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8-13 02:12:58
出自宋代朱敦儒的《水龍吟·放船千裏淩波去》
放船千裏淩波去。略爲吳山留顧。雲屯水府,濤随神女,九江東注。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将暮。念伊嵩舊隐,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 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橫江,錦帆沖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淚流如雨。鑒賞朱敦儒的詞,從題材和内容看,大抵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寫他早期的清狂生活和閑适心情的,另一類是寫他憂國傷時,撫今思昔的。這首《水龍吟》就是屬于他後一類作品的代表之一。
詞一開始就以雄健之筆描繪了一個開闊的水面境界:放船千裏,淩波破浪,煙波浩淼。“略爲吳山留顧”,從側面點明他此次離開汴洛一帶南來,不是爲了“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孟浩然《自洛之越》)。對明媚的吳中山水,他隻是略爲留顧而已。潛台詞是說,他此次離鄉背井,實在是因強敵入侵,迫不得已。“雲屯”三句寫長江水勢。水府,本爲星宿名,主水之官,此處借指水。“九”,泛指多數。“九江”,指長江彙合衆流,浩浩蕩蕩,千裏東流。境界何等曠遠。然而這曠遠的境界并未使作者襟懷開闊,反而“北客”一句轉出個人身世之感。國步艱難,一身漂泊,“如今憔悴,天涯何處
處可銷憂”。(朱敦儒《水調歌頭》)“壯志未酬”,“此生老矣!”(朱敦儒《雨中花》)表現了一位愛國詞人的憂憤,不是一般文人的歎老嗟卑,而是與國家興廢、民族存亡息息相關的。這正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崇高處。
下文由一“念”字領起,将生活鏡頭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陽隐居的時代。伊、嵩,指洛陽附近的伊阙、嵩山,這裏代指洛陽一帶。巢、由,指唐堯時的著名隐士許由、巢父,這裏代指作者在洛陽隐居時的朋友。詞人早年敦品勵行,不求仕進。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學官,他堅辭不就,自我表白說:“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非所願也。”(《宋史·文苑傳》)他滿足于詩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漫與疏狂。曾批給雨支風敕,累上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觞。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阙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朱敦儒《鹧鸪天》)這就很形象地描繪了他疏狂懶漫,傲視王侯,不求爵祿,不受羁絆的性格。現在當他身遭喪亂,落拓南逃的時候,回憶起過去那種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猶如南柯一夢。真是“堪笑一場颠倒夢,元來恰似浮雲。”(朱敦儒《臨江仙》)夢醒得如此快,覺來無處追尋。他對過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
義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帶有時代特色。封建時代,文人要隐居,必須有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時,北宋社會呈現出來的盡管是一片虛假的太平景象,但畢竟還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寫作這首詞的時候所過的流離轉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對過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懷念,其實質是希望趕走金兵,恢複中原,回到以前的那個時代去,是愛國家、愛民族的表現。
正是這種國家民族之愛,所以下片一開始作者就站在愛國家、愛民族的高度,當此淩波南下之時,北望中原,痛感妖氛未掃,不禁發出了對英雄的渴求和呼喚。渴望有英雄出來掃淨妖氛,恢複中原。上下兩片,意脈相連。當時并非沒有英雄。宗澤、李綱都力主抗金,收複失地,但都爲投降派所阻。或憂憤成疾而死,或連遭排擠貶斥,無一得志。他想到眼前放船千裏的地方,也正是三國時,蜀吳聯軍抗曹的故地。當年諸葛亮何等英雄,奇謀報國,指揮若定。因後主懦弱,佞臣誤國,終于“塵昏白羽”,大業未成。隐喻自己也和其他英雄一樣,雖有“壯心”,無奈“奇謀不用”,英雄無用武之地。這種心情,他在《蘇幕遮》詞中也曾表示過:“有奇才,無用處,壯節飄零,受盡人間苦。”進而由眼前的地域
特點和國家形勢聯想到西晉滅吳的曆史事實。當年吳主孫皓倚仗長江天險,以鐵鎖橫江設防,仍然阻擋不住西晉大将王浚的樓船,錦帆沖浪,鐵鎖銷熔,終于“一片降幡出石頭”,“孫郎良苦”。曆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鑒古觀今,作者在詞中流露出對象東吳一樣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前途的擔憂。下文“但”字一轉,結束上文的論史,轉入到以抒情作結。詞人救亡有志,報國無門,他憂憤得敲打着船槳,作爲擊節,象諸葛亮那樣唱着“梁父吟”,心潮激蕩,“淚流如雨”,無可奈何。一位愛國詞人的一腔忠義之情,抒發得淋漓盡緻,而詞情至此,也達到高潮。
