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描写的情感，为什么边塞诗最能体现盛唐气象？

詩歌發展到了唐代，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題材的拓展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極緻，一個高峰。其中邊塞詩成了盛唐詩歌的重要題材，特别是自玄宗開元元年（713）至代宗大曆五年（770）這一盛唐時期的邊塞詩，更是以充沛的感情，剛健的筆觸，描寫了寥廓壯麗的邊塞風光，豪邁慷慨的軍旅生活以及幽怨悲涼的征夫之恨、思婦之痛，題材多樣，意境雄渾。
那麽，爲什麽邊塞詩在唐代得到空前繁榮呢？筆者以爲，它既有唐代社會經濟、政治進步的原因，又有詩歌内在發展的必然。概言之,唐代邊塞詩,特别是盛唐邊塞詩的繁榮是空前強大的唐帝國文治武功與古典詩歌高度發展成熟的曆史條件相結合的産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民族戰争是盛唐邊塞詩的主要源泉。頻繁興衰更替的六朝和短命的隋朝，與邊地其他民族的矛盾深重但又無力或無暇顧及，唐朝建立後，爲了鞏固邊疆、拓展生存空間，先後分别與東西突厥、吐谷渾、高麗、吐蕃交戰。經過這些戰争，唐朝逐漸奠定了“天可汗”的地位，爲了有效管理突厥、回纥、鐵勒、室韋、契丹等，唐王朝分别設立了安西、安北、安東、安南、單于、北庭六大都護府。一種乘運而起、建功立業的榮譽感和英雄主義彌漫在社會氛圍中。很多盛唐邊塞詩通過各種方式描寫了戰争：。
1、将描寫戰争與表達求取功名的願望相結合。
國力的強盛，激發了詩人們欣逢盛明之世的自豪感；頻繁的邊塞戰争，爲尋求晉身之途的知識分子提供了機會。“萬裏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祖詠《望薊門》），這些豪言壯語表達了相當一部分詩人的心聲。岑參就把從軍立功當作求取功名的主要途徑。從軍前，他曾寫下這樣的詩句：“終日不得意，出門何所之。從人覓顔色，自歎是男兒”（《江上春歎》），“蓋将軍，真丈夫，行年三十執金吾”（《玉門關蓋将軍歌》）。從天寶八年開始，他兩度出塞，先赴安西任掌書記，後赴北庭任節度判官，經曆了長達八年的邊塞生活。
2、将描寫戰争與歌頌英雄相結合。
盛唐的邊塞詩用不少篇幅歌頌了英雄，有些詩作在歌頌英雄時，還表達了濃重的崇漢心态。如王昌齡的“但使龍城飛将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出塞》），高适的“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将軍”（《燕歌行》），把對漢代飛将軍李廣的崇敬心情表達得淋漓酣暢，躍然紙上。王維《老将行》一詩寫老将一生功勳不被賞識，但烽火再起時依然不計恩怨，請纓報國，無怨無悔，“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勳”，刻劃了一個愛國老将軍的高大形象；李颀的《古意》：“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勾勒出邊塞戰士的飒爽雄姿；王昌齡《從軍行》：“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突顯将士的勇猛豪氣，極具英雄主義色彩。
3、将描寫戰争與表現邊塞奇異風景相結合。
盛唐很多邊塞詩作中，描寫了邊地奇異的風景，字裏行間表達了戍邊将士以苦爲樂的高昂的鬥志。象岑參邊塞詩的獨到之處在于充滿了山川奇氣和愛國壯志。寫火山：“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裏不敢來”（《火山雲歌》）。寫熱海：“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燕砂礫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熱海行送崔侍禦還京》）。在《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以梨花比雪，雄奇明麗，新穎獨特，落筆傳神。不隻寫出了雪來得突然，寫出了雪的鋪天蓋地，而且以春喻冬，情調樂觀而昂揚。他描寫送别的場景也是這樣，帳外“翰海闌幹百丈冰，愁雲慘淡萬裏凝”，以誇張筆墨勾畫塞外雪景，氣勢逼人；送客出軍門，但見“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大雪紛飛，盡管風勢猛烈，但轅門上的紅旗已被冰雪凍結得一動不動了。這一生動的細節傳神地寫出了天氣的奇寒。那白底色上的一點鮮紅，爲冷色基調的畫面增添了一絲暖色，反襯得整個境界更爲潔白、寒冷；那雪花紛飛的空中不動的紅旗，又襯得整個畫面更加生動，富有詩意。在這詩中，詩人對“雪”表現出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筆力矯健，既有大筆揮灑，又有細節勾勒，既有真實摹寫，又有浪漫想象，意象鮮明，意境獨特，描繪了邊地瑰麗的自然風光。
4、将描寫戰争與抒發離愁相結合。
有戰争就有分别，就有離愁。故而許多邊塞詩篇就與“離愁”、“相思”挂上了鈎。岑參的《逢入京使》：“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幹。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語淺情深，既纏綿悱恻又不流于哀怨。李白的“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顔”（《關山月》），所思廣闊而渺遠，格外深沉。崔颢的“寒衣著已盡，春服與誰成？寄語洛陽使，爲傳邊塞情”（《遼西作》）借邊塞苦、缺春衣都得指望洛陽使回中原相告并囑人縫制的辛酸表達了濃烈的思親之意。王昌齡的“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裏愁”（《從軍行》），表達了遠隔萬裏，思念妻子的無可奈何的哀愁，每一次思念都可能是最後一次，這是真正的帶血的相思！“不破樓蘭終不還”，固然英雄氣概十足，但詩人同時也看到了戰争給普通士兵帶來的痛苦，并沒有一味沉浸在立功封侯的幻想中。
