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4-27 23:44:06
出自宋代王安石的《答司馬谏議書》
某啓:
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複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複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争,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緻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财,不爲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譯文及注釋譯文 鄙人王安石請啓:
昨天承蒙(您來信)指教,我私下認爲與君實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議論起
起政事來(意見)常常不一緻,(這是因爲我們)所持的政治主張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緣故啊。雖然想要(向您)硬啰嗦幾句,(但)終究一定(是)不能蒙受(您)考慮(我的意見),所以(我)隻是簡單地給您寫了封回信,不再一一爲自己辯解了。再三考慮君實對我的重視厚遇,在書信往來上不應該粗疏草率,所以現在詳細地說出我這樣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許能夠寬恕我吧。
有學問的讀書人所争論的問題,特别注重于名義和實際(是否相符)。如果名義和實際的關系已經明确了,那麽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清晰了。現在君實您用來指教我的,是認爲我(推行新法)侵奪了官吏們的職權,制造了事端,争奪了百姓的财利,拒絕接受不同的意見,因而招緻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謗。我卻認爲從皇帝那裏接受命令,議訂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決定),把它交給負有專責的官吏(去執行),(這)不能算是侵奪官權;實行古代賢明君主的政策,用它來興辦(對天下)有利的事業、消除(種種)弊病,(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爲天下治理整頓财政,(這)不能算是(與百姓)争奪财利;抨擊不正确的言論,駁斥巧辯的壞人,(這)不能算是拒絕接受(他人的)規勸。至于(社會上對我的)那麽多怨恨和诽謗,那是我本來早
就料到它會這樣的。
人們習慣于苟且偷安、得過且過(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們多數把不顧國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見解),向衆人獻媚讨好當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變這種(不良)風氣,那麽我不去估量反對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幫助皇上來抵制這股勢力,(這樣一來)那麽那些人又爲什麽不(對我)大吵大鬧呢?盤庚遷都(的時候),連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隻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對);盤庚不因爲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自己的計劃;(這是他)考慮到(遷都)合理,然後堅決行動;認爲對(就)看不出有什麽可以後悔的緣故啊。如果君實您責備我是因爲(我)在位任職很久,沒能幫助皇上幹一番大事業,使這些老百姓得到好處,那麽我承認(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說現在應該什麽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陳規舊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領教的了。
沒有機會(與您)見面,内心實在仰慕到極點。
注釋(1)司馬谏議: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屬山西)人,當時任右谏議大夫(負責向皇帝提意見的官)。他是北宋著名史學家,編撰有《資治通鑒》。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他竭力反對。元豐八年(1085),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後聽政,召他主國政。次年爲相.廢除新
[!--empirenews.page--]法。爲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2)某:自稱。啓:寫信說明事情。(3)蒙教:承蒙指教。這裏指接到來信。(4)竊:私.私自。這裏用作謙詞。君實:司馬光的字。古人寫信稱對方的字以示尊敬。遊處:同遊共處,即同事交往的意思。(5)操:持,使用。術:方法,主張。(6)強聒(guō):硬在耳邊哕嗦,強作解說。聒:語聲嘈雜。(7)略:簡略。上報:給您寫。回信:指王安石接到司馬光第一封來信後的簡答。(8)重(chóng)念:再三想想。視遇厚:看重的意思,視遇:看待。(9)反覆:指書信往來。鹵莽:簡慢無禮。(10)具道:詳細說明。所以:原委。(11)冀(jì):希望。(12)儒者:這裏泛指一般封建士大夫。(13)名實:名義和實際。(14)怨謗(bàng):怨恨,指責。(15)人主:皇帝。這裏指宋神宗趙顼。(16)議法度:讨論、審定國家的法令制度。修:修訂。(17)有司:負有專責的官員。(18)舉:推行。(19)辟邪說:駁斥錯誤的言論。辟,駁斥,排除。(20)難(nàn):責難。壬(rén)人:佞人,指巧辯谄媚之人。(21)固:本來。前:預先。(22)恤(xù):關心。同俗自媚于衆:指附和世俗的見解,向衆人獻媚讨好。(23)上:皇上。這裏指宋神宗趙顼。乃:卻。(24)抗:抵制,鬥争。之:代詞,指上文所說的“士大夫”。(25)洶洶然:吵鬧、叫嚷的樣子。(26)盤庚:商朝中期的一個君主。商朝原來建都在黃河以北的奄(今
