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茅纯束，有女如玉。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先秦的《國風·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譯文及注釋

直譯一頭死鹿在荒野，白茅縷縷将它包。有位少女春心蕩，小夥追着來調笑。林中叢生小樹木，荒野有隻小死鹿。白茅捆紮獻給誰？有位少女顔如玉。“慢慢來啊少慌張！不要動我圍裙響！别惹狗兒叫汪汪 ！”

意譯野地死了香獐子，白茅包裹才得體。少女懷春心不已，美男善誘情意起。林中樸樕無人理，野地死鹿還施禮。白茅包裹埋地裏，少女如玉屬意你。緩脫裙衣是何企，别碰腰帶對不起。莫使狗兒叫不已，少女今生跟定你。

注釋麕（jūn）：同“麇（jūn）”，也可用“野有死麇”，獐子。比鹿小，無角。白茅：草名。屬禾本科。在陰曆三四月間開白花。包：古音讀bǒu。懷春：思春，男女情欲萌動。吉士：男子的美稱。樸樕（sù）：小木，灌木。純束：捆紮，包裹。“純”爲“稇（kǔn）”的假借。舒：舒緩。脫脫（tuì）：動作文雅舒緩。感（hàn）：通假字，通：撼 ，動搖。帨（shuì）：佩巾，圍腰，圍裙。尨（máng）：多毛的狗。

鑒賞：是一首純真的情歌

　　（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剛打到的獐子，懷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給心愛的女子，并

并稱女孩就像這白茅一樣純潔美麗。

　　（2）二人親熱時女孩不好意思讓他不要太粗魯，以免招來人旁觀的細節說明兩位古代男女青年對待戀愛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動，對待戀愛的态度是真誠大方，樸實率真，不矯揉造作，女生還帶着年輕的嬌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親的時候必備的禮聘之物，詩中引用這獐和鹿含義深刻。

　　詩經是收錄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詩篇，當時社會正處于奴隸社會想封建社會過度，禮教尚未形成，社會風氣較開放，古代男女對性的态度不像後世般受禮教禁锢，所以男女表達愛情還是比較大膽，直接的。談情說愛、男歡女愛是人純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豔、不符禮義廉恥。

　　《野有死麕》以它鮮明直面讴歌愛情的主題而顯得極其可貴。 全詩三段，前兩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繪男女之情，樸實率真。第三段轉變叙事角度的描寫手法使整首詩情景交融，正面側面相互掩映，含蓄誘人，贊美了男女之間自然、純真的愛情。後人鑒賞《野有死麕》應結合當時的社會現狀、民俗風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頗。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純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煙蔓草的年代，人純真性情的流淌之愛歌！

賞析

主題鑒賞之一：情詩說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

春，吉士誘之”，前兩句是起興，即用白茅把死麕包起來，表示珍惜，興起下文“有女如玉”，表示要好好愛惜。根據《易》：“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國語》：“罷士無伍，罷女無家”；以及《列子》：“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和《荀子》：“婦人莫不顧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顧得以爲士”，可知古時女子未嫁稱女，男子未娶稱士，吉爲美、善之意，“吉士”爲英勇的男子，與下文的“有女如玉”相對。懷春，比喻女子已到了适婚的年齡，渴望結婚。這章的意思是說有一個英勇的男子從野外用白茅把殺死的麕包起來，送給自己喜歡的女子，向她求婚。描述的是鄉村普通男女純樸的愛情。“野有死麕”說明男子的職業可能是獵人。把獵物包起來送給自己喜歡的人，符合他們的生活習性。王先謙說：“詩人覽物起興，言雖野外之死麕，欲取而歸，亦必用白茅裹之，稍示鄭重之意”，便是對此判斷很好的佐證。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這兩句詩是理解全詩的關鍵。《說文》把“樸樕”理解爲一種有心的小木條，可燃燒。“有女如玉”形容女子正處二八年華、潔白無暇。“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意爲用白茅把樸樕這種小木和死鹿包起來，送給潔白無瑕的女子，代表家庭生活

