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01 09:46:09
這是一篇送人之作。範德孺是範仲淹的第四子，名範純粹。他在1085年（元豐八年）八月被任命爲慶州（治所在今甘肅慶陽）知事，此詩則作于1086年（元祐元年）初春。慶州當時爲邊防重鎮，是北宋與西夏對峙的前哨，環慶路的轄區，相當今甘肅慶陽、合水、華池等縣地。範仲淹和他的第二子範純仁都曾知慶州，并主持邊防軍政大事。所以詩就先寫範仲淹和範純仁的雄才大略，作爲範德孺的陪襯，并寄離勉勵之意，最後才正面寫範德孺知慶州，揭出送别之意。全詩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詩一開始就以縱論軍國大事的雄健筆調，寫出了其父範仲淹的才能、業績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氣勢。“塞垣草木識威名”，用翻進一層的寫法，極寫範仲淹的名震邊睡。草木爲無情之物，原本談不上識與不識，此時草木都能識，足見其聲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則更不待言。所以透過草木，實是寫人。同時這一句也是用典：唐德宗曾對張萬福說過：“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舊唐書·張萬福傳》）據史載，1040年（康定元年）範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第二年，徙知慶州，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讨使，兵馬都部署。他在主政期間，功業卓著，“威德著聞，夷夏聳服，屬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繩水燕談錄》），人稱爲“小範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名臣傳》）。因而這一句是對他功業威名的高度概括。接着寫其傑出的軍事才能。“敵人開戶玩處女”一句用《孫子·九地》語：“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以此形容宋軍鎮靜自着，不露聲色。“掩耳不及驚雷霆”，則寫迅捷的軍事行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裏用“驚雷”代替“脫兔”的比喻，表現出黃庭堅對典故的改造與化用。《晉書·石勒載記》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說，《舊唐書·李靖傳》也說：“兵貴神速，機不可失……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驚雷”對“處女”，不僅有動靜的對比，而且更加有聲有色，形象的反襯更爲鮮明。這兩句詩是範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實寫照。如他率兵築大順城，“一旦引兵出，諸将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争，公戒諸将，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于是諸将皆服公爲不可及。”（歐陽修《文正範公神道碑銘》）接下二句又是一轉：範仲淹不僅是傑出的統帥，更是治國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國計”就是贊揚他的經邦治國的才能，“百不一試”，即還未來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長逝，沉埋九泉了。這兩句也是寫實。1043年（宋仁宗慶曆三年），範仲淹入爲樞密副使，旋爲參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稱“慶曆新政”，但隻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敗。
第二段寫範純仁。“兩持慶州節”，指1074年（熙甯七年）及1085年（元豐八年）兩度爲慶州知州。“骐驎地上行”襲用杜甫的詩句“肯使骐驎地上行”（《骢馬行》）。骐驎是一種良馬，《商君書·畫策》：“骐驎騄駬，每一日千裏。”馳騁廣野的千裏馬正用以比喻範純仁。“潭潭”二句寫他戍邊衛國的雄姿。“潭潭”，深沉寬廣，形容他的統帥氣度，如卧虎鎮邊，敵人望而生畏，不敢輕舉妄動。“邊頭”一句則寫他的惠政：勸民耕桑，撫循百姓，使他們生兒育女，安居樂業。同上段的中間二句一樣，這兩句也是一個對比：對敵人有卧虎之威，對人民則具長者之仁。“折沖”一句承上經略邊事之意而來，是活用成語。《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間，而折沖于千裏之外，晏子之謂也。”原指在杯酒言談之間就能禦敵緻勝于千裏之外，此處用以指範純仁在邊陲遠地折沖禦侮，應付裕如。但下句一個轉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經邦治國之上：範純仁雖富有軍事韬略，但治理國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歸結爲送别範純粹，臨别贈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來，銜接極爲緊密。“春風”二句描寫儀仗之盛、軍容之壯，幕下諸将士氣高昂，期待着秋日草枯，好展露鋒芒。