山東曲阜),常有水災。爲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和自然災害,盤庚即位後,決定遷都到殷(今河南安陽西北)。這一決定曾遭到全國上下的怨恨反對。後來,盤庚發表文告說服了他們,完成了遷都計劃。事見《尚書·盤庚》。(27)胥(xū)怨:全都抱怨。胥:皆。(28)改其度:改變他原來的計劃。(29)度(duó)義:考慮是否合理。度:考慮,這裏用作動詞。(30)是:這裏用作動詞,意謂認爲做得對。(31)膏澤:施加恩惠.這裏用作動詞。(32)一切不事事:什麽事都不做。事事,做事。前一“事”字是動詞,後一“事”字是名詞。(33)守前所爲:墨守前人的作法。(34)所敢知:願意領教的。知,領教。(35)不任(rén)區區向往之至:意謂私心不勝仰慕。這是舊時寫信的客套語。不任,不勝,受不住,形容情意的深重。區區,小,這裏指自己,自謙詞。向往,仰慕。
賞析全文立論的論點是針對司馬光認爲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緻怨”的指責,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從而說明變法是正确的。司馬光的攻擊名實不符,全是謬論。文章逐條駁斥司馬光的謬論,揭露出他們保守、腐朽的本質,表示出作者堅持改革,絕不爲流言俗語所動的決心。
第一段主要闡明寫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因爲兩人之間有分歧,所以寫信
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寫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昨日蒙教”是禮貌性套語;第二層提到與司馬光“遊處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濃,使司馬光很是舒服;第三層急速轉到“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接點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這三層意思集中在一句話裏顯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點所在。不傷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司馬光見解堅定,并不肯輕易改變,所以“雖欲強聒”多講幾句,一定得不到見察;對于洋洋灑灑三千餘字的來信,隻作簡單答複,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層是:經過仔細考慮,司馬光很是看重自己,書信往來,不宜魯莽,所以要做詳細解釋,希望司馬光能夠寬恕。這裏說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顯示出冷靜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駁斥的重點部分,作者以“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爲論證的立足點,分别對保守派謬論進行駁斥,表明自己堅持變法的立場。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一一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場,對同樣一件事(即“實”)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馬光在來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
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緻天下怨謗”。這些責難,如果就事論事地一一加以辯解,那就很可能會因爲對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現象或具體事實而陷于被動招架,越辯解越顯得理虧;必須站在高處,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質,才能從根本上駁倒對方的責難,爲變法正名。先駁“侵官”。作者不去牽涉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機構的某些權力這些具體現象,而是大處着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經過朝廷的認真讨論而訂立;然後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将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上,“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舉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征利”。隻用“爲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爲問題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爲誰征利。根本出發點正确,“征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後駁“拒谏”。隻有拒絕正确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谏風馬牛不相及。最後講到“怨诽之多”,
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議論。
這一段,從回答對方的責難這個角度說,是辯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問題的實質,從大處高處着眼,這種辯解就絕非單純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駁斥司馬光所列舉的罪責的同時,也就反過來間接指責了對方違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爲天下興利除弊的錯誤。特别是“辟邪說,難壬人”的說法,更毫不客氣地将對方置于壬人邪說代言人的難堪境地。當然,對司馬光的揭露和進攻,主要還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進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場和态度,緊承上段結尾處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無畏聲言,作者對“怨诽”的來曆作了一針見血的分析。先指出:人們習慣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憂國事、附和流俗、讨好衆人爲處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詩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義語;而“俗”與“衆”則是爲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這裏揭示出他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實質,正爲下文皇帝的“欲變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據。因此接着講到“衆何爲而不洶洶然”,隻是說明保守勢力的反對勢在必然,卻絲毫不意味着他們的有理和
