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魏晉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并序》

　　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餘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餘貧苦，遂見用于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裏，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欤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将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怅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谏，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将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餘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岖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複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

　　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序裏已有說明；《宋書·陶潛傳》則特别提到作者辭官的近因：“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職，賦《歸去來》。”從序和這段記錄都可以看出，這篇文章作于作者辭官歸田之初，是一篇述志的作品，文中着重表達了作者對黑暗官場的厭惡和鄙棄，贊美了農村的自然景物和勞動生活，也顯示了歸隐的決心。

　　本文的叙事線索:辭官——歸途——抵家——室内生活——涉園——外出——縱情山水——如何度過餘生

　　本文的抒情線索：自責自悔——自安自樂——樂天安命

　　全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表示辭官歸田的決心。含兩層：前一層是自責之詞。詩人想到“田園将蕪”，故應歸家，但心爲形體所役使而不能自主，這是何等

可悲啊!表明詩人已有歸意。後一層是自恕自慰之詞。詩人已知過去求官爲非，今日棄官爲是，好比是入了迷途不遠，還來得及回到正道上來，因而深感欣慰。這兩層點明了全文主旨，表達了詩人鄙棄官場、向往田園的感情。

　　第二部分（第2、3段）寫作者回到田園後的愉快生活。可分三層：第一層寫歸途和初抵家時的情況，含三節：前一節寫乘舟返家途中既輕松又渴望抵家的心情；中間一節寫望見家門時欣喜若狂的心情，這跟在官時“惆怅而獨悲”的心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一節寫家中景況，有松，有菊，有幼兒，有居室，有酒，有樽，差足自慰。第二層寫回家後的日常生活，也含三節：前一節寫飲酒自遣，這是室中之樂；後兩節寫涉園觀景，流連忘返，這是園中之樂。這是真正的隐者之樂，跟遷客們的閑适心情絕不相同。第三層寫詩人在農村的出遊經曆。含四節：第一節重申辭官歸田之志，以“息交以絕遊”進一步表示對當權者和官場生活的鄙棄；第二節寫跟鄉裏故人和農民的交往，爲下文寫出遊張本；第三節寫出遊方式，“窈窕以尋壑”應上“或棹孤舟”，“崎岖而經丘”應上“或命巾車”；第四節寫出遊中所見，前兩句寫農村初春生機勃郁的景象，後兩句觸景生情，爲結尾述人生觀張本。

　　第三部分（第4段

）抒發詩人“樂天安命”的情懷。含三層：前一層緊承上文“吾生之行休”而自問，這是一種委婉的表達方式，有振起下文的作用；下面兩層是作者自答，“富貴”兩句從反面作答，重在說“富貴”而以“帝鄉”爲陪襯，中間四句從正面作答，用形象化的手段表明自己快然自足于隐居生活，最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點出“樂天安命”的思想，卒章顯志。

　　三、淡遠潇灑的風格

　　歐陽修對這篇文章推崇備至，嘗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歸去來兮辭》一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大意是，本文雖然采用了楚辭的體式，但作者能自出機杼，不受楚辭中怨憤、悲傷情調的影響，而表現出一種淡遠潇灑的風格。例如，作者辭官是因爲鄙棄官場的黑暗，但文中并無隻言片語涉及官場中的黑暗情形，而隻說自己“惆怅而獨悲”的心情；對已往的居官求祿，也隻說“不谏”和“昨非”，不作更深的追究；他決定今後不再跟達官貴人來往，也僅用“息交以絕遊”一語輕輕帶過，胸懷何等灑脫，是見役于物的人做不到的。又如文中寫田園生活的樂趣，看起來都是一些極爲平常的細節，但又處處顯示出作者“曠而且真”的感情，句句如從肝肺中流出，而不見斧鑿之痕。這種淡遠潇灑的文風，跟作者

安貧樂道、超然物外的處世态度是完全一緻的。

　　應當指出，《五柳先生傳》中的“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桃花源記》中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歸去來兮辭》中的“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所有這些語句全都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他希望出現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人人能從事和平勞動的社會。

　　“但淵明究竟不是一個自了漢。他不完全提倡一個消極的躲避的辦法。故桃花源也遂成爲積極的理想，社會的模範，像‘烏托邦’（Utopia）、‘共和國’（Republic）、‘新大西洋’（NewAtlantic），那樣的一個‘避’秦之地。避秦之地終于是一個寓言的世界，于是五柳先生遂不得不逃于酒，在醉鄉裏，也就是在理想國裏，躲了過去。淵明全部理想幾全可以此釋之。所以他不僅是一位田園詩人，徹頭徹尾的詩人，而且是偉大的政治理想家。”

　　陶淵明從29歲起開始出仕，一直厭惡官場，向往田園。 陶淵明于東晉義熙元年（405年）41歲時，最後一次出仕，做了80幾天的彭澤令。據《宋書.陶潛傳》和蕭統《陶淵明傳》雲，陶淵明歸隐是出于對腐朽現實的不滿。這篇賦就是其在回歸田園之初激動欣喜之情的自然流露。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說名潛，字淵明）號五柳先生，私

谥“靖節”，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漢族，東晉浔陽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曾做過幾年小官，後辭官回家，從此隐居，田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相關作品有《飲酒》、《歸園田居》、《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