5、表達對戰争的批判，對苦難中各族人民的同情。
頻繁的戰争對社會生産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爲将者固然可借戰功獲得榮華富貴，但身處社會底層的普通士兵卻時時面臨妻離子散，戰死沙場的痛苦。所以部分有良知的詩人有時也會創作一些同情士兵的遭遇，批判戰争的殘酷與慘無人道的詩歌。杜甫《前出塞》“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的詩句，體現了同情士卒、厭惡殺戮的人道主義精神；高适的《燕歌行》也有對邊将“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的抨擊和對“鐵衣遠戍辛苦久，玉箸應啼别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的同情；王昌齡的《塞下曲》中，同樣有“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之類的句子；而李颀則寫将士們“年年戰骨埋荒外”，得到的隻是“空見蒲桃入漢家”（《古從軍行》），通過這種強烈反差揭露了君王“開邊”的目的不過是爲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已。
有的詩人直接把矛頭指向好戰的君臣：“武皇開邊意未已，邊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車行》）、“死是征人死，功是将軍功”（劉灣《出塞曲》）、“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李白《關山月》）。有的詩人還能超越狹隘的民族眼光，對戰争給少數民族人民帶來的苦難也深表同情。李颀的《古從軍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野雲萬裏無城廓，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将性命逐輕車。……”。難能可貴的是，李颀不但同情“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将性命逐輕車”的漢族士兵，同時還看到了“胡兒眼淚雙雙落”，看到了戰争給少數民族帶來的苦難。“胡兒眼淚雙雙落”再用“胡雁哀鳴夜夜飛”來襯托，“胡雁哀鳴”與“胡兒落淚”這兩個意象疊印在一起，是多麽的鑽心刺骨!這種思想境界，是其他具有反戰傾向的邊塞詩人所沒有達到的。
第二，唐朝的強盛爲邊塞詩的盛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無論是強大的經濟實力、強盛的軍事力量還是廣闊的疆域都成就了盛唐邊塞詩的繁榮。
1、盛唐空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爲邊塞詩的盛行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統封建王朝，并且在開元、天寶時期把中國封建社會推向了輝煌的頂峰。處在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代經濟是十分繁榮的。由于唐初均田制的實行，調動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也由于隋末農民起義對豪強地主勢力的打擊,使農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唐代的生産力得到了很大解放。關于盛唐經濟繁榮的局面，文獻記載頗多，如：“人家糧儲，皆及數歲”[1]、“四方豐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2]。杜甫的《憶昔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纨魯缟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描寫了當時繁盛的景象。曆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說，盛唐的經濟發展爲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另外，唐朝社會經濟的空前發展和社會财富的巨大增長，使整個社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新氣象，人們爲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感到自豪，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充滿信心。向往着遍覽全國各地，且無論走到哪裏都會看到美好的東西，湧起激越的豪情。在這種心理作用下，唐人對包括邊遠地區的各地文化、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充滿了好奇心，這爲邊塞詩在盛唐的盛行奠定了一個心理基礎。
2、盛唐軍事力量的強盛保障了唐朝的和平與穩定，爲邊塞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如果說唐朝的“盛”是唐詩繁榮的根本原因，那麽軍事實力的空前強大無疑是根本中的根本。軍事實力的強大使得統治者真正掌握了戰争與和平的主動權。唐朝強大的兵力遍布長城沿線，保證了唐朝境内的太平和穩定，社會經濟發展有了根本保障。“幕下人無事，軍中政已成。座中殊俗語,樂雜異方聲。醉裏東樓月，遍能照列卿”（岑參《奉陪封大人宴》）、“太守到來山出泉，黃沙碛裏人中田。敦煌耆舊鬓皓然，願留太守更五年”（岑參《敦煌太守後庭歌》）、“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碗最來多。舊随漢使千堆寶，小答胡王萬匹羅”（杜甫《喜聞盜賊總退口號五首》）分别描繪了邊疆節度使大宴各族将帥酋長、太守領導各族群衆開山引泉以及互通有無的民族貿易的盛況，表現了各民族和平友好的生活。而這些都要靠強大的軍事實力來保證。