有力。接下來,作者舉了盤庚遷都的曆史事例,說明反對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錯誤,隻要“度義而後動”,确認自己做得是對的,就沒有任何退縮後悔的必要。盤庚之遷,連百姓都反對,尚且未能使他改變計劃,那麽當前實行變法隻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勢力的反對,就更無退縮之理了。這是用曆史上改革的事例說明當前所進行的變法的合理與正義性,表明自己不爲怨诽之多而改變決心的堅定态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行事準則,也是曆史上一切改革家剛決精神的一種概括。
答書寫到這裏,似乎話已說盡。作者卻欲擒故縱,先讓開一步,說如果對方是責備自己在位日久,沒有能幫助皇帝幹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麽自己是知罪的。這雖非本篇正意,卻是由衷之言。緊接着又反轉過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蘊含着銳利的鋒芒,一語點破以司馬光爲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實質,直刺對方要害,使其原形畢露,無言以對。
這篇短信筆力精銳,文字經濟而富有說服力,語氣委婉而嚴正,既不傷害私人的友誼,也不向反對的意見妥協。作者的修辭和邏輯推理是根據對具體的人、具體的場合,運用了反駁、引導、對比
、證明、啓發、類推等方法,由近及遠、由遠及近、層層逼進進行的,它是駁念性政論文的典範之作。
創作背景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和,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谏議書》回複:“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隐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鑒》。
作者簡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谥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争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法。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2)某:自称。启:写信说明事情。(3)蒙教:承蒙指教。这里指接到来信。(4)窃:私.私自。这里用作谦词。君实:司马光的字。古人写信称对方的字以示尊敬。游处:同游共处,即同事交往的意思。(5)操:持,使用。术:方法,主张。(6)强聒(guō):硬在耳边哕嗦,强作解说。聒:语声嘈杂。(7)略:简略。上报:给您写。回信:指王安石接到司马光第一封来信后的简答。(8)重(chóng)念:再三想想。视遇厚:看重的意思,视遇:看待。(9)反覆:指书信往来。卤莽:简慢无礼。(10)具道:详细说明。所以:原委。(11)冀(jì):希望。(12)儒者:这里泛指一般封建士大夫。(13)名实:名义和实际。(14)怨谤(bàng):怨恨,指责。(15)人主:皇帝。这里指宋神宗赵顼。(16)议法度:讨论、审定国家的法令制度。修:修订。(17)有司:负有专责的官员。(18)举:推行。(19)辟邪说:驳斥错误的言论。辟,驳斥,排除。(20)难(nàn):责难。壬(rén)人:佞人,指巧辩谄媚之人。(21)固:本来。前:预先。(22)恤(xù):关心。同俗自媚于众:指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23)上:皇上。这里指宋神宗赵顼。乃:却。(24)抗:抵制,斗争。之:代词,指上文所说的“士大夫”。(25)汹汹然:吵闹、叫嚷的样子。(26)盘庚:商朝中期的一个君主。商朝原来建都在黄河以北的奄(今
山东曲阜),常有水灾。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和自然灾害,盘庚即位后,决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这一决定曾遭到全国上下的怨恨反对。后来,盘庚发表文告说服了他们,完成了迁都计划。事见《尚书·盘庚》。(27)胥(xū)怨:全都抱怨。胥:皆。(28)改其度:改变他原来的计划。(29)度(duó)义:考虑是否合理。度:考虑,这里用作动词。(30)是:这里用作动词,意谓认为做得对。(31)膏泽:施加恩惠.这里用作动词。(32)一切不事事:什么事都不做。事事,做事。前一“事”字是动词,后一“事”字是名词。(33)守前所为:墨守前人的作法。(34)所敢知:愿意领教的。知,领教。(35)不任(rén)区区向往之至:意谓私心不胜仰慕。这是旧时写信的客套语。不任,不胜,受不住,形容情意的深重。区区,小,这里指自己,自谦词。向往,仰慕。
赏析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
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
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
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
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经济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
、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创作背景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作者简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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