的開始，即吉士向女子求婚。一些學者認爲“有女如玉”是女子的品德高尚的意義，如鄭箋：“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即是将“玉”字作“堅而潔白”解。王先謙說：“言林有樸樕，僅供樵薪之需，野有死鹿，亦非貴重之物，然我取以歸，亦須以白茅總聚而束之，防其墜失。今有女如無瑕之玉，顧不思自愛乎？”，就是說，即使是鹿肉這樣不是很貴重的東西也要用白茅包起來，何況是一個想無暇的美玉一樣的女子，隻是不自愛嗎？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說文》：“舒，緩也。感，動人心。帨，佩巾也。”“脫”通“女兌”，《說文》：“女兌，好也”，聯系上文，可知吉士希望能和女子早行夫婦之禮，符合戀愛中男子的心理特征。女子則比較理性，考慮比較周全，希望男子不要着急，從容遲緩些，不要動掀動她的佩巾，不要驚動她家裏的狗，把一幅青年男女戀愛的畫面展現得淋漓盡緻，反映了西周社會純樸的人情動态。學者對這句詩的理解并沒有很大的偏差，都是理解爲女子希望男子注意形象，潇灑舒緩，擇日到女子家提親，而不是草率而成。

　　清代學者姚際恒認爲：“此篇是山野之民相與及時爲昏姻之詩。”吉士是一位

獵人，他用自己的獵物向女子求婚，是鄉村适婚男女的自然行爲：“女懷，士誘，言及時也；吉士，玉女，言相當也。定情之夕，女屬其舒徐而無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諱也欤？”這個看法得到近代學者的響應，《詩經直解》提到了：“《野有死麕》，無疑爲男女戀愛之時，其詞若出女歌手。其男爲吉士，爲獵者，蓋屬于當時社會上所謂士之一階層。”《詩經注析》也說：“這是描寫一對青年男女戀愛的詩。男的是一位獵人，他在郊外叢林裏遇見了一位溫柔如玉的少女，就把獵來的小鹿、砍來的木柴用潔白的茅草捆起來作爲禮物。終于獲得了愛情。”從全詩來看，這各說法比較合理，符合社會實際。《野有死麕》創作于西周初期，封建制度尚未确立，男女之間并無“禮”之大防，民風淳樸，男女率性而爲，理解此詩，必須結合此背景。

　　綜上所述，這首詩實際上是一首情詩，青年男女約會，男子着急想成夫婦之禮，女子委婉拒絕之詞，并不是“惡無禮”之詩，更不是賢士“拒招隐”之詞，體現了西周社會青年男女樸素自然的愛情。

主題鑒賞之二：厭惡無禮說　　漢代《毛詩序》首先提出：“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漢代的統治者把詩當

作政治倫理教材，爲統治者教化人民而服務，因此《毛詩序》對《詩經》的闡釋是一種政治教化與功利目的的視域。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說道：“韓說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官昏之禮，《野麕》之刺興焉’”。隐晦的指出這首詩是諷刺東周諸侯國的淫亂失禮。而東漢鄭玄《毛詩傳箋》對“無禮”作了更明确的解說：“無禮者，爲不由媒妁，雁币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纣之世。”意思是這首詩描述的是召南之地一位女子對一位男子無禮粗魯行爲的抵抗，從而體現出召南之地受到了文王的教化。故漢代統治者單純的以政教作用的視域來解讀文本，未免有些牽強附會。

　　而在宋朝的疑古之風下，歐陽修《詩本義》随之産生。他說：“纣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恥，而惡其無禮，故見其男女之相誘而淫亂者，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愛惜而包以白茅之潔，不使爲物所污，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污以非禮？吉士猶然，強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樸樕之木猶可用以爲薪，死鹿猶束以白茅而不污，二物微賤者猶然，況有女而如玉乎？豈不可惜而以非禮污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狀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惡而遠卻之之辭。’

