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和半生缘:海派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传承与

素有";魔都";之稱的上海是一座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在上海，我們既能看到中國傳統的文化底蘊和曆史古迹，又能夠看到江南的吳越文化和西方的工業文明交織下形成的海派文化，還能夠看到曾經受列強殖民影響遺留下的殖民文化。這種多元的文化格局造就了現代上海的獨特風格，也孕育了一批以上海書寫爲主題的作家。由于作家生活經曆的不同，他們筆下的上海多是從自己的視角出發所進行的描寫，雖然風格迥異，卻讓我們更加完整清晰的看到了上海多元的風情與文化。程乃珊的《藍屋》、《女兒經》、《丁香别墅》等作品，通過對日常瑣事的描寫，突出了上海傳統的風土人情，展現了她心中的平淡卻溫暖的上海家園；茅盾筆下的《子夜》，通過對一段民族資産階級奮鬥史的叙寫，表現了他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的上海的擔憂；左翼作家筆下的上海，充斥着金錢的誘惑、外國的殖民侵略，展現的是上海人民痛苦不堪的殖民生活；新感覺派作家筆下的上海，則是通過對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的描寫，在展現上海的繁華景象的同時，流露出頹廢之氣。
大多數的作家，或是通過對商場的爾虞我詐表現上海，或是通過對以男性爲主導的家庭生活的描寫表現上海，但是張愛玲和王安憶卻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女性視角來繪制上海的風貌，通過女性的細膩感知力和微妙的洞察力，描繪出男性主義下的女性生活，表達了女性眼中的上海。張愛玲通過《心經》中有着嚴重戀父情節的許小寒、《封鎖》中看到希望又被現實重重打擊的吳翠遠、《傾城之戀》中想要擺脫男人的束縛卻終爲男人所左右的白流蘇以及《琉璃瓦》中對三姐妹對自己婚姻愛情生活的不同追求，表現了在那個時代下，上海生活中的傳統文化與現代自由文明的碰撞與沖突，從小人物小空間出發，表現日常生活的上海；而王安憶則透過《長恨歌》中的追求自我的王琦瑤、《流逝》中面對挫折歲月逐漸完成角色轉變的歐陽瑞麗，表現了新時期的上海女性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本文試圖通過對張愛玲與王安憶文學作品的比較，探尋二者上海描寫的異同點以及産生的原因。
一、張愛玲與王安憶上海描寫的相同之處。
（一）以女性形象叙寫上海風情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提起以女性形象作爲寫作内容的作家，人們首先想起的無疑是張愛玲，但随着《長恨歌》的發表與流行，王安憶也成爲了一個不得不提的名字。在張愛玲與王安憶的作品中，女性形象是被刻畫的最爲豐滿的，也正是通過對女性的展現，上海這座城市以一種獨特的形态出現在我們的頭腦中。張愛玲的作品中塑造的最豐滿是一個個女性形象，她們年齡不同，性格各異，卻都有着悲劇性的命運。《心經》中的許小寒，是一個極具魅力的女人，有着";一種奇異的令人不安的美";，吸引了很多異性的欣賞與追求，龔海立就是其中之一，但這樣一副美麗的容貌下，卻有着一個扭曲畸形的心，長期的戀父情結破壞了父親和母親的感情，讓這個家最終變得支離破碎；《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爲了不成爲男人的附屬品而想盡辦法保持自己在戀愛中的形象和地位，可最終卻仍然成爲了衆多";正妻";中的一個，終究沒有擺脫女性的悲劇命運；《琉璃瓦》中的三個女兒，無論是否聽從了姚先生的計劃，都沒有擁有幸福的婚姻生活……這一個又一個悲慘的女性形象，表現了上海的男性主義的優越感，傳遞了張愛玲對女性奴性命運的擔憂。
王安憶則認爲，城市更适宜女性居住，城市擺脫了農村浩瀚的土地對女性身體和心靈的束縛，讓女性的智慧和靈性得以綻放出耀眼的光芒。因此，在王安憶的作品中，她更多的展現的是上海這座城市對女性的滋養而不是傷害。她曾經說過：";要寫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麽大的委屈，上海也給了她們好舞台，讓她們伸展身手。而如她們這樣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從頭道起。誰都不如她們鮮活有力，生氣勃勃。";上海是開放的城市，女性在這裏可以追求自由與解放，掙脫傳統思想對女性的壓抑。《我愛比爾》中的女性形象阿三，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接受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熏陶，她的内心變得強大，改變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傳統女性思想，有目的有手段的";推銷";自己；《流逝》中的歐陽瑞麗，一改傳統的少奶奶形象，在動亂紛争的年代，依靠自己的勤勞能幹、精打細算，養活了一家人，成爲了家裏的頂梁柱。這些女性形象都從側面展現了上海的包容，兼收并蓄，讓女性也可以獲得追求生活的權利。
