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渊明，是前生。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宋代蘇轼的《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

陶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餘躬耕于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景，吾老矣，寄餘齡。

　　這首詞充滿了強烈的主觀情緒，起筆甚爲突兀，直以淵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後來作的《和陶飲酒二十首》序雲：“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陶淵明好飲酒，自言：“餘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複醉。”（《飲酒二十首》序）蘇轼能理解淵明飲酒的心情，深知他在夢中或醉中實際上都是清醒的，這是他們的共同之處。“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充滿了辛酸的情感，這種情況又與淵明偶合，兩人的命運何其相似。淵明因不滿現實政治而歸田，蘇轼卻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貶所躬耕，這又是兩人的不同之處。但他以曠達的态度對

對待人生的逆境，以逆爲順，因而“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這些春天富于生氣的景物使他歡欣，感到适意。

　　詞的下片略叙東坡雪堂周圍的景觀。鳴泉、小溪、山亭、遠峰，日與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問潘邠老》所說：“餘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僅以粗略的幾筆勾畫，表現出田園生活恬靜清幽的境界，“意适于遊，情寓于望”，超世遺物。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當日景”作一小結，是因心慕淵明，向往其斜川當日之遊，遂覺所見亦斜川當日之景，同時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淵明四十一歲棄官歸田，後來未再出仕，五十歲時作斜川之遊。蘇轼這時已經四十七歲，躬耕東坡，一切都好像淵明當日的境況，而不知是否也會像淵明一樣就此以了餘生。那時王安石已罷政數年，章惇、蔡确等後期變法派執政，政治生活黑暗，蘇轼東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産生遲暮之感，有于此終焉之意。結句“吾老矣，寄馀齡”的沉重悲歎，說明蘇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樂觀，而是對政局存在深深的憂慮，是“夢中了了”者。

　　這首詞似随手寫出，未曾着意經營，而詞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構想，故下筆從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從縱的方面看：醉醒連淵明，淵明連躬耕，躬耕連東

坡，東坡連及雪堂與周圍景物，景物連斜川，最後回應到陶淵明《遊斜川》詩之“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迤逦寫來，環環相扣，總不離于本題。從橫的方面看：寫周圍景物，于所居之東坡則加細，說及一夜至曉的春雨、新晴；對西南諸景則隻大略點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則俨然是一幅東坡坐眺圖，總歸到“都是斜川當日景”之内，誠亦“至今使人想見其處”。以似斜川當日之景，引出對斜川當日之遊的向往，對陶《遊斜川》詩結尾所雲“中觞縱遙懷，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當亦冥契于心。蘇轼對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對生活有信心，善于從個人痛苦情緒中解脫出來，很快适應環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從這首詞裏也側面反映了他與險惡環境作鬥争的方式：躬耕東坡，自食其力，竊比淵明澹焉忘憂的風節，而且對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樂，令政敵們對他無可奈何。蘇轼有時難免有一點衰遲之感，卻也留心着局勢的變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後，哲宗即位，他又起複，積極從政了。

　　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蘇轼四十五歲，因“烏台詩案”得罪谪黃州（今湖北黃岡）。次年冬天，黃州大雪盈尺，十二月二日微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下

雪期間，蘇轼在東坡營造了房屋蘇轼以爲東坡雪堂初春的情景宛如淵明斜川之遊，因有此作。

蘇轼（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漢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頂山市郏縣）。一生仕途坎坷，學識淵博，天資極高，詩文書畫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爲“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藝術表現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世有巨大影響，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畫學文同，論畫主張神似，提倡“士人畫”。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坡樂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