”他反對以禮解詩，大膽懷疑，指出該詩描寫了男女間淫邪的行爲，有違大道。後來朱熹以及他的弟子王柏和一些之後的學者也持有這種觀點。

主題鑒賞之三：“拒招隐”說　　清代的方玉潤論詩頗具批判精神，他首先對曆史上諸說，如“惡無禮”說、“淫詩”說等逐一辨駁，然後提出了自己的新見：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懷貞，不肯出而用世，故托言以謝當世求才之賢也。意若曰，惟野有死麕，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懷春，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矣，然“白茅”則“純束”也，而誰其包之？“有女如玉”，質本無暇也，而誰能玷之？爾吉士縱欲誘我，我其能禁爾以無誘我哉？亦惟望爾入山招隐時，姑徐徐以雲來，勿勞我衣冠，勿引我吠尨，不至使山中猿鶴共相驚訝也雲爾。吾亦将去此而他适矣。此詩意極深而詞又甚婉，故使讀者猝難領會。未敢自信能窺詩旨，要之，循章會意，其大要亦不甚相遠也。方氏将此詩闡釋爲一位高人逸士拒絕出山爲官，并婉言謝絕當世求賢的人。方玉潤“受到姚際恒《詩經通論》的影響，在自序中說：‘循文按義’，‘推原詩人始意’，‘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惟其是者從而非者止’。書名爲《詩經原始》，就是不滿于流行的附會曲解，從詩

的本義探究詩的原始意義。”因此方玉潤的讀解顯示出了獨特的視域，爲研讀詩經提供了一個新的突破視角。

鑒賞：質樸率真

　　其實，仔細研究《詩經》，不難發現這種在複沓中突兀的單行章段是《詩經》尤甚是《國風》的常見現象。它們往往出現在作品文本的首尾。比如，《周南》的《葛覃》、《卷耳》、《漢廣》、《汝墳》，《召南》的《采蘩》、《草蟲》、《行露》、《何彼襛矣》，《邶風》的《燕燕》、《日月》、《終風》、《簡兮》、《北門》、《靜女》、《新台》，《鄘風》的《君子偕老》、《蝃蝀》，《鄭風》的《女曰雞鳴》、《子衿》，《齊風》的《東方未明》、《甫田》，《唐風》的《揚之水》、《葛生》，《陳風》的《東門之枌》、《衡門》，《王風》的《大東》，《秦風》的《車鄰》，《曹風》的《下泉》以及《小雅》中的《皇皇者華》、《南有嘉魚》、《湛露》、《菁菁者莪》等。這種詩甚至往往被視作脫簡或串簡，執此觀點的如宋代的王質、王柏，現當代的孫作雲、翟相君等。也有人對此種結構擊節贊賞的，比如清代的劉沅、方玉潤之評《采蘩》。對如此大相徑庭的看法，要是讀者能夠從詩的起源的角度進行考察，就可使問題冰釋。最早的詩是口頭上傳唱的歌。歌唱者可以獨歌，也可以

對歌、和歌。蔣立甫評《采蘩》就說：“後一章是合唱。”（《詩經選注》）再比如《關雎》，後二章複沓，第一章四句單行。《論語·秦伯》：“《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哉！”《史記·孔子世家》：“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鳳始。’”所謂“合樂謂之亂”，衆聲合唱部分便是“亂”。當原始的自由對歌或集體的祭祀歌唱被刻意摹仿，詩歌的創作者就具備了随意轉換叙事角度的能力，詩歌從此而自由飛揚，簡潔而形象生動地共時展開情節描述、抒寫心理感受成爲可能。作爲早期的創作詩，《詩經》中這樣一種寫作手法的運用不免顯得有些程式化，遠沒有應用自如。但也正因此，讀者才感覺《詩經》中的詩是那麽的質樸率真。

創作背景

　　相傳中國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着木铎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天子聽，作爲施政的參考。《野有死麕》以它鮮明直面讴歌愛情的主題而顯得極其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