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对谈宋冬野：独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你應該也有這種經驗，在某一段時間裏，總是重複聽着同一首歌。忘記聽了幾遍，聽到覺得自己像消失了，鑽進那歌裏去了。那一陣子，我的主題曲是宋冬野的《鴿子》：“迷路的鴿子啊/我在雙手合十的晚上/ 渴望一雙翅膀/ 飛去南方南方……”就這麽聽久了，自己也想唱，于是問了他的聯絡方式便冒昧地寫信過去，希望得到他的授權。尊重創作者是必須的。沒想到很快得到他的飛鴿傳書。就這樣一來一回，縱使未曾謀面，也算有些小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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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裏的局外人

同年秋天，宋來台北做演唱會。我讓經紀人去買票，沒想到，他們邀我做嘉賓。當時我的肚子已經七個多月，而且在那之前，懷孕的我從未現身于媒體之前，但還是一口答應了，因爲我喜歡他的歌，那陣子，他的歌就是我。

演唱會當天下午的彩排，是我們第一次碰面。他看起來害羞又緊張，而許久沒有演出的我，在握住麥克風的當下，竟突然有種陌生的感覺。我想起前往彩排地點的路上，因适逢選舉前的周末，鬧區裏正在遊行，這是我熟悉的台北，塞在車陣裏，然而車窗也隔絕不了那些高分貝的諾言與謊言，即便在台灣遊行活動再平常不過，尤其這些年，但還是感覺很疏離，或許我對這事，注定無法習慣。

有時人生就是熟悉與陌生的交錯。我跟宋說，辦演唱會的這個地方，叫作“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因爲陳升的演唱會，我在這裏跨了十個年，從當助理到處找人上台，到自己在台上唱，這是我再熟悉不過的地方了。但沒想到晃眼經年，想上個廁所竟然找不到位置，記憶中了如指掌的地方，變陌生了。當天晚上也是第51 屆金馬獎典禮，前一年因爲當評審，還坐在頒獎典禮上，煞有介事地演了一晚上的優雅；今年，懷孕，當了演唱會的嘉賓，雖然有理由可以不去參加，卻突然覺得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又是一種熟悉的陌生。

2

陌生人的純粹

我們需要熟悉所帶來的安全感，也需要陌生所給予的刺激感。熟悉與陌生，在一個人獨處時常交替出現。我問宋，一個人聽音樂的時候，會戴上耳機嗎？他說，戴耳機聽音樂是他的一種習慣，偏偏一個人的時候戴上耳機更沒安全感，因爲現在耳機的隔音效果都太好，反而會全神貫注地去聽外面的聲音，生怕耽誤了什麽事。

“所以在戴耳機前還得有個儀式：找個絕對安靜的地方，把門都給鎖了，确定屋内什麽人都沒有。”他說。

“你平常一個人的機會很多嗎？”我接着問。

“多，基本上都是一個人，不想出門，懶。”

宋說，他最長一個人獨處的時間是兩個月，“就在家啊，醉生夢死，”吃飯就叫小賣部老板送幾個饅頭上來，死都不肯下樓。奶奶去世、女朋友跑了，那段特别低潮的時間，就成天寫歌，他說《安河橋北》這張專輯裏，有五六首歌，都是那時候寫的。

“低潮期，”我想每個創作人都有過這段過程，“通常都是這樣。”而在低潮期和自己的對話，縱然孤獨，卻絕對是彌足珍貴的。

情感是創作的養分。自己的愛情，别人的愛情；自己的親情，别人的親情。創作的時候，會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寫歌是這樣，唱歌是這樣，演戲更是這樣。

“對，很多創作是聊出來的。”他說，有次他跟個小姑娘聊了一整晚，她很小就離開家，愛情、親情都很坎坷，全中國走南闖北，卻沒有人可以聽她講這些心底事，當天晚上就一股腦地講出來，“我特别喜歡聽這樣的故事，有些會寫成歌，每回有人在放這歌的時候，我總會想，這就好像有好多好多人在看顧着這個小姑娘。”

我想到我第一本書裏面有一篇《我的三十元的秘密》，有回搭計程車從Ａ地到Ｂ地，車費大約是七十塊錢，在路程中，司機問了好些問題，我都一五一十地回答，我從沒如此誠實地回答過一個人，毫不避諱隐私的問題。到了目的地，拿一百塊給司機，跟他說不用找了。下了車，好像用這三十塊錢守住了我的秘密，這車、這司機，就仿佛帶着秘密離開了。