（二）以小視野小角色表現上海風貌無論是張愛玲還是王安憶，她們生活的時代都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張愛玲生活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舊上海，這時的上海深受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入侵，社會矛盾激增，動蕩不安；王安憶生活的上海是處于轉型時期的新上海，";思想解放";的旗幟飄蕩在上海各處，改革的春風吹遍了上海的角落。二人生活的上海雖然";滿城風波";，但她們都沒有描寫大事件、大動蕩，反而都選擇從小人物身上入手，表現主題。《發廊情話》是一部獨特的作品，王安憶在這部作品中，并沒有想要表現社會的動蕩，亦或是倫理道德的缺失，而僅僅是通過一個狹小的、封閉的環境——發廊，通過對生活在發廊中的人們生活的近乎瑣碎的叙述，描繪了上海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

二、張愛玲與王安憶上海描寫的不同之處。
（一）";冰冷的上海";與";溫暖的上海";作家筆下，無論是城市還是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夾雜着個人的情感經曆，張愛玲和王安憶也是如此。在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書寫中，兩個人注入的情感色調表現出了很大的差異。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是冰冷的、異化的。張愛玲熱衷于在文章的開頭展開細膩的環境描寫，将上海描寫成一幅陰冷的、孤寂的畫面。《心經》中的開頭：";那是仲夏的晚上，瑩澈的天，沒有星，也沒有月亮……背後是空曠的藍綠色的天，藍得一點渣子也沒有——有是有的，沉澱在底下，黑漆漆、亮閃閃、煙烘烘、鬧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夜晚的天空，沒有星星和月亮，反而展現出詭異的顔色，天空下的上海，既";黑漆漆";又";亮閃閃";，矛盾的描寫更展現了上海的詭谲。《封鎖》的開篇：";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裏鑽出來的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就這麽樣往前移——柔滑的，老長老長的曲蟮，沒有完，沒有完……";電車像曲蟮一樣，扭曲的";遊走";着，以一種脫離常态的描寫讓讀者看到了一個焦躁的、異化的上海。
王安憶對上海的情感是熱愛的，她眼中的上海市繁榮的、開放的、包容并蓄的，雖然封建的痕迹仍然在弄堂中存在，但社會已經給予了人們較多的自主權，可以追求自由，獲得解放。在小說《富萍》中，王安憶将上海描繪成一個簡單的、純樸的城市，而不再是華而不實的";十裏洋場";，主人公多是從鄉下來到上海的移民，爲了生計奔波勞碌，她們雖然有苦惱，也因追求欲望而付出辛勞，但是他們的生活是快樂的、樸實的。在這部作品中，王安憶筆端流露的是溫暖的生活氣息，雖然以外鄉人的視角看上海，卻看出了濃濃的暖意。
（二）";生活的悲劇";與";奮鬥的希望";張愛玲是一個極其悲觀的人，這或許與她生來便目睹家族的沒落有關。張愛玲的一生都是封閉、孤獨的，雖然出生于名門望族，但從小就過着孤寂而凄涼的生活；曾在上海轟動一時，卻又遭受了痛徹心扉的愛情悲劇；晚年漂泊海外，獨自一人，在故鄉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鄉。透過熱鬧、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現實世界的混亂不安，情感生活的悲傷失落，人性的肮髒龌龊，生命的輕薄飄零，傳統文化的落寞衰敗。籠罩在張愛玲心中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文學觀的是一層層的悲觀。悲傷成爲她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體驗，這些情感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她的作品中，一方面體現在人物婚姻愛情的失敗，另一方面是張愛玲筆下透露出的朝代更叠之間一個傳統文化的衰敗與毀滅。張愛玲的小說無一例外的萦繞着悲劇的氣息，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有着悲慘的命運。王安憶在她的自選集之三《香港的情與愛》中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面對着世界，可以與大家攜起手，并起肩，共同去戰鬥。