3、唐朝廣袤的疆域成就了邊塞詩廣闊的視野。唐朝的疆域在最盛時期東至朝鮮半島，西達中亞鹹海,南至南海（含越南北部,海南島及附屬島嶼），北包貝加爾湖。疆域無比廣闊，邊塞有雄渾的高山、奇幻的冰川、蒼茫的草原、廣闊的沙漠、神秘的傳說和旖旎的民俗……寬廣的地理疆域大大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充實了人們的生活體驗，爲詩人們提供了自由馳騁的空間，爲邊塞詩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取之不盡的素材。于是，産生了象“黃沙碛裏客行迷，四望雲天直下低，爲言地盡天還盡，行到安西更向西”（岑參《過碛》）、“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高适《塞上聽吹笛》）等這樣歌頌唐朝廣闊的疆土及邊塞和平甯靜開朗壯闊的景象的詩歌；象“涼州七裏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岑參《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這樣從側面反映民族聚居的詩歌；以及“葡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元稹《西涼伎》）、“軍中置酒夜撾鼓，錦筵紅燭月未午。花門将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岑參《與獨孤漸道别長句兼呈嚴八侍禦》）這樣描寫邊地物産豐富、生活多彩的局面和各族人民互相往來、安甯和樂的生活的詩句。
第三，唐王朝相對寬松自由的政治文化氛圍爲盛唐邊塞詩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文學藝術的高峰，總是出現在思想解放的時代。唐帝國是一個氣度恢宏的大國,言路開通,思想活躍,政治文化氛圍較爲寬松自由；唐朝統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賢納谏。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則天重用賢臣狄仁傑。文禁松弛的政治氣氛，使民族藝術的創造力得以解放，使詩人追求藝術的創造力得以解放，使詩人積極地追求藝術的創造與完美，使盛唐邊塞詩的内容及其表達的觀點多種多樣。于是，唐邊塞詩中，有歌頌将士們英勇善戰爲國捐軀精神的“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有寫邊塞自然風光的“走馬川，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有狀寫民族風情的“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高适《營州歌》）、“焚香拜木人，女巫紛屢舞”（王維《涼州郊外遊望》）；有表現征夫在邊塞的艱辛和思鄉之情的“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别情。撩亂邊愁彈不盡，高高秋月下長城”（王昌齡《從軍行》）；有寫閨中思婦的“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閨怨》）；有批評封建統治者發動戰争的“紛紛幾萬人，去者無全生”（王昌齡《塞下曲》）等等。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較自由的空氣。
第四，盛唐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爲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積極的社會心理。唐代是一個人們普遍渴求建功立業的時代。盛唐邊塞詩之所以能代表盛唐之音，民族之魂，其原因就在于它所表現出來的悲壯的豪情，保衛邊防的信心，在于它無往不在的蓬勃朝氣，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
1、盛唐之時，“天下雌韓而雄魏,壯武而柔文”,整個社會彌漫着英雄主義的氣氛，與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俠尚武之氣，特别是邊塞詩人，更是任俠使氣,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李白《塞下曲》中寫道：“願将腰下劍，直爲斬樓蘭”，自言“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學劍術，遍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魏颢《李翰林集序》中說李白：“少任俠，手刃數人”。高适也“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誦讀唐詩，從“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陳子昂《感遇》）中，人們看到了爲國家民族不惜犧牲一切的忠貞精神；從“渾驅大宛馬，系取樓蘭王”（岑參《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中，人們看到了一往無前、雖死無憾的無畏精神；從“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娑取封侯”（高适《九曲詞》）中，人們看到了橫掃敵患、靖定邊塵的進取精神。由士風而及民風，這一昂揚向上的精神成爲盛唐的時代氣象和普遍的社會風氣，這就爲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積極的社會心理。
