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衣食，馀叁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以償之；有馀，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遍爲，宜乎各緻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無傀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

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将富貴難守，薄寶而厚飨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石可爲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餘者，故餘爲之傳而自鑒焉。

　　文章通過一個有官司勳卻棄官司業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緻其能以相生”的主張，和對“獨善其身”這種處世态度的評斷。本文反映了韓愈的社會主張和人生哲學。他維護封建制度主張“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緻其能以相生”的認識出發，肯定真正無愧的是憑雙手勞動自食其力的人，以

對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剝削者，鞭撻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是難能可貴的。

　　文表面上是傳記體，實際上是借傳記展開議論的雜文。王承福這個體力勞動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據士大夫“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後段略就王承福言論加以評斷；中間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說話。論說有理有據，波瀾起伏。最後以自鑒作結，實際上是規勸世人，意極含蓄。

　　在士大夫韓愈眼裏，抹牆是種低賤而勞苦的手藝。卻有人自得其樂，且談吐不凡。問之，姓王名承福，世代爲農。安史之亂從軍一十三年，有官勳，卻棄而歸農。土地已失，抹牆爲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牆所得交付房租食費。根據每年食宿貴賤調整工價。若有剩餘，盡予路旁殘廢、饑餓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又曰，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韓愈視其賢者，所謂“獨善其身”也，又說他過多考慮自己，不肯爲他人着想，責他認爲家庭太過費心而不肯供養妻子兒女。愚不以爲然。此人“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豈謂之“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妻與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養而“不有”，恰是爲人着想。嫁入他門得

飽，随我則餓。生于他家則富足，生爲我子則窮苦。如此，不若“不有”。 韓愈遇之而警，愚讀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過之。當習而能，學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學圬者“勞無愧，吾心安焉”，學圬者“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吾能幾何？吾當何任？吾家能養否？吾當鑒之，記之，不可忘也。

　　建築工人，在舊社會被稱作泥瓦匠，略帶輕蔑；另有一個書面稱號，叫圬者，說白了，就是幹髒活的，同樣不好聽。在封建時代，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泥瓦匠靠出賣勞動力爲生，社會地位底下，被人瞧不起。他們的生平事迹幾乎從不載入史冊，也很少有人替他們樹碑立傳。然而，也有例外，唐代著名的大文豪韓愈（公元768～824年），就替一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正兒八經寫過一篇傳記，題目是《圬者王承福傳》，使得一千多年之後，人們通過這篇八百多字的簡要傳記，能了解到一名唐代建築工人的精辟言論和高尚情操。

　　王承福原先是個地道的農民，家住京兆長安（今西安），世代朝夕以“繡地球”爲業，胸對黃土背朝天。安史之亂改變了他的命運，他拿起武器上戰場，這一幹就是十三個年頭。戰争結束，脫下戰時袍，“複員”後的他本來可以憑着戰功當一名小

官僚，但是，王承福是個明理的人，他覺得，與其做自己力不勝任的小官吏，不如“回家賣紅薯”。因爲遭戰亂的破壞，家裏的土地喪失了，他倔強地拿起瓦刀，憑力氣幹活，維持生活。

　　三十多年，他風裏來雨裏去，整天一把水、一把泥的與建築工程打交道，一點兒也不覺得辛苦，也不覺得丢什麽面子。他住在雇主的家裏，按實付給主人房租和夥食費。結餘的工錢少得可憐，他卻總是拿來救濟殘疾、患病的貧困人。

　　在傳記中，韓愈如實記錄下這位建築工人所說的話，談不上是豪言壯語，也沒有故作姿态的矯情，然而，句句出自肺腑，令今人讀來仍感動不已。“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說：責任有大有小，隻有各盡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雖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飯不做事，一定會有天降的災禍。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泥镘子去嬉戲。粉刷牆壁是比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确實有成效，還能取得應有的報酬，雖然辛苦，卻問心無愧，因此心裏十分坦然……要知道，這話是一千多年前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工”說的呀，多麽坦

蕩的心胸，多麽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悟！

　　平凡建築工人王承福的偉大還不止這些，他對待财富超然豁達的态度，即使在千年之後，仍閃耀着思想的光輝。因爲經常出入于達官貴族家庭，替他們建房造屋，對富貴家庭“起高樓、樓塌了”的迅疾變化，王承福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依賴祖先遺留下來的财富過日子，那是靠不住的。王承福說：光吃飯不做事（食焉怠其事）必然遭到天降的災禍，勉強去幹自己才智達不到的事（強心以智而不足），強行選擇與才能不相稱的事去做（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富貴也是很難保住的。所以，他老老實實以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爲榮，決不這山望着那山高，整天想入非非，大事幹不好，小事又不願幹。王承福夠不上是“聖人”，然而，他懂得，人的能力有大小，有多少能力就應該發多大光，這些道理王承福不但跟韓愈說了，一定也身體力行地做到了。

　　韓愈把王承福看作是學習“楊朱學說”的人，批評他“獨善其身”，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這個結論相當武斷，也誤解了王承福。韓愈站在“勞心者”的立場，分析“勞力者”的内心世界，難免得出似是而非、隔靴搔癢的結論來。當然，在傳記的最後一段中，韓愈亮明自己的觀點，替王承福說了公道話：

比起那些既擔心不能得到利益，又擔心失去利益的人（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爲滿足自己生活中的欲望，貪圖不義之财而忘記道義，因此丢掉性命的人（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那要好得多了。韓愈是身居廟堂之上的高官顯爵（吏部侍郎），能夠如此評價處于江湖之遠的一介草民，并不惜“屈尊”爲王承福同志寫傳記，也真是難爲這位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顯赫的韓昌黎大人了。今天，農民工進城是很普遍的社會現象，學習韓愈精神，端正對農民工的看法，注意從細小處發現他們身上的亮點，應成爲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

　　《圬者王承福傳》輯入宋刻《昌黎先生集》卷十二中，《古文觀止》和許多“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彙編集中，也大都收錄了這篇文章。文中铿锵有力的語句，後世廣爲傳誦。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谥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骈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轼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

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