詞以放船淩波開始,通過江上風光的描寫拓開境界,撫今懷古,将叙事、抒情、議論有機地組合起來,将個人身世之感與對國家民族的深情摯愛融爲一體,風格豪放悲壯。
創作背景1126年(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兵大舉南侵,洛陽、汴京一帶,均遭兵燹。不久,汴京淪陷。朱敦儒攜家南逃,先到淮海地區,後渡江至金陵。又從金陵沿江而上,到達江西。這首詞具體寫作年月雖不可考,但從詞的内容看,似是他離開淮海,沿江東下金陵時所作。
作者簡介朱敦儒 (1081-1159),字希真,洛陽人。曆兵部郎中、臨安府通判、秘書郎、都官員外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
緻仕,居嘉禾。紹興二十九年(1159)卒。有詞三卷,名《樵歌》。朱敦儒獲得“詞俊”之名,與“詩俊”陳與義等并稱爲“洛中八俊” (樓鑰《跋朱岩壑鶴賦及送闾丘使君詩》)
出自宋代朱敦儒的《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南柯梦、遽如许。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鉴赏朱敦儒的词,从题材和内容看,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他早期的清狂生活和闲适心情的,另一类是写他忧国伤时,抚今思昔的。这首《水龙吟》就是属于他后一类作品的代表之一。
词一开始就以雄健之笔描绘了一个开阔的水面境界:放船千里,凌波破浪,烟波浩淼。“略为吴山留顾”,从侧面点明他此次离开汴洛一带南来,不是为了“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孟浩然《自洛之越》)。对明媚的吴中山水,他只是略为留顾而已。潜台词是说,他此次离乡背井,实在是因强敌入侵,迫不得已。“云屯”三句写长江水势。水府,本为星宿名,主水之官,此处借指水。“九”,泛指多数。“九江”,指长江汇合众流,浩浩荡荡,千里东流。境界何等旷远。然而这旷远的境界并未使作者襟怀开阔,反而“北客”一句转出个人身世之感。国步艰难,一身漂泊,“如今憔悴,天涯何处
处可销忧”。(朱敦儒《水调歌头》)“壮志未酬”,“此生老矣!”(朱敦儒《雨中花》)表现了一位爱国词人的忧愤,不是一般文人的叹老嗟卑,而是与国家兴废、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这正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崇高处。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
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正是这种国家民族之爱,所以下片一开始作者就站在爱国家、爱民族的高度,当此凌波南下之时,北望中原,痛感妖氛未扫,不禁发出了对英雄的渴求和呼唤。渴望有英雄出来扫净妖氛,恢复中原。上下两片,意脉相连。当时并非没有英雄。宗泽、李纲都力主抗金,收复失地,但都为投降派所阻。或忧愤成疾而死,或连遭排挤贬斥,无一得志。他想到眼前放船千里的地方,也正是三国时,蜀吴联军抗曹的故地。当年诸葛亮何等英雄,奇谋报国,指挥若定。因后主懦弱,佞臣误国,终于“尘昏白羽”,大业未成。隐喻自己也和其他英雄一样,虽有“壮心”,无奈“奇谋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种心情,他在《苏幕遮》词中也曾表示过:“有奇才,无用处,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进而由眼前的地域
特点和国家形势联想到西晋灭吴的历史事实。当年吴主孙皓倚仗长江天险,以铁锁横江设防,仍然阻挡不住西晋大将王浚的楼船,锦帆冲浪,铁锁销熔,终于“一片降幡出石头”,“孙郎良苦”。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鉴古观今,作者在词中流露出对象东吴一样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前途的担忧。下文“但”字一转,结束上文的论史,转入到以抒情作结。词人救亡有志,报国无门,他忧愤得敲打着船桨,作为击节,象诸葛亮那样唱着“梁父吟”,心潮激荡,“泪流如雨”,无可奈何。一位爱国词人的一腔忠义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词情至此,也达到高潮。
词以放船凌波开始,通过江上风光的描写拓开境界,抚今怀古,将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组合起来,将个人身世之感与对国家民族的深情挚爱融为一体,风格豪放悲壮。
创作背景1126年(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兵大举南侵,洛阳、汴京一带,均遭兵燹。不久,汴京沦陷。朱敦儒携家南逃,先到淮海地区,后渡江至金陵。又从金陵沿江而上,到达江西。这首词具体写作年月虽不可考,但从词的内容看,似是他离开淮海,沿江东下金陵时所作。
作者简介朱敦儒 (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历兵部郎中、临安府通判、秘书郎、都官员外郎、两浙东路提点刑狱,
致仕,居嘉禾。绍兴二十九年(1159)卒。有词三卷,名《樵歌》。朱敦儒获得“词俊”之名,与“诗俊”陈与义等并称为“洛中八俊” (楼钥《跋朱岩壑鹤赋及送闾丘使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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