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9-30 05:11:19
出自唐代李白的《經亂後将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頹陽掩馀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颦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吊。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卻坐青雲叫。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盡天地明,風開湖山貌。悶爲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峤。獨散萬古意,閑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無以墨绶苦,來求丹砂要。華發長折腰,将贻陶公诮。賞析從整體内容來看,詩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概述時勢,從開頭到“破敵誰能料”;第二部分抒寫情志,從“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後者是果。
在詩的第一部分内,詩人先以四句三個典故,寫了安史之亂的征兆。這三個典故都出自《晉書》。前二個見載于《五行志》,其一雲晉懷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處洛陽東北的步廣裏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鵝出現,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作亂;其二雲太安時流傳着這樣一首童謠:“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繼爾中原大亂,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五王同至江東
東,元帝嗣統。後一個見錄于《石勒載記》,謂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将爲天下之患。’”這三個曆史故事生動地展示了安祿山叛亂前的種種迹象,顯現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險局勢。事情的發展果然像這些迹象所預示的那樣,擁軍自重的安祿山不久便率領如狼似虎的叛軍,踐踏了中原大地,焚燒了唐朝曆代帝王的祀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殺戮,使夕陽也收斂了它的餘晖。號稱帝王之城的洛陽已被攻陷,整個世道變得像險峻的山勢那樣不可預測;往日流傳于民間的“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桓譚《新論》)的俗語,這時成了對現實的絕妙諷刺;而最令人悲傷的是人民在戰亂中的命運,他們被驅趕着去殺人或被殺,以緻屍骨遍野,生命像落葉那樣輕微渺小,紛紛敗落凋零;面對連綿不斷的戰火兵燹,詩人展望時局,不禁發出了“破敵誰能料”的怅歎。這段描寫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戰火連天、哀鴻遍地的社會現實,讀來驚心動魄。而詩人對時局、對民生、對社稷的關心和擔憂,也隐寓其間。
在這樣一種不斷惡化的嚴重形勢面前,素以濟天下、救蒼生自任的詩人雖有拯百姓于水火的遠大抱負,卻看不到在當時實現這
種抱負的現實途徑,因此心情矛盾而複雜。“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詩人懷有平定戰亂和拯救蒼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見《莊子·逍遙篇》:“北冥有魚,……化而爲鳥,其名爲鵬。……其翼若垂天之雲。”李白作有《大鵬賦》,以大鵬自喻,詩中也多自比大鵬。他在描述安史之亂的嚴重局面後複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鑒于詩作于天寶十五載(756年)春,那時的局勢還在繼續惡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諸實施,詩人看不到出路,因此隻能避亂隐居,以待時變。“且學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這種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傳》,其記陶答子妻雲:“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詩人于此,正用“藏而遠害”之意,但這個“藏”又不是消極無爲的退避,而是“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積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時機到來時能有所爲。這二句詩在内容上承上啓下,是聯結述時與抒懷二部分的樞紐。
接下去,詩人以輕快的筆調,先記叙了在安徽宣城與崔欽的愉快交往。“歡娛每相召”,說明詩人與崔欽在這時過往甚密,相處甚歡。胡床玉笛,仰空長嘯;楊花滿城,把酒臨眺,友人間相得自樂、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
令人留戀。然後詩人以“忽思”一句轉入對行将前往的剡中風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風開湖山,一派風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讀來又令人神往。“悶爲洛生詠”是說心情煩悶時将誦書吟詩,加以排遣。所謂“洛生詠”,據《世說新語·輕诋篇》劉孝标注,是指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此借指吟詠詩作。這句與下句說明詩人雖然将避地剡中,過一種閑适放曠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靜,要籍詩酒來抒發煩悶。正因有這二句作襯墊,詩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釣溪岸、移舟月邊的隐居生活,才顯得既閑适而又迫不得已,這裏也隐含了前面所說的“藏”字。詩的末四句,表露了詩人重性情、輕利祿的一貫思想,同時又可看作是對友人崔欽的好言勸慰。詩人既珍重與崔欽無拘束的交往,又對他的“華發長折腰”頗不以爲然,指出不要爲官祿所苦,來尋求道家清靜無爲的奧妙,否則将會受到陶淵明的嘲笑的。他在這裏巧妙地運用了爲人熟知的陶淵明因不願爲五鬥米而折腰辭官的典故,把自己經亂後将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的話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頗見深情。
從整篇詩作來看,前後部分的叙述似不協調,且内容風格的反差也極明顯。前者沉著悲憤,深沉中飽醮血淚;後者則輕松明快,清新中滿含情誼。但過渡自然,結合巧妙
,全從題意行文出發,是一篇情深意切的臨别贈言。
創作背景天寶十四、五年(755、756年)安祿山終于在範陽發動叛亂,然後率軍長驅南下,使唐王朝猝不及防,洛陽和長安相繼在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和十五載(756年)六月淪陷。李白此詩作于十五載春,那時他正打算離開由崔欽鎮守的宣城郡(今屬安徽),前往剡中(剡縣,今屬浙江)避亂。
作者簡介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朝浪漫主義詩人,被後人譽爲“詩仙”。祖籍隴西成紀(待考),出生于西域碎葉城,4歲再随父遷至劍南道綿州。李白存世詩文千餘篇,有《李太白集》傳世。762年病逝,享年61歲。其墓在今安徽當塗,四川江油、湖北安陸有紀念館。
出自唐代李白的《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徼。何意上东门,胡雏更长啸。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云叫。杨花满州城,置酒同临眺。忽思剡溪去,水石远清妙。雪尽天地明,风开湖山貌。闷为洛生咏,醉发吴越调。赤霞动金光,日足森海峤。独散万古意,闲垂一溪钓。猿近天上啼,人移月边棹。无以墨绶苦,来求丹砂要。华发长折腰,将贻陶公诮。赏析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
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
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
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
创作背景天宝十四、五年(755、756年)安禄山终于在范阳发动叛乱,然后率军长驱南下,使唐王朝猝不及防,洛阳和长安相继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和十五载(756年)六月沦陷。李白此诗作于十五载春,那时他正打算离开由崔钦镇守的宣城郡(今属安徽),前往剡中(剡县,今属浙江)避乱。
作者简介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祖籍陇西成纪(待考),出生于西域碎叶城,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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