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知其必有合也。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韓愈的《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屢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郁郁适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雲邪?聊以吾子之行蔔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複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從文章的題目看，韓愈的《送董邵南遊河北序》應是爲送董邵南遊河北作的送别贈序，但細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當時的河北是藩鎮割據的地方，韓愈堅決主張削藩平鎮，實現唐王朝的統一。因而在他看來，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鎮，那就是“從賊”，必須鳴鼓而攻之。

　　其二，韓愈爲了實現唐王朝的統一，很希望朝廷能夠招攬人才，但在這一點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許多詩文中，都替自己與他人抒發過懷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詩，也是爲董邵南寫的，詩中小序有這樣的語句：“縣人董生邵南隐居行義于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全詩在贊揚董生“隐居行義”的同時，也對“刺史不能薦”表示遺憾。這位

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時間，大約不安于“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的現狀，終于主動出山了，選擇了去河北投靠藩鎮。對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韓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臨行之前，韓愈要送一篇序文給他。但這樣的序文是很難措辭的。贊成他去嗎？固然如此，因對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贊成，則違背了韓愈自己的政治主張；阻止他去嗎？說明那是“從賊”，那就是變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贈序”的要求，更何況對于“懷抱利器”的董生去求發展（藩鎮名義上還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對意見，畢竟是說不通的，作者畢竟對董生懷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來，這篇“贈序”實在是難以下筆了。

　　但韓愈畢竟是文章大家，倡導“惟陳言之務去”的他，寫文章常常因難見巧，以巧取勝。這篇贈序的構思、用語就頗爲精巧。

　　文章一上來就先贊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懷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這很有點爲董生預賀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說：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還深入一層：像你這樣懷才不遇的人，隻要是“慕義強仁”的人都會愛惜的，何況那些“仁義出乎其性

”的“燕趙之士”呢？又将河北贊美一通，爲董生賀。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對了！

　　這其實都是些反話，所謂的“心否而詞唯”。

　　作者在贊美河北時有意識地埋伏了一個“古”字。爲什麽這樣說呢？因爲作者特意在“古”字後面用了一個“稱”，使“古”隐藏其中，不那麽引人注目。“古稱”雲雲，即曆史上如何如何。曆史上說，“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還是那樣，或許已不是那樣了。後文用一個“然”突轉，将筆鋒從“古稱”移向現實，現實怎樣，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見，文章寫“古”正是爲了襯“今”，爲下文寫“今”蓄勢。

　　如今之燕趙是不是還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這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個原則：“風俗與化移易”。既然是“風俗與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鎮“化”了好多年，其風俗怎麽能不變呢？既然變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麽你董生到那裏去，就不能“有合”。

　　當時的藩鎮爲了壯大自己的勢力，“競引豪傑爲謀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會受到藩鎮的重用。果如此，豈不證明了“今”之燕趙“不異于古所雲”了嗎？但是

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說“感慨悲歌”的“燕趙之士”“仁義出乎其性”。預言董生與“仁義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這是褒獎董生的話，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筆：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風俗與化移易”的藩鎮們相合，那隻能證明你已經喪失了“仁義”。前面的“揚”是爲了後面的“抑”。“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雲邪，聊以吾子之行蔔之也”的“邪”和“蔔”，與其說是蔔燕趙，毋甯說是蔔董生此行的正确與錯誤，使語氣婉轉，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處當爲“好自爲之”講，勉其不可“從賊”也。

　　最後一段，作者借原燕國大将樂毅被迫逃到趙國去的故事，來暗示董生。“爲我吊望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應妥善處理他和唐王朝的關系。還進一步照應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還有沒有高漸離那樣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話，就勸其入朝廷效忠。連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勸他入朝，則對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鎮之舉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遊河北。開頭就預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雖懷疑燕趙的風俗可能變了，但要“以吾子之行蔔之”，還是要送他去；結尾托他去吊望諸君之墓、勸谕燕趙之士歸順朝廷，

仍然是送他去。總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爲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筆墨之外。

　　唐憲宗元和年間，安徽壽縣的董邵南到長安應進士舉，屢試不第，準備投靠河北的藩鎮。董與韓交誼甚厚，知董“懷抱利器”，往投河北，“必有合”然而這對韓來講，是一種“從賊”；可董又“不得志于有司”，也正由于此，韓提筆寫下了這篇有名的贈序。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谥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骈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轼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