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其不遇，化止一国。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韓愈的《子産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嚣嚣。或謂子産：“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于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

　　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

　　維是子産，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此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産不毀鄉校和周厲王監謗的故事，人們都不陌生。但韓愈卻在他的《子産不毀鄉校頌》中把二者聯系起來，加以對照。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夠從中得到深刻的曆史教訓。

　　春秋時，“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當時執政的是子産，他以禮法綱紀治國，進行了一些大膽改革。這就招緻一些人的不滿，批評，甚至攻擊。有人建議毀鄉校，子産堅決反對。他說：“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

小決使道（同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産對别人的批評采取的這種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現在的觀點來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的。兩千多年前的子産能夠有這樣的氣度和認識，是十分難能的。孔子對子産的作法也十分贊賞。據《左傳》記載：“仲尼聞是語（指上述子産的話）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當作崇高的政治、倫理道德的标準，從不輕易以仁許人，現在居然據此即稱子産爲仁。這說明孔子認爲這種作法就是仁的一種表現，爲什麽呢？因爲這種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學說是一緻的。孔子的所謂中庸，并不是要人們對人處事不分是非，模棱兩可。對于那種巧言令色的佞人、鄉願，孔子是非常鄙視的。孔子的所謂中庸，就是“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禮記·中庸》）孔子曾經說過：“君子之行也，度于禮，……事執其中。”（《左傳·哀公十一年》）中庸學說承認事物存在着對立的兩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聯結，應取長補短，以得其中，否則就會“過猶不及”（《論語·先進》）。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過了界限（用現代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度”），就要求使兩端（即矛盾的雙方）都能及時暴露出來，使人們及時了

解，采取措施，否則就會使問題堆積起來，變得積重難返，甚或釀成大禍。子産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否則“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同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這些話正是這個意思。

　　正确的認識方法，導緻了良好的效果。當子産執政頭一年，有的人對他整頓田地疆界和溝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滿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殺子産，吾其與之！”正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衆口嚣嚣”，仇視到了極點。但子産既不因爲這些人的不滿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對不滿的人采取鎮壓（毀鄉校）的辦法。而是如韓愈所說的那樣，“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結果，子産執政三年之後，輿（衆）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鄭人從實踐中認識到子産的正确，對子産的态度也從仇恨變成愛戴，起了根本的變化。正因爲如此，韓愈在詩中稱頌“維是子産，執政之式（榜樣）。”這樣的頌詞，子産是當之無愧的。

　　韓愈在詩中，也舉了反面的例，就是《國語·周語》中著名的周厲王使衛巫監謗的故事。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批評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衛巫監謗，加以鎮壓。大臣召公勸說，“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建議他多方設法聽取各種意見，然後斟酌采行。但是，厲“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厲王失敗的教訓，子産才能悟出鄉校不可毀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産的一些話和召公的話很相似）。

　　經過這樣的對比，韓愈在詩中說：“成敗之迹，昭然可現。”他通過兩個曆史故事，兩種方法帶來兩種結果，說明管理國家應該采取甚麽方法。當然，韓愈隻是從鞏固封建制度的立場出發的，但從認識論角度看，卻有普遍的意義。

　　韓愈最後爲子産的善政“化隻一國”（他的教化隻限于一個鄭國），而大發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韓愈以爲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沒有稱職的良臣。因此，他對子産特别懷念。其實，在古代的封建社會，象子産這樣的良臣，是很難被重用的，縱使一時能執掌權柄，實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勢力的攻擊，一旦失勢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複歸失敗，即所謂政以人舉，也必以人亡是也。

　　曆史的經驗證明，健全的政治，不能隻靠個别的聖君賢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證人民群衆可以批評議論執政者及其作爲，社會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也都能及時反映出來，以便使人們通過實

踐、試驗和比較，認識真理。否則就會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下塞上聾，邦其傾矣！”同時，制度還要保證使那些思想品質好、有才幹的人材能不斷地被選拔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使他們能大展宏圖。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谥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骈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轼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