王維《觀獵》：“風勁充弓鳴，将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所謂“射獵”有時常用以指代作戰，如高适《燕歌行》：“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照理，順着此層意思應是希望戰績輝煌，揚威異域。但是詩意又一轉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隻需對“羌胡”略施教訓即可。孫子曾經說過：“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馬之杖，語出《後漢書·鄧禹傳》：“赤眉來東，吾折箠笞之。”詩至最後，宛轉地揭出了詩人的期望：不要輕啓戰端，擅開邊釁，守邊之道不在于戰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邊定國。
至此，就表現出這首詩的立意與匠心了。詩中寫韬略，寫武功，隻是陪襯，安邦治國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極可玩味，“知國如知兵”，“知國”爲主，“知兵”爲賓，造語精切，絕不可前後颠倒。“知國”是提挈全詩的一個綱。因而一、二段寫法相同：先寫軍事才能，然後一轉，落到治國之才。詩入突出父兄的這一共同點，正是希望範德孺繼承其業績，因而最後一段在寫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詩意：由諸将的思軍功轉爲期望安邊靖國，但這一期望在最後卻表達得很委婉曲折。盡管如此，聯系上面的筆意可知，如果直白說出，反嫌重複淺露，缺乏蘊藉之緻。
這首送人之作，不寫依依借别之情，不作兒女臨路之歎，而是發爲論道經邦的雄闊慷慨之調，送别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詩人如同在寫詩體的史傳論贊，雄深雅健，氣度不凡。這正表現出黃庭堅以文爲詩的特色。這種特色還體現于獨特的語言風格方面。他以散文語言入詩，多用虛詞斡旋，大量運用典故成語，力盤硬語，造語獨特，使詩産生散文一樣的氣勢，好像韓愈寫的贈序，渾灏流轉。如“敵人”一聯，點化成語，别具一種格調，是未經人道之語。“平生”、“折沖”二聯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樸茂，“百不一試”連用四個仄聲字，奇崛頓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這首詩的用韻也别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換韻标志段落的寫法，第一段用“名、霆、驚”韻，第三段用“須、枯、胡”韻，中間一段卻三換其韻，首聯、尾聯分别與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韻，中間一聯則押仄聲的“虎”、“女”。全詩三段，句子安排勻稱，而韻律卻參差有變。
這是一篇送人之作。範德孺是範仲淹的第四子，名範純粹。他在1085年（元豐八年）八月被任命爲慶州（治所在今甘肅慶陽）知事，此詩則作于1086年（元祐元年）初春。慶州當時爲邊防重鎮，是北宋與西夏對峙的前哨，環慶路的轄區，相當今甘肅慶陽、合水、華池等縣地。範仲淹和他的第二子範純仁都曾知慶州，并主持邊防軍政大事。所以詩就先寫範仲淹和範純仁的雄才大略，作爲範德孺的陪襯，并寄離勉勵之意，最後才正面寫範德孺知慶州，揭出送别之意。全詩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詩一開始就以縱論軍國大事的雄健筆調，寫出了其父範仲淹的才能、業績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氣勢。“塞垣草木識威名”，用翻進一層的寫法，極寫範仲淹的名震邊睡。草木爲無情之物，原本談不上識與不識，此時草木都能識，足見其聲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則更不待言。所以透過草木，實是寫人。同時這一句也是用典：唐德宗曾對張萬福說過：“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舊唐書·張萬福傳》）據史載，1040年（康定元年）範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第二年，徙知慶州，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讨使，兵馬都部署。他在主政期間，功業卓著，“威德著聞，夷夏聳服，屬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繩水燕談錄》），人稱爲“小範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名臣傳》）。因而這一句是對他功業威名的高度概括。接着寫其傑出的軍事才能。“敵人開戶玩處女”一句用《孫子·九地》語：“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以此形容宋軍鎮靜自着，不露聲色。“掩耳不及驚雷霆”，則寫迅捷的軍事行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裏用“驚雷”代替“脫兔”的比喻，表現出黃庭堅對典故的改造與化用。《晉書·石勒載記》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說，《舊唐書·李靖傳》也說：“兵貴神速，機不可失……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驚雷”對“處女”，不僅有動靜的對比，而且更加有聲有色，形象的反襯更爲鮮明。