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宋代蘇轼的《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贲、育，無所複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轲、聶政之計，以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

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欤！

　　該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爲答禦試策而寫的一批論策中的一篇。根據《史記·留侯世家》所記張良圯下受書及輔佐劉邦統一天下的事例，論證了“忍小忿而就大謀”、“養其全鋒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筆縱橫捭阖，極盡曲折變化之妙，行文雄辯而富有氣勢，體現了蘇轼史論汪洋恣肆的風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張良圯上受兵書之事。這個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話色彩，以司馬遷的才華慧識，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評注，常令後人對太史公秉筆直錄産生懷疑。其實，早在宋代就有蘇轼寫了一篇《留侯論

》，對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和發揮。

　　蘇轼在文中獨辟蹊徑，化腐朽爲神奇。依蘇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馬遷之所謂鬼物，而是秦代有遠見卓識的隐君子，他的出現其意也不在授書，而是有意試一試張良的隐忍度的。張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敗之後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對此深爲惋惜，特意用傲慢無禮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結果他能夠忍耐，說明還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稱他“孺子可教矣”。經蘇轼這麽解釋，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馬遷對這段轶聞也是十分厚愛的，但他沒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環。蘇轼之高明，終于使這段佳話點石成金。

　　這篇散文是蘇轼早年所作，字裏行間洋溢着作者的博聞才識和獨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闡發“忍小忿而就大謀”，爲使論點具有說服力，作者廣征史實，不僅引用了鄭伯肉袒迎楚，勾踐卧薪嘗膽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項羽、劉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從正反兩方面加以論證發揮。作者引證史實層層遞進，流轉變化，不離其宗，抓住留侯能忍這一主線，進一步闡明張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業。這篇文章能開能合，氣勢俊逸奔放，雖隻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簡意赅，分析透徹，鞭辟入裏，顯示了青年蘇轼傑出的

文學才華，千百年來成爲立論文章的典範。

　　詩有詩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論文章，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這句話凝結了青年蘇轼對世事人生波折的經驗，有意無意之中爲以後的奮鬥撰寫了座右銘。蘇轼當年，屢遭貶谪，正是以忍爲大德，才造就一個詞、文、詩、書、畫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爲宋代文壇上開創了獨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說，作者明寫留侯之忍，實際上是以古喻今，告誡自己不能鋒芒太露，面對複雜人生隻有以忍才能成就大業。

　　蘇轼這篇論文還給讀者一個啓示，好的素材還要善于運用，即使是文學大家也不能等閑視之，也需要有一個深入分析反複提煉的過程。

　　《留侯論》并不全面評論張良的生平和功業，而隻論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觀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過人之節。這個問題過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創見。

　　開頭一段是立論，提出能忍、不能忍這個命題。“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是泛言，舉凡忠勇、堅毅等等超乎常人的節操，全都包括在内。以下則扣住《留侯論》本題，加以申說，将“過人之節”具體到“忍”字。說“忍”

，又是從“‘勇”字來說，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隻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說，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爲抱負甚大，志向甚遠的緣故。表面看來，勇和忍似乎是對立的，作者卻指出了它們的統一性，充滿辯證法，非常精警深刻。這是作者的基本論點，也是全篇的主意。雖然這裏并未指名，實際是對張良而言。以下全是對張良的具體論證。

　　文中舉了張良狙擊秦王、進履受書、勸說劉邦封韓信爲齊王三件事。這三件事表面看來似無關連，但作者卻敏銳地看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獨創見解。

　　第二段先從前兩件事說。人們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贈書事，因而把一些神怪傳聞當作真實。作者把這件事同張良狙擊秦王聯系起來，把他爲韓報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與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聯系起來，指出這是秦時的隐士對張良忍耐心的考驗觀察，其用意并不在書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動所暗示的，都是聖賢間互相警示勸戒的道理。這幾層意思緊密鈎連，互爲論證，結構非常嚴密。拂去老人贈書的神奇色彩，關系到基本立論，因爲如果這真是神怪的行爲而非人事，就無法按常理論之。老人贈書的用意，則是從張良和老人的行動本身這兩個方

面來論證。從張良講，他狙擊秦王的行動，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現，這種荊轲、聶政式的刺殺行爲，在當秦勢方盛時無異于白白送死。老人因爲痛惜其才，才“出而試之”，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舉動“無故加之”，極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煉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能有所忍”。從老人說，他對張良的一系列折辱舉動，顯然不是出于無心。當老人故意走到張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時，張良“欲毆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橋取履是“強忍”着，老人豈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帶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張良想，既已爲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這“能忍”的程度又進了一步，但老人還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裏許路，見張良隻是目送着他，并無異常的表現，這才再走回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試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筆墨也很傳神：寫張良“欲毆之”，“強忍”，“業爲取履，因履之”，“殊大驚，因目之”，一連串帶動作的心理描寫把個“忍”字的深化過程刻畫得絲絲人扣。随後因“平明”、“雞鳴”赴約仍然遲到而一再受到怒責，終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練。這給作者取爲立論主題提供了材料。如果

老人的用意是在贈書，隻須将書授與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說明“意不在書”。“且其意不在書”，而在使張良能忍，二者實爲一個意思。

　　爲了加強說服力，第三段又引史爲證，再次申說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鄭伯能忍而不戰退敵，勾踐能忍而終滅吳國，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說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試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張良的情景，證明他的舉動确實是對張良的考察試驗。前者是從動機講，後者是從事實講，行動的目的則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化用《論語·衛靈公》“小不忍則亂大謀”語意，即上文所謂“聖賢相與警戒之義”），後來的結果則是使張良達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張良早年的兩件事而言，第四段又舉他後來在劉邦項籍鬥争中的一個例證以實之。沒有這個例證，張良在坦上的表現，可以視爲偶然；有了這個例證，上面的論證才開花結果，落到實處。這段的精妙之處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講張良，而是聯系到劉、項兩家的鬥争來舉例。文中把劉邦之所以勝和項籍之所以敗，歸結爲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韓信求假封爲齊王的事例，把劉邦之能忍歸結爲系由張良成全，不僅說明了能忍對于張良、對于劉、項的事業的重大意義，還說明了紀

上老人的啓導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強了通篇議論的說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結，謂子房的狀貌也表現出能忍的特征，思緻新穎，風調翩翩，餘味不盡。

　　宋仁宗嘉佑五年，蘇轼被任命爲河南福昌縣今河南伊陽西主簿屬正九品。蘇轼未赴任，經歐陽修、楊畋等推薦，寓居懷遠驿，精心準備制科考試。試前，蘇轼上楊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進論》，《留侯論》就是《進論》中的一篇。

蘇轼（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漢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頂山市郏縣）。一生仕途坎坷，學識淵博，天資極高，詩文書畫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爲“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藝術表現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世有巨大影響，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畫學文同，論畫主張神似，提倡“士人畫”。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坡樂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