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9-11 00:58:39
出自唐代杜審言的《渡湘江》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鑒賞詩的首句“遲日園林悲昔遊”，是因眼前的春光回憶起往昔的春遊。當年，春日遲遲，園林如繡，遊目騁懷，該是心曠神怡的。而這裏追叙“昔遊”時卻用了一個“悲”字。這個悲，是今天的悲，是從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樂；而反過來，也可以說，正因爲想起當時的遊樂，就更覺得當前處境之可悲。吳喬在《圍爐詩話》中說：“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這一句詩是用現在的情移過去的境，爲昔日的歡樂景物注入了此時的悲傷心情。
詩的第二句“今春花鳥作邊愁”，是從昔遊的回憶寫到今春的邊愁。一般說來，鳥語花香是令人歡樂的景物；可是，這些景物卻使詩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邊疆的途中。鳥語也好，花香也好，在詩人心目中隻構成了遠去邊疆的哀愁。這一句詩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詩人緣情寫景，因而景随情遷。如果就藝術手法來說，以“花鳥”與“邊愁”形成對比，是從反面來襯托邊愁。與杜審言的這句詩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詩中的“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一聯，司馬光的《續詩話》評這一聯詩說：“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這裏，以花鳥可
可娛之物來寫“感時”、“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襯法。杜審言是杜甫的祖父，對杜甫有直接影響。“花濺淚”、“鳥驚心”一聯，可能就是從“花鳥作邊愁”這一句化出的。
詩的第三句“獨憐京國人南竄”，是整首詩的中心，起承上啓下作用。上兩句，憶昔遊而悲，見花鳥成愁，以及下一句爲江水北流而感歎，都因爲詩人遠離京國，正在南竄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圍繞着這一句，從這一句生發的。但這一句還沒有點到《渡湘江》這個題目。最後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點破詩題，而以“水北流”來烘托“人南竄”，也是用反襯手法來加強詩的中心内容。
杜審言渡湘江時，正值春光明媚，綠水映青山，秀麗的異鄉風光撩人意緒，使被貶遷異地的詩人緬懷過去，遐想未來，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詩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訴：“遲日園林悲昔遊”。他觸景生情，回憶起從前在這春光晴麗的大好時光裏，盡情遊賞園林景色的樂趣，間或還有朋友與他一同飲酒賦詩，賞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隻身南遷，心中之悲不難想象。“遲日園林”與“昔遊”之間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豐富，語勢跌宕而勁健。對句：“今春花鳥作邊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時間。“花鳥”概括春景，雖沒有直接描繪聲色
，而鳥語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邊愁”，是說今春的花和鳥不同往年，它們也含愁帶恨。這裏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興表達詩人的愁思。一個“作”字，語意雙關。既象說花鳥，又是說人，亦可理解爲人與花鳥同說，婉曲而有機趣。
這句詩色彩清淡，情意濃摯，七個字，淋漓盡緻地抒發了詩人遠遊傷春的情懷。“獨憐京國人南竄”，是這首詩的中心所在，從前兩句的憶春、傷春轉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從京都流貶到荒僻的南地。“獨”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緊承第三句點題作結，出語自然。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說：“初唐七絕，味在酸鹹之外，‘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 ’，‘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讀之初似常語，久而自知其妙。”所謂“味在酸鹹之外”，即指詩中蘊含的情感複雜豐富餘味無窮。這些詩句的妙處，不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還通過時間、空間、景物的不同對比，形成一種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萬般的遊絲争惹人的離愁，讀者細細體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讀似常語，并無警策之處，仔細品味，就可看到詩人怅惘的形象。他獨立舟
頭，思悠悠，無限離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審言性格爽朗軒豁，喜直抒胸臆，這自是其詩的特色之一。《載酒園詩話》說他“即作磊砢語，亦猶蘇子瞻坐桄榔樹下食芋飲水，略無攢眉蹙額之态。”這段形象的評語，可幫助我們從多方面去感受欣賞杜審言詩的風格。
胡應麟對這首詩的評價很高，他說：“唐初五言絕，子安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惟杜審言《渡湘江》、《贈蘇绾》二首，結皆作對，而工緻天然，風味可掬。”這首詩以押韻對起，又以對作結，俱有整齊美、和諧美以及反複詠歎的韻味。初唐時期是七絕初創的階段，杜審言這首《渡湘江》是有相當影響的，說它“具有開啓詩壇新風的作用”，也不爲過譽。
創作背景杜審言曾有兩次貶官的經曆，在唐中宗時曾被貶到南方極爲偏遠的峰州。這首詩當是他在流放途中寫的。他在渡湘江南下時，正值春臨大地，花鳥迎人，看到江水滔滔，朝着與他行進相反的方向流去，不禁對照自己的遭遇，追思昔遊，懷念京國，悲思愁緒，一觸而發。
作者簡介杜審言（約645-708），字必簡，漢族，中國唐朝襄州襄陽人，是大詩人杜甫的祖父。唐高宗鹹亨進士，唐中宗時，因與張易之兄弟交往，被流放峰州（今越南越池東南）。曾任隰城尉、洛陽
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館直學士，少與李峤、崔融、蘇味道齊名，稱“文章四友”，是唐代“近體詩”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樸素自然。其五言律詩，格律謹嚴。
出自唐代杜审言的《渡湘江》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鉴赏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
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
，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
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创作背景杜审言曾有两次贬官的经历，在唐中宗时曾被贬到南方极为偏远的峰州。这首诗当是他在流放途中写的。他在渡湘江南下时，正值春临大地，花鸟迎人，看到江水滔滔，朝着与他行进相反的方向流去，不禁对照自己的遭遇，追思昔游，怀念京国，悲思愁绪，一触而发。
作者简介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汉族，中国唐朝襄州襄阳人，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唐高宗咸亨进士，唐中宗时，因与张易之兄弟交往，被流放峰州（今越南越池东南）。曾任隰城尉、洛阳
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其五言律诗，格律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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