這兩句詩是範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實寫照。如他率兵築大順城，“一旦引兵出，諸将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争，公戒諸将，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于是諸将皆服公爲不可及。”（歐陽修《文正範公神道碑銘》）接下二句又是一轉：範仲淹不僅是傑出的統帥，更是治國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國計”就是贊揚他的經邦治國的才能，“百不一試”，即還未來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長逝，沉埋九泉了。這兩句也是寫實。1043年（宋仁宗慶曆三年），範仲淹入爲樞密副使，旋爲參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稱“慶曆新政”，但隻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敗。
第二段寫範純仁。“兩持慶州節”，指1074年（熙甯七年）及1085年（元豐八年）兩度爲慶州知州。“骐驎地上行”襲用杜甫的詩句“肯使骐驎地上行”（《骢馬行》）。骐驎是一種良馬，《商君書·畫策》：“骐驎騄駬，每一日千裏。”馳騁廣野的千裏馬正用以比喻範純仁。“潭潭”二句寫他戍邊衛國的雄姿。“潭潭”，深沉寬廣，形容他的統帥氣度，如卧虎鎮邊，敵人望而生畏，不敢輕舉妄動。“邊頭”一句則寫他的惠政：勸民耕桑，撫循百姓，使他們生兒育女，安居樂業。同上段的中間二句一樣，這兩句也是一個對比：對敵人有卧虎之威，對人民則具長者之仁。“折沖”一句承上經略邊事之意而來，是活用成語。《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間，而折沖于千裏之外，晏子之謂也。”原指在杯酒言談之間就能禦敵緻勝于千裏之外，此處用以指範純仁在邊陲遠地折沖禦侮，應付裕如。但下句一個轉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經邦治國之上：範純仁雖富有軍事韬略，但治理國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歸結爲送别範純粹，臨别贈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來，銜接極爲緊密。“春風”二句描寫儀仗之盛、軍容之壯，幕下諸将士氣高昂，期待着秋日草枯，好展露鋒芒。王維《觀獵》：“風勁充弓鳴，将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所謂“射獵”有時常用以指代作戰，如高适《燕歌行》：“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照理，順着此層意思應是希望戰績輝煌，揚威異域。但是詩意又一轉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隻需對“羌胡”略施教訓即可。孫子曾經說過：“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馬之杖，語出《後漢書·鄧禹傳》：“赤眉來東，吾折箠笞之。”詩至最後，宛轉地揭出了詩人的期望：不要輕啓戰端，擅開邊釁，守邊之道不在于戰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邊定國。
至此，就表現出這首詩的立意與匠心了。詩中寫韬略，寫武功，隻是陪襯，安邦治國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極可玩味，“知國如知兵”，“知國”爲主，“知兵”爲賓，造語精切，絕不可前後颠倒。“知國”是提挈全詩的一個綱。因而一、二段寫法相同：先寫軍事才能，然後一轉，落到治國之才。詩入突出父兄的這一共同點，正是希望範德孺繼承其業績，因而最後一段在寫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詩意：由諸将的思軍功轉爲期望安邊靖國，但這一期望在最後卻表達得很委婉曲折。盡管如此，聯系上面的筆意可知，如果直白說出，反嫌重複淺露，缺乏蘊藉之緻。
這首送人之作，不寫依依借别之情，不作兒女臨路之歎，而是發爲論道經邦的雄闊慷慨之調，送别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詩人如同在寫詩體的史傳論贊，雄深雅健，氣度不凡。這正表現出黃庭堅以文爲詩的特色。這種特色還體現于獨特的語言風格方面。他以散文語言入詩，多用虛詞斡旋，大量運用典故成語，力盤硬語，造語獨特，使詩産生散文一樣的氣勢，好像韓愈寫的贈序，渾灏流轉。如“敵人”一聯，點化成語，别具一種格調，是未經人道之語。“平生”、“折沖”二聯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樸茂，“百不一試”連用四個仄聲字，奇崛頓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這首詩的用韻也别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換韻标志段落的寫法，第一段用“名、霆、驚”韻，第三段用“須、枯、胡”韻，中間一段卻三換其韻，首聯、尾聯分别與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韻，中間一聯則押仄聲的“虎”、“女”。