而他對着自己的内心，卻是孤獨的，外人無法給予一點援助，先行者無法給予一點啓明，全憑自己去戰鬥，去摸索，這是一場永恒的戰争，無論人類的文明走到哪一個階段，都難擺脫，甚至越演越烈。";《我愛比爾》中阿三反抗孤獨的失敗，是張愛玲對女性忽略自己，企圖通過事業和愛情反抗孤獨的否定，縱然王安憶的覺醒、對擺脫孤獨的探索經曆了漫長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并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爲自己、爲家人帶來生存的希望。《金燦燦的落葉》中的莫愁面對漸漸沒有共同語言的丈夫，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冷靜的面對事實，尋找原因，終于在自己的進步中彌補了與丈夫的差距，恢複了幸福的生活；《流逝》中的歐陽瑞麗，在家道中落之際，用盡心思，憑借自己的精打細算帶領一家人度過了艱難的";文革";時期。王安憶筆下的世界并不安穩，甚至有更多大風大浪，但王安憶卻讓筆下的人物充滿了追求生活的鬥志，并賦予了她們";生的希望";。
（三）";市井人物";與";上海印記";張愛玲與王安憶的作品雖然都紮根上海這片土地，但張愛玲更加擅長表現上海的繁華與落寞交織下的日常生活與人性冷暖，而王安憶則更多的通過對日常生活的展現，發掘上海曆史爲上海人所帶來的上海精神。張愛玲不寫英雄，不論悲壯，她用浮誇的筆調展現了繁榮浮華的上海市井，并在這市井環境中塑造了許多平凡的小市民形象，如《心經》中的徐太太，爲了家庭的完整，刻意隐藏自己的情緒，苦苦支撐着因女兒的戀父而早已支離破碎的家，《琉璃瓦》中的姚先生将女兒作爲自己改變命運的工具。
王安憶認爲，無論社會怎麽發展，一個群體的基本的精神面貌是不會有太大變動的，透過經濟高速發展的繁華，透過上海弄堂的衣食起居，傳遞給我們的依舊是上海人幾百年來穩定的脾氣秉性。更重要的是，在王安憶的作品中，城市和人是不可分離的，人就是城，城就是人，人物的精神就是這座城市的靈魂。《長恨歌》中的王琦瑤，便是用她的人生沉浮來展現上海的風雲變幻，用她的情感變化來描繪上海的曆史變遷，而王琦瑤的死，也就那意味着一段特定曆史的終結，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消失。正如小說中所說的：";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讀懂了一個王琦瑤，就讀懂了一群王琦瑤，也就讀懂了上海，而這便是王安憶與張愛玲的本質的不同。
三、二者書寫上海差異的原因。
（一）生活時代的差異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上海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已經成爲中國的經濟中心和商業中心，成爲世界聞名的國際化大都市，百貨商場、摩天大樓以及電影院已經成爲了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标志";。在這種繁榮的景象之下，消費主義與享樂主義也悄然而生，逐漸改變着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态度。而1941年，在太平洋戰争爆發的同時，上海也爲日軍占領，成爲了日本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繁榮發展與殖民主義的壓抑束縛，使得這座城市表現出了矛盾的、混亂的社會狀态。有些人搖旗呐喊，渴望全民攜手，沖破敵人的殖民封鎖；有些人像";牆頭草";，成爲日本軍閥的漢奸走狗；底層的平凡百姓過着惶恐不安的日子，生怕成爲日軍炮彈下的";冤魂";。生活在這樣複雜社會下，張愛玲的作品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一方面社會的動蕩使張愛玲的文章中透漏出一種末世之情，流露出頹廢消極的精神格調。盡管張愛玲的作品表現的多爲封閉的、瑣碎的家庭内部的事情，但我們仍然可以在她的筆下嗅到時代的氣息。她寫混亂無序、你争我奪的家庭生活，寫男女之間的複雜甚至亂倫的情感糾葛，寫人物命運的漂泊不定，都是在暗示着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大環境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商業文化與消費文明主導下，張愛玲的作品中多表現物欲的追求與享樂，也在側面展現了她作爲即将消亡的貴族後裔的落寞。在《金鎖記》中有這樣一段描寫：";七巧翻箱子取出幾件新款尺頭送與她嫂子，又是一副四兩重的金镯子，一對披霞蓮蓬簪，一床絲綿被胎，侄女們每人一隻金挖耳，侄兒們或是一隻金锞子，或是一頂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隻琺藍金蟬打簧表，她哥嫂道謝不叠。";從這裏筆者仿佛看到了《紅樓夢》中的一幅幅場景，想起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說法，想起了大觀園的最終的落寞場景。這裏正是張愛玲對自我生活處境的展現。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開始了思想大解放，改革的春風逐漸吹遍了大江南北，而上海便是這春風最早到達的城市。