有時候，陌生人的關心與傾聽是一種純粹，也沒有負擔。

3

思想上的自由

大部分人的獨處，意味着一種自由。不需從衆，可以自我。

宋有很多事習慣在自己的家裏做，用自己的方式在家裏錄音，趴在床上，胸前墊兩顆枕頭，拿鉛筆寫歌。

而我，在家裏，動不動就想擦個地板，這裏摸摸，那裏弄弄，整理房間，把家都整理一遍，人也累了，隻有個方法，結果把自己關在一個地方，像是飯店。我每次寫書的過程都很拖，出版社一直催稿，總要等到某天想寫了，發狠把自己關在一個地方，一口氣花兩個禮拜把過去一整年想的事都寫出來。

但獨處不隻是個空間的命題，某個程度來說，縱使一個人走在人潮擁擠的大街上也是一種獨處，這是精神上的。宋很在意一種精神上的自由，他說“真正的自由是思想上的自由”，舉了個例子，在電車上看到一個非常令人讨厭的流浪漢，很髒又很醜，這是表象，但你可以透過想象去理解這個人，他過得很苦，生活得很不堪，也可能親人剛過世……“我可以在面對一個人的時候，腦子裏瘋狂地編寫這個人的故事。”這與事實未必有關，卻讓想象的擺置得以伸展。

這很像我們演員演戲前的準備工作，先研究角色穿什麽衣服、想什麽、做什麽。演戲說穿了就是玩扮家家酒，小時候拿起娃娃說自己是國王的時候，隻要一變低聲講話，就真的覺得自己變成國王了。那個當下，我們好相信啊。

“如果可以在腦子裏建構一些真實，應該就算是思想上的自由吧。”

4

離開是爲了回來

“你的旅行都有伴嗎？”

“大部分都沒有，在網絡上查特價機票，看到日期近、便宜的，就走了。”

“通常離開家多久會想要回家？”

“兩個禮拜。”

好像多數人離開家到了一段時間就會想家，長時間奔波在外的我更認同“離開是爲了回來”。流浪的結果終歸一種極度想家的感覺，化解了離開前對身處世界不完美的怨怼，還是接受了、挂記了，是如此習慣的，原來的地方。我平常從來不會覺得台北有多美，但要是離開家的時間久了，就會覺得，其實我們台北市某些轉角處的大樹也挺美的。

“就像你一回北京，立馬就想去吃個烤鴨或涮羊肉，我也一樣，快來碗蚵仔面線！”

這也好像獨處跟相處，如果總是一個人，就不會特别需要獨處。大家都想要獨處，又當不了離群索居的隐士，那是因爲獨處與相處原本就互爲因果，共伴相生。

5

叛逆的平衡力量

親情與愛情，向來是自處與相處上的重要課題。

宋有着很長時間的叛逆期，照他的說法，就是個“頑劣分子”，做過很多壞事，抽煙、喝酒、打老師、打群架，不愛學習，看到老師就煩，特别憤世嫉俗，覺得自己看清了老師之間的明争暗鬥、收受賄賂，用叛逆來當作自己伸張正義的一種方式。

在這段過程中，那位住在安河橋北的奶奶，成爲他人生中關鍵的平衡力量。

“我的父母就是嚴密封鎖打壓，不讓彈琴得好好學習，所以我常離家出走，跑到安河橋奶奶家那邊，就是要什麽有什麽的大少爺。”奶奶的溺愛，在反叛心理嚴重的時候，給了他很大的安慰，讓他不至于一直都扮演着“頑劣分子”的角色。“以前覺得青春期太漫長，現在又舍不得。當自己一個人彈琴寫歌，所有人都不支持的時候，可能就是這點叛逆成了力量。”

人獨處久了，在相處這件事上，會需要點磨合。

我跟宋現在都算是“有伴兒”的人，他有個交往快兩年的女朋友，跟老朋友也是民謠歌手的堯十三住在同一個屋檐下。他說，兩個人平常各幹各的，雖然彼此才隔一道門，但常常一整天都見不到面，碰巧兩個人都覺得沒勁的時候，就出來瞎聊一陣。這是一種很好的同居狀态，越是親密的關系，越需要生活上的緩沖空間。

而我家現在是這樣的：一進門，我先生往右走，我往左，我們共同的空間是中間交會的廚房與餐廳，他在他的空間做事、說話，我是完全聽不到的，反之亦然。你會說，這樣跟一個人在家的狀況一樣嗎？知道他在同一個家的另一個角落，其實心理上的感受還是不太一樣。

宋說，他現在這麽年輕，天天就想跟女朋友膩在一起，愛瘋了，做不到像我這樣。其實我先生一開始也是這樣的，他希望有個大書桌，他的電腦在這頭，我的在那頭，書房一起用就好。

但不知爲何，我總覺得這樣很像網咖……我刻意将兩個人的書房安置在家裏最遠的對角線，一個人自己住二十幾年，有很多事我都是自己慢慢完成，對我而言，擁有各自獨處的空間，可以讓相處走得更長久。事實證明，我們都對這樣的安排感到非常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