全詩三段，句子安排勻稱，而韻律卻參差有變。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涪翁，又號山谷道人。原籍金華（今屬浙江），祖上遷家分甯（今江西修水），遂爲分甯人。治平四年（1067）進士，授葉縣尉。熙甯五年（1072）爲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元豐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縣（今江西泰和）。哲宗立，召爲秘書郎。元祐元年（1086）爲《神宗實錄》檢讨官，編修《神宗實錄》，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時張耒、秦觀、晁補之俱在京師，與庭堅同遊蘇轼之門，有「蘇門四學士」之稱。《神宗實錄》成，擢爲起居舍人。哲宗親政，以修實錄不實的罪名，被貶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駕、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紹聖四年（1097）移戎州（今四川宜賓）。崇甯元年（1102），内遷知太平州（今安徽當塗），到任九天，即被罷免，主管洪州玉隆觀。次年複被除名編管宜州（今廣西宜山）。四年，卒于貶所，年六十一，私谥文節先生。《宋史》有傳。尤長于詩，世號「蘇黃」。其詩多寫個人日常生活，在藝術上講究修辭造句，追求新奇。工書法，與蘇轼、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著有《豫章先生文集》三十卷、《山谷琴趣外編》三卷。《全宋詞》收錄其詞一百九十馀首。《全宋詞補輯》又從《詩淵》輯得二首。黃庭堅詩歌創作影響很大，與蘇轼并稱「蘇黃」，是「江西詩派」的創始人。其詩宗法杜甫，并有「奪胎換骨」「點石成金」「無一字無來處」之論。作詩力求新奇，詩風瘦硬峭拔，也有清新流暢之作，另有詩反映了人民的疾苦。由于他學識淵博，功力深厚，創作态度嚴謹，詩中往往表現出超邁的見識和曠達的襟懷，在宋代詩歌發展史上獨樹一幟。但過多地在字句、技巧上下功夫，不免有晦澀生硬之弊。詞與秦觀齊名，少年時多做豔詞，有的詞寫得疏宕灑脫，清雅明暢。晚年詞風接近蘇轼。今存詞180多首。有《山谷集》，自選其詩文名《山谷精華錄》，詞集名《山谷琴趣外篇》（即《山谷詞》）。工書法，兼擅行、草，自成風格。書迹有《華嚴疏》《松風閣詩》及《廉頗蔺相如傳》等。
这是一篇送人之作。范德孺是范仲淹的第四子，名范纯粹。他在1085年（元丰八年）八月被任命为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知事，此诗则作于1086年（元祐元年）初春。庆州当时为边防重镇，是北宋与西夏对峙的前哨，环庆路的辖区，相当今甘肃庆阳、合水、华池等县地。范仲淹和他的第二子范纯仁都曾知庆州，并主持边防军政大事。所以诗就先写范仲淹和范纯仁的雄才大略，作为范德孺的陪衬，并寄离勉励之意，最后才正面写范德孺知庆州，揭出送别之意。全诗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诗一开始就以纵论军国大事的雄健笔调，写出了其父范仲淹的才能、业绩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塞垣草木识威名”，用翻进一层的写法，极写范仲淹的名震边睡。草木为无情之物，原本谈不上识与不识，此时草木都能识，足见其声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则更不待言。所以透过草木，实是写人。同时这一句也是用典：唐德宗曾对张万福说过：“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旧唐书·张万福传》）据史载，1040年（康定元年）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第二年，徙知庆州，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他在主政期间，功业卓著，“威德著闻，夷夏耸服，属户蕃部率称曰‘龙图老子’”（《绳水燕谈录》），人称为“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名臣传》）。因而这一句是对他功业威名的高度概括。接着写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敌人开户玩处女”一句用《孙子·九地》语：“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以此形容宋军镇静自着，不露声色。“掩耳不及惊雷霆”，则写迅捷的军事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里用“惊雷”代替“脱兔”的比喻，表现出黄庭坚对典故的改造与化用。《晋书·石勒载记》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旧唐书·李靖传》也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惊雷”对“处女”，不仅有动静的对比，而且更加有声有色，形象的反衬更为鲜明。这两句诗是范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实写照。