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李白的《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複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黃口爲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鲸鲵未翦滅，豺狼屢翻履。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遙欣克複美，光武安可同。天子巡劍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宮。回輿入鹹京，席卷六合通。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一朝讓寶位，劍玺傳無窮。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賞析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陳述被放的遭遇，抒發救國的忠憤。李白讨逆愛國，無辜被刑，實爲冤屈。隻因時機乖違，怨誰難辨。此詩開頭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黃口小雀易爲羅者所得、白龍化魚偶爲漁者所刺的典故爲喻，說明自身被禍當歸咎自身，這裏以一“愚”字自責不明智、不識時務。其實當時永王東巡至李白獲釋這一過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預料。但他對安史作亂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譴責其多行不義，一“屢”字謂其作惡多端。正是因爲安史之亂，使他又在肅宋朝坐累

累遠流，“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二句，可見其遭逐倉皇之狀。但李白雖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個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襟懷非常廣闊。他痛哭的是，身爲楚地的囚徒，多麽可悲，不能像申包胥爲救楚國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願效一片救國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從“半道雪屯蒙”到“劍玺傳無窮”）叙述光複兩京的經過，抒發詩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寫他在艱難的流放途中欣聞收複兩京。他舉出漢代的光武中興，意謂光武尚須東遷，如今李唐王朝大勢頗好，不須遷都，理當光複長安，非光武可比，字裏行間已含喜悅之感，一“欣”字爲此段的基調。這二十句一氣貫下，曆數光複長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時，有太子（儲皇）駐兵扶風，支撐局面，繼承帝位，延攬群雄。郭子儀率官軍與回纥軍共讨叛賊，前後夾攻，幾經鏖戰，平息國難，收洛陽，入鹹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謂“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雄”，“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是對肅宗的溢美之辭。後言肅宗迎明皇還長安，明皇親授傳國玺與肅宗，以“兩日忽再中”盛稱與皇兒于亂後團聚之喜慶。“大駕”四句皆祝願之辭。這一段，李白當時據傳聞寫成，考之《舊唐書》中《郭子儀傳》與《肅宗紀

》，事與史正相吻合。詩中不僅切實地反映了這段曆史，而于對平息安史之亂的贊頌與對唐王朝複興的祝願之中，又表現出李白關心國事的熱情。這裏，李白并未爲區區一己得救而自喜，卻爲社稷“中興”而歡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歎爲時所棄，并以歸隐的幻想表示對現實的不滿。這一段扣住詩題的第三層意思：“書懷示息秀才”。李白肯與息秀才言承恩放還的身世和光複兩京之大事，剖心相告，無疑其人亦爲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極爲複雜的。前二句“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铄翁？”顯然由前段對社稷“中興”的熱烈贊美陡然跌落爲自傷身世的浩歎。李白已年近六旬，當此國家複興之際，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積極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後漢書》載：“武威将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複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馬援傳》）李白欲效馬援，頗懷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氣。一年之後，李白有作《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别金陵崔侍禦十九韻》，亦見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誰念”二字，意謂不爲時所重，無由鼓力，是怨憤之言。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濟世的熱望，又有失意的苦悶。“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贈别從甥高五》）亦同此意。欲進不能，無可奈何，由對執政者的失望與不滿，進而産生棄劍學道、避禍遠遊的幻想，言如鴻高飛冥冥薄天，令弋者無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二句，照應篇首“以愚陷網目”之意，記取隐身網羅之教訓，遁迹方篷，高飛遠禍。這裏不是表示退隐的決心，而是以退隐的嗚咽寫其慷慨進取之志，力透紙背，感人至深。關于李白的隐退，曆來被人誤解，《舊唐書》說他“飄然有超世之心”，這種超世說一直成爲論者的話題，他的遊仙好道之作向爲人所重視，他的仙風道骨向爲人所贊賞。但這位“詩仙”的畢生經曆與全部作品卻表明他積極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終一貫。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蔡山人》）這兩句詩正可以作爲“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腳。

　　這是一首以史筆寫成的政治抒情詩。詩的主旨在于表明詩人懷有堅貞的報國之志，年雖老而志未衰，并爲大志未酬深感不滿。他能夠做到：剛遇赦得釋，便議論國家政治，可見李白面向社會現實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積極的。李白在晚年，由

于安史之亂把他推入現實矛盾的旋渦，他投筆從戎，對平息邊将的叛亂，恢複社會的安定、消除蒼生的災難，寄予極大的關注，使他的詩歌創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時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亂前那些從個人出發的抒懷之作，而更多是從社會出發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豐富的社會内容。而藝術風格也不似青壯年時期詩歌那樣“壯浪縱恣”（元稹語），而表現爲沉着頓宕。這首詠懷之作，恰好體現了其後期詩歌的特點與風格，無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這類詩歌可以與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長期以來論者與史家未予應有的重視，人們主觀地以爲：杜甫的主要活動時期爲安史之亂後，而李白的主要活動時期爲安史之亂前。因而李白與杜甫雖同經曆過安史之亂，于杜甫爲其中年，故以爲重要：于李白爲其晚年，則不予重視。這種重中年輕晚年的意識，掩沒了李白晚年不朽詩篇的光輝。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與光輝詩篇當與杜甫等同視之。

創作背景

　　這首詩當是李白流放夜郎又被赦免東還時所作，時間爲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或次年，當時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得釋。

作者簡介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朝浪漫主義詩人，被後人譽爲“詩仙”。祖籍隴

西成紀(待考)，出生于西域碎葉城，4歲再随父遷至劍南道綿州。李白存世詩文千餘篇，有《李太白集》傳世。762年病逝，享年61歲。其墓在今安徽當塗，四川江油、湖北安陸有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