上海憑借着曆史、地理位置和政府的支持，迅速發展壯大，成爲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成爲各地人追求事業和美好生活的首選地點。霎時間，上海出現了許多移民，他們極力的配合着這座城市的生活節奏，試圖将自己完完全全的融入這座城市，而王安憶就是這樣的一類人。時代給予了這些人更多的機會，也使原本深處閨閣的女性有了更多展現自我的空間，王安憶就在改革的春風中譜寫了一曲曲反抗的、奮鬥的家庭婚姻故事。《富萍》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正如王安憶曾經自己總結道：";一九六四、六五年的上海對我來說，是有感性經驗的，内容涉及到我個人的經曆和我的家庭及我小時候接觸的人，不像《長恨歌》憑的是想象。在這部作品中，我堅持了一貫的寫實主義的風格，有所不同的是，更加疏朗平實，不像《長恨歌》那樣'密'，情節和語言都非常的日常生活化，寫來也是以很平靜的方式。";。
（二）個人經曆的差異生活閱曆深刻的影響着作家的筆調，這一點在張愛玲與王安憶的身上表現得尤爲明顯。兩個人的作品之所以存在着這麽多的不同，究其根源，還是個人經曆的不同導緻。張愛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一幢沒落貴族府邸，祖父張佩綸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鴻章的長女，實在稱得上是大家閨秀。但張愛玲的父母卻在她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協議離婚，這對她的童年生活是一份不小的打擊。随後張愛玲一直與父親居住，直到父親再婚。成長經曆中母親形象的缺失以及與後母的矛盾，使得張愛玲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多是庸俗的、不堪的，甚至是一向被塑造成無私的、偉大的母親形象在張愛玲筆下也變得功利、邪惡、毫無親情。後來，張愛玲與丈夫胡蘭成的婚姻悲劇，進一步加深了她對愛情婚姻的消極态度，使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近乎變态的女性形象，《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是悲慘的，哥哥爲了得到财富把她嫁給了一個殘疾人，多年的壓抑讓她的性格變得乖戾變态，最終親手葬送了兒女的幸福，《心經》中有着強烈戀父情節的許小寒，爲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惜犧牲父母的感情，最終導緻了倫理的混亂和家庭的破碎。縱觀張愛玲的一生，無疑是充滿着悲劇的，而這樣的人生經曆也使張愛玲作品中的悲劇意識無處不在，正如她那句無人不知的名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王安憶出生在一個文藝家庭，父親王嘯平是一位劇作家，母親茹志鵑更是著名作家。從小，王安憶便深受母親的影響。16歲時，王安憶下鄉插隊，年紀輕輕就獨自在農村生活，令她感到非常苦悶，一方面是因爲遠離家鄉，一方面是生活不适應，還有就是對前途完全沒有信心，看不到一點希望。在這樣的情況下，王安憶的母親開始跟她通信。與母親的交流使王安憶開始細心觀察身邊的生活，這爲她後來的寫作積累了豐富的情感與素材。另外，王安憶筆下的上海之所以與張愛玲有較大的不同，一個重要方面是王安憶本身是作爲一個移民者的身份進入上海的，因此她的筆下多是以她所認識的平凡人家的生活爲主線，以平凡的人物爲叙述對象，展現的是外來的移民家庭想要融入上海的心路曆程。《富萍》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奶奶說話口音已經變了，不是完全的家鄉話，但也不是上海話，而是夾了上海話的鄉音。她走路腰板挺直，坐在椅上吃飯做事腰板也是直的，但一旦彎下腰，那叉開腿下蹲的姿勢，就有了鄉下女人的樣子。奶奶的五官也是這樣。她是那種不怎麽鮮明的疏眉淡眼，有些富态，也不再像是一個鄉下女人……總之，雖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沒有成爲一個城裏女人，也不再像是一個鄉下女人，而是一半對一半。這一半對一半加起來，就變成了一種特殊的人。她們走在馬路上，一看，就知道是個保姆。";王安憶對移民人群的觀察基于她的生活環境，甚至可以說就是她自己的寫照。
張愛玲與王安憶的不同，是屬于兩個人的文學寫作曆程的獨特風貌，沒有誰對誰錯，更沒有優劣之分。總之，張愛玲與王安憶異曲同工的爲後人演繹了一曲海上繁華夢。參考文獻[1]《張愛玲全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2]《張愛玲小說中的上海都市民俗描寫》，姚周輝，溫州大學學報，2009年，第二期；[3]《張愛玲筆下的上海女人》，尹喜榮，湘潭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四期；[4]《都市故事的女性叙說》，鄧寒梅，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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