如他率兵筑大顺城，“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接下二句又是一转：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统帅，更是治国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国计”就是赞扬他的经邦治国的才能，“百不一试”，即还未来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长逝，沉埋九泉了。这两句也是写实。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入为枢密副使，旋为参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只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败。
第二段写范纯仁。“两持庆州节”，指1074年（熙宁七年）及1085年（元丰八年）两度为庆州知州。“骐驎地上行”袭用杜甫的诗句“肯使骐驎地上行”（《骢马行》）。骐驎是一种良马，《商君书·画策》：“骐驎騄駬，每一日千里。”驰骋广野的千里马正用以比喻范纯仁。“潭潭”二句写他戍边卫国的雄姿。“潭潭”，深沉宽广，形容他的统帅气度，如卧虎镇边，敌人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边头”一句则写他的惠政：劝民耕桑，抚循百姓，使他们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同上段的中间二句一样，这两句也是一个对比：对敌人有卧虎之威，对人民则具长者之仁。“折冲”一句承上经略边事之意而来，是活用成语。《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原指在杯酒言谈之间就能御敌致胜于千里之外，此处用以指范纯仁在边陲远地折冲御侮，应付裕如。但下句一个转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经邦治国之上：范纯仁虽富有军事韬略，但治理国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归结为送别范纯粹，临别赠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来，衔接极为紧密。“春风”二句描写仪仗之盛、军容之壮，幕下诸将士气高昂，期待着秋日草枯，好展露锋芒。王维《观猎》：“风劲充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所谓“射猎”有时常用以指代作战，如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照理，顺着此层意思应是希望战绩辉煌，扬威异域。但是诗意又一转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只需对“羌胡”略施教训即可。孙子曾经说过：“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马之杖，语出《后汉书·邓禹传》：“赤眉来东，吾折箠笞之。”诗至最后，宛转地揭出了诗人的期望：不要轻启战端，擅开边衅，守边之道不在于战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边定国。
至此，就表现出这首诗的立意与匠心了。诗中写韬略，写武功，只是陪衬，安邦治国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极可玩味，“知国如知兵”，“知国”为主，“知兵”为宾，造语精切，绝不可前后颠倒。“知国”是提挈全诗的一个纲。因而一、二段写法相同：先写军事才能，然后一转，落到治国之才。诗入突出父兄的这一共同点，正是希望范德孺继承其业绩，因而最后一段在写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诗意：由诸将的思军功转为期望安边靖国，但这一期望在最后却表达得很委婉曲折。尽管如此，联系上面的笔意可知，如果直白说出，反嫌重复浅露，缺乏蕴藉之致。
这首送人之作，不写依依借别之情，不作儿女临路之叹，而是发为论道经邦的雄阔慷慨之调，送别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诗人如同在写诗体的史传论赞，雄深雅健，气度不凡。这正表现出黄庭坚以文为诗的特色。这种特色还体现于独特的语言风格方面。他以散文语言入诗，多用虚词斡旋，大量运用典故成语，力盘硬语，造语独特，使诗产生散文一样的气势，好像韩愈写的赠序，浑灏流转。如“敌人”一联，点化成语，别具一种格调，是未经人道之语。“平生”、“折冲”二联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朴茂，“百不一试”连用四个仄声字，奇崛顿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的用韵也别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换韵标志段落的写法，第一段用“名、霆、惊”韵，第三段用“须、枯、胡”韵，中间一段却三换其韵，首联、尾联分别与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韵，中间一联则押仄声的“虎”、“女”。全诗三段，句子安排匀称，而韵律却参差有变。
