從此，我和喬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親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兩個見面無話不說。他家的三個孩子，對我以媽媽相稱。當然，我父親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親含冤逝世6周年之際，在中共中央召開的&ldquo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上，周總理抱病從醫院趕來緻悼詞。20世紀80年代，我回到了部隊，老伴李振軍擔任武警第一任政委。喬羽的小兒子喬方（歌曲《紅旗飄飄》的詞作者）中學畢業後，沒有工作，我和老伴想盡辦法把他招到了部隊。
可惜鄭律成沒有活到讓我報答的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剛剛粉碎&rdquo四人幫&ldquo，張家口複排反映我父親領導南昌起義的京劇《八一風暴》，邀請南昌起義将領的親屬和孩子們去觀摩，鄭律成也在邀請之列。從張家口回來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歡撒網捕魚并寫過《川江號子》的鄭律成帶着侄孫女銀珠和6歲的外孫劍鋒去昌平京杭大運河捕魚，突發腦溢血，栽倒在河邊。偏僻的運河邊根本沒有出租車，兩個年幼的孩子邊哭邊艱難地把他弄到岸上，攔了一輛三輪車往昌平城裏送。但終因耽擱太久，我們的大音樂家再也沒有醒來。得到消息，喬老爺極度悲傷。幾年後，他在矗立在八寶山鄭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寫道：&rdquo鄭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與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結爲一體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ldquo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ldquo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rdquo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ldquo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面包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rdquo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ldquo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rdquo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ldquo文革&rdquo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ldquo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rdquo，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ldquo九一三&rdquo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ldquo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rdquo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ldquo吃饭了吗？&rdquo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ldquo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rdquo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ldquo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rdquo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hellip&hellip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ldquo军歌之父&rdquo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ldquo文革&rdquo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ldquo文革&rdquo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ldquo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rdquo四人帮&ldquo，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rdquo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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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乔老爷的滴水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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