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杜甫的《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闾裏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别有贈，含笑看吳鈎。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将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台軀。主将位益崇，氣驕淩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将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裏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注釋上句“有”字喑含諷意，揭出功業的罪惡本質。“舊丘”猶“故園”，即“老家”。召募，這時已實行募兵制的“擴（音廓）騎”。薊門，點明出塞的地點。其地在今北京一帶，當時屬漁陽節度使安祿山管轄。這兩句模仿《木蘭詩》的“東市買駿馬，西市

市買鞍轅”的句法。道周，即道邊。斑白，是發半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即坐在上頭。酒酣，是酒喝到一半的時候。庶羞，即萊肴。白居易詩“人老意多慈”，老人送别，隻希望小夥子能多吃點。别有贈，即下句的“吳鈎”。“别”字對上文“庶羞”而言。吳鈎，春秋時吳王阖闾所作之刀，後通用爲寶刀名。深喜所贈寶刀，暗合自己“封侯”的志願，所以“含笑”而細玩。洛陽東面門有“上東門”，軍營在東門，故曰“東門營”。由洛陽往薊門，須出東門。這句點清徵兵的地方。河陽橋在河南孟津縣，是黃河上的浮橋，晉杜預所造，爲通河北的要津。大旗，大将所用的紅旗。《通典》卷一百四十八：“陳（陣）将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将。”這兩句也是杜甫的名句，因爲抓住了事物的特徵，故能集中地表現出那千軍萬馬的壯闊軍容，下句化用《詩經》的“蕭蕭馬鳴”，加一“風”字，覺全局部動，飒然有關塞之。幕，帳幕。列，是整齊的排列着。這些帳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離。因爲要宿營，所以各自集合各自的部隊。因軍今森嚴，故萬幕無聲，隻見明月高挂無中。上句也是用環境描寫來烘托“令嚴”的。悲笳，靜營之號，軍令既嚴，笳聲複悲，故慘不驕。大将，指召募統軍之将。“嫖姚”同“剽姚”

，漢武帝時，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嘗從大将軍衛青出塞，故以爲比。“古人”“今人”都指邊将說。重高勳，即貪圖功名。《昔遊》詩所謂“将帥望三台”。因貪功名，故邊疆多事。邊将貪功，本該制止，偏又皇帝好武，所以說“豈知”。有怪歎之意。“亘”是綿亘不斷。天地四方爲“六合”，這裏指全國範圍以内，全國既已統一，便無出師必要，但還要孤軍深入，故用一“且”字。且，尚也。跟上句“已”字對照。遂使，于是使得。承上“且孤軍”來，貔，音琵，即貔貅，猛獸，這裏比喻戰士。邊将貪功，人主好武，這就使得戰士們爲了統治者的企圖而拼命。勇，是勇往：所聞，是指地方說的，即下文的“大荒”“玄冥”。《漢書：張骞傳》：“天子（武帝）既聞大宛之屬多奇物，乃發間使，數道并出。漢使言大宛有善馬，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上車令等持千金以請宛王善馬。”即此“所聞”二字的本意。大荒，猶窮荒，過去所謂“不毛之址”。《安祿山事迹》：“祿山包藏渦心，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鬥者數萬匹。”詩句當指此。玄冥，傳說是北方水神，這裏代表極北的地方。這兩句要善于體會，因爲表面上好像是對皇帝效忠，其實是諷刺，正如沈德潛說的：“玄冥北，豈可開乎？”上既好武，下自貪功，

故奏捷日至。《通鑒》二百一十七：“天寶十三載四月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十四載四月奏破奚、契丹。”點破“獻凱”隻是虛報邀賞。兩蕃，是奚與契丹；靜無虞，本無寇警。漁陽：郡名，今河北薊縣一帶。其地尚武，多豪士俠客，故日豪俠地。遼海，即渤海，粳音庚，晚熟而不黏的稻。來東吳，來自東吳。周代封建社會把人分成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輿、隸、僚、仆、台。這裏泛指安祿山豢養的爪牙和家僮。羅和練都有光彩，故曰“照耀”。這以上幾句，寫祿山濫賞以結人心。《通鑒》（同上）：“天寶十三載二月，祿山奏所部将士勳效甚多，乞超資加賞，于是除将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将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即其事。主将，即安祿山.天寶七載祿山賜鐵券，封柳城郡公：九載，進爵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從他開始。上都，指京師，即朝廷。淩，淩犯，目無朝廷。寫祿山一方面又用恐怖手段來俯制衆口，當時本有人告安祿山反，玄宗爲了表示信任，反将告發的人縛送祿山，因之“道路相目，無敢言者。”（見《祿山事迹》）是良家子，故不肯從逆：出師多門，故能揣知主将心事。二句是下文張本，多門，許多門道，有多次意。益，是增益，“思”字照過去讀法應作去聲，愁思