这是一篇送人之作。范德孺是范仲淹的第四子，名范纯粹。他在1085年（元丰八年）八月被任命为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知事，此诗则作于1086年（元祐元年）初春。庆州当时为边防重镇，是北宋与西夏对峙的前哨，环庆路的辖区，相当今甘肃庆阳、合水、华池等县地。范仲淹和他的第二子范纯仁都曾知庆州，并主持边防军政大事。所以诗就先写范仲淹和范纯仁的雄才大略，作为范德孺的陪衬，并寄离勉励之意，最后才正面写范德孺知庆州，揭出送别之意。全诗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诗一开始就以纵论军国大事的雄健笔调，写出了其父范仲淹的才能、业绩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塞垣草木识威名”，用翻进一层的写法，极写范仲淹的名震边睡。草木为无情之物，原本谈不上识与不识，此时草木都能识，足见其声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则更不待言。所以透过草木，实是写人。同时这一句也是用典：唐德宗曾对张万福说过：“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旧唐书·张万福传》）据史载，1040年（康定元年）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第二年，徙知庆州，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他在主政期间，功业卓著，“威德著闻，夷夏耸服，属户蕃部率称曰‘龙图老子’”（《绳水燕谈录》），人称为“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名臣传》）。因而这一句是对他功业威名的高度概括。接着写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敌人开户玩处女”一句用《孙子·九地》语：“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以此形容宋军镇静自着，不露声色。“掩耳不及惊雷霆”，则写迅捷的军事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里用“惊雷”代替“脱兔”的比喻，表现出黄庭坚对典故的改造与化用。《晋书·石勒载记》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旧唐书·李靖传》也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惊雷”对“处女”，不仅有动静的对比，而且更加有声有色，形象的反衬更为鲜明。这两句诗是范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实写照。如他率兵筑大顺城，“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接下二句又是一转：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统帅，更是治国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国计”就是赞扬他的经邦治国的才能，“百不一试”，即还未来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长逝，沉埋九泉了。这两句也是写实。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入为枢密副使，旋为参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只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败。
第二段写范纯仁。“两持庆州节”，指1074年（熙宁七年）及1085年（元丰八年）两度为庆州知州。“骐驎地上行”袭用杜甫的诗句“肯使骐驎地上行”（《骢马行》）。骐驎是一种良马，《商君书·画策》：“骐驎騄駬，每一日千里。”驰骋广野的千里马正用以比喻范纯仁。“潭潭”二句写他戍边卫国的雄姿。“潭潭”，深沉宽广，形容他的统帅气度，如卧虎镇边，敌人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边头”一句则写他的惠政：劝民耕桑，抚循百姓，使他们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同上段的中间二句一样，这两句也是一个对比：对敌人有卧虎之威，对人民则具长者之仁。“折冲”一句承上经略边事之意而来，是活用成语。《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原指在杯酒言谈之间就能御敌致胜于千里之外，此处用以指范纯仁在边陲远地折冲御侮，应付裕如。但下句一个转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经邦治国之上：范纯仁虽富有军事韬略，但治理国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归结为送别范纯粹，临别赠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来，衔接极为紧密。“春风”二句描写仪仗之盛、军容之壮，幕下诸将士气高昂，期待着秋日草枯，好展露锋芒。王维《观猎》：“风劲充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所谓“射猎”有时常用以指代作战，如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照理，顺着此层意思应是希望战绩辉煌，扬威异域。但是诗意又一转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只需对“羌胡”略施教训即可。孙子曾经说过：“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马之杖，语出《后汉书·邓禹传》：“赤眉来东，吾折箠笞之。”诗至最后，宛转地揭出了诗人的期望：不要轻启战端，擅开边衅，守边之道不在于战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边定国。