，即憂慮，是名詞。所憂在國家，放覺身貴上不值一說。下二句正申“不足論”。躍馬，指身貴，兼含從軍意，劉孝标《自序》：“敬通（馮衍）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坐見，有二義：一指時間短促，猶行見、立見：一指無能爲力，隻是眼看着：這裏兼含二義。長驅，言其易。河洛昏，指洛陽行将淪陷。當時安祿山所部皆天下精兵。間讀去聲，間道歸，抄小路逃回家。這句直照應到第一首。初辭家時，進庶羞的老者，贈吳鈎的少年，都不見了，一切都完蛋了。惡名，是叛逆之名，祿山之亂，帶有民族矛盾性質，這個士兵不肯背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鑒賞

　　《後出塞五首》組詩叙寫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一位軍士從應募赴軍到隻身脫逃的經曆，通過一個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寶之變的“釀亂期”的曆史真實。

　　自開元中玄宗改府兵制爲募兵制，兵農分離，出現了職業兵。德宗時李泌論募兵制是禍亂的根源，說這種應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無宗族，重賞賜而輕生。《後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這樣一個應募者形象。一無牽挂的漢子，樂意當兵吃糧。詩中提到相贈吳鈎的“少年”，當屬唐詩中常常寫到的少年遊俠一類人物。物以類聚，此詩主人公也應是這一類人物。組詩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應募動

機及辭家盛況；第二首叙赴軍途中情事，尚歸美主将；第三首是詩人的議論；第四首則揭露薊門主将的驕橫；第五首則寫逃離軍旅的經過。此組詩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對此詩的賞析，便應圍繞這一中心來進行。

　　一度懷着功名萬裏雄心的軍士後來逃歸，其逃離的動機，詩中說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薊門軍中看到“主将”（當指安祿山）日益驕橫、目中無君，而朝廷一味姑息養奸“主将位益崇，氣驕淩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自己本爲效忠國家而來（“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卻上了“賊船”，“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了。

　　詩一開始就講得很明白，主人公赴邊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興語，往從驕帥者，賞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龍）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謂“重高勳”的“今人”、“奮身勇所聞”的“貔虎士”中的一員。“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屬于這類人物的誇耀口吻。從第一首“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到第五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見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賞的思想是一貫的，并未發生何種轉變。“古人重守邊”六句，不能理解爲詩中人思想的轉

變，而隻能理解爲詩人自己對時事的評議，或者說它們恰恰是詩人對筆下人物思想、行動的一種批判。說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還不夠，應該說這是作者直接激揚文字，站出來表态。這種夾叙夾議的手法，在杜甫詩中原是并不罕見的。

　　據《通典》稱：“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内谧如，邊将邀寵，竟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碛西怛羅之戰，雲南渡滬之役，沒入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邪！”當時的邊境戰争，唐玄宗好戰固然是一個原因；兵制的改變，也同樣是個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農的一種兵制，将帥不能擁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沒有武夫割據事件。而募兵之行，誠如李泌所說，應募兵士多是不事生産的亡命之徒，他們貪功重賞，形成軍中好戰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響，正是“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對侵侮鄰國的興趣随戰争的進行愈來愈濃厚，野心的将帥也就得到長成羽翼的機會。

　　《後出塞五首》就藝術地再現了這一特定時代的曆史生活。詩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個應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應募兵通常有的貪功戀戰心理，又有國家民族觀念。他爲立功封爵而赴邊，又爲避

叛逆的“惡名”而逃走。組詩在歡慶氣氛中開頭，凄凄涼涼地結尾，是一出個人命運的悲劇。

創作背景

　　《後出塞五首》當作于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唐之初。目的在于通過一個脫身歸來的士兵的自述，大聲疾呼的揭露安祿山的反唐真相，叫唐明皇快快清醒過來，并指出養成祿山反叛的原因，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過寵邊将，以緻祿山得以邊功市寵、形成養虎贻患。

作者簡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爲“詩聖”，其詩被稱爲“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爲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隐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别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餘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備受推崇，影響深遠。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後世有杜甫草堂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