至此，就表现出这首诗的立意与匠心了。诗中写韬略，写武功，只是陪衬，安邦治国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极可玩味，“知国如知兵”，“知国”为主，“知兵”为宾，造语精切，绝不可前后颠倒。“知国”是提挈全诗的一个纲。因而一、二段写法相同：先写军事才能，然后一转，落到治国之才。诗入突出父兄的这一共同点，正是希望范德孺继承其业绩，因而最后一段在写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诗意：由诸将的思军功转为期望安边靖国，但这一期望在最后却表达得很委婉曲折。尽管如此，联系上面的笔意可知，如果直白说出，反嫌重复浅露，缺乏蕴藉之致。
这首送人之作，不写依依借别之情，不作儿女临路之叹，而是发为论道经邦的雄阔慷慨之调，送别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诗人如同在写诗体的史传论赞，雄深雅健，气度不凡。这正表现出黄庭坚以文为诗的特色。这种特色还体现于独特的语言风格方面。他以散文语言入诗，多用虚词斡旋，大量运用典故成语，力盘硬语，造语独特，使诗产生散文一样的气势，好像韩愈写的赠序，浑灏流转。如“敌人”一联，点化成语，别具一种格调，是未经人道之语。“平生”、“折冲”二联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朴茂，“百不一试”连用四个仄声字，奇崛顿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的用韵也别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换韵标志段落的写法，第一段用“名、霆、惊”韵，第三段用“须、枯、胡”韵，中间一段却三换其韵，首联、尾联分别与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韵，中间一联则押仄声的“虎”、“女”。全诗三段，句子安排匀称，而韵律却参差有变。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涪翁，又号山谷道人。原籍金华（今属浙江），祖上迁家分宁（今江西修水），遂为分宁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授叶县尉。熙宁五年（1072）为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元丰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哲宗立，召为秘书郎。元祐元年（1086）为《神宗实录》检讨官，编修《神宗实录》，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时张耒、秦观、晁补之俱在京师，与庭坚同游苏轼之门，有「苏门四学士」之称。《神宗实录》成，擢为起居舍人。哲宗亲政，以修实录不实的罪名，被贬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绍圣四年（1097）移戎州（今四川宜宾）。崇宁元年（1102），内迁知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到任九天，即被罢免，主管洪州玉隆观。次年复被除名编管宜州（今广西宜山）。四年，卒于贬所，年六十一，私谥文节先生。《宋史》有传。尤长于诗，世号「苏黄」。其诗多写个人日常生活，在艺术上讲究修辞造句，追求新奇。工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著有《豫章先生文集》三十卷、《山谷琴趣外编》三卷。《全宋词》收录其词一百九十馀首。《全宋词补辑》又从《诗渊》辑得二首。黄庭坚诗歌创作影响很大，与苏轼并称「苏黄」，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其诗宗法杜甫，并有「夺胎换骨」「点石成金」「无一字无来处」之论。作诗力求新奇，诗风瘦硬峭拔，也有清新流畅之作，另有诗反映了人民的疾苦。由于他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严谨，诗中往往表现出超迈的见识和旷达的襟怀，在宋代诗歌发展史上独树一帜。但过多地在字句、技巧上下功夫，不免有晦涩生硬之弊。词与秦观齐名，少年时多做艳词，有的词写得疏宕洒脱，清雅明畅。晚年词风接近苏轼。今存词180多首。有《山谷集》，自选其诗文名《山谷精华录》，词集名《山谷琴趣外篇》（即《山谷词》）。工书法，兼擅行、草，自成风格。书迹有《华严疏》《松风阁诗》及《廉颇蔺相如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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