2、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閨怨》）；有批評封建統治者發動戰争的“紛紛幾萬人，去者無全生”（王昌齡《塞下曲》）等等。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較自由的空氣。
第四，盛唐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爲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積極的社會心理。唐代是一個人們普遍渴求建功立業的時代。盛唐邊塞詩之所以能代表盛唐之音，民族之魂，其原因就在于它所表現出來的悲壯的豪情，保衛邊防的信心，在于它無往不在的蓬勃朝氣，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
1、盛唐之時，“天下雌韓而雄魏,壯武而柔文”,整個社會彌漫着英雄主義的氣氛，與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俠尚武之氣，特别是邊塞詩人，更是任俠使氣,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李白《塞下曲》中寫道：“願将腰下劍，直爲斬樓蘭”，自言“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學劍術，遍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魏颢《李翰林集序》中說李白：“少任俠，手刃數人”。高适也“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誦讀唐詩，從“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陳子昂《感遇》）中，人們看到了爲國家民族不惜犧牲一切的忠貞精神；從“渾驅大宛馬，系取樓蘭王”（岑參《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中，人們看到了一往無前、雖死無憾的無畏精神；從“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娑取封侯”（高适《九曲詞》）中，人們看到了橫掃敵患、靖定邊塵的進取精神。由士風而及民風，這一昂揚向上的精神成爲盛唐的時代氣象和普遍的社會風氣，這就爲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積極的社會心理。
2、唐人有從軍入幕的風尚。唐代科舉考試中，把“軍謀宏遠,堪任将率”一科與選拔政治人才的制度并列[7]，還規定邊帥可以自辟幕僚。這種制度使得那些在科舉考場上失利，入仕無門的文士，有可能通過入幕而謀求晉身之道。加上唐代文人入幕往往可迅速升遷,軍幕中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參謀等常由士子擔任，這大大地激發了他們起于屠釣、風雲際會的激情。楊炯高呼“甯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從軍行》）；王維有“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少年行》；岑參更有“功名隻向馬上取,真是男兒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軍》）之語。在此風氣之下,唐代很多著名詩人都曾親赴邊塞，入幕參戰，謀劃軍機。
第五，民族融合是盛唐時期邊塞詩盛行的重要的原因。
1、空前的民族融合使人們對異族文化充滿了好奇，激發了詩人創作的靈感，爲邊塞詩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從而豐富了邊塞詩的内容。唐朝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朝代之一。唐朝是在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後建立的，它實行開放的民族政策，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唐朝通過冊封、盟誓、互市、通使、通婚、和親等方式，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經濟聯系。由此之故，唐王朝能夠充分接觸到漢族以外的各種文化，并在多種文化的不斷碰撞和磨合中産生新的文化。這種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圍，正是唐代邊塞詩那種充滿異域風情的熱烈歌唱得以大量産生的情感和心理基礎。也正是這種開放的民族融合爲唐代邊塞詩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和信息資源，大大豐富了邊塞詩的題材，加強了它的生命力。“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将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雨裏孤峰濕作煙”（崔颢《雁門胡人歌》），“将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于貂鼠裘”（岑參《趙将軍歌》），“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壺萬甕花門口。道旁榆莢仍似錢，摘來沽酒君肯否？”（岑參的《戲問花門酒家翁》）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2、民族融合爲邊塞詩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各民族間彼此注入新的文化資源的同時，也注入了新的社會價值理念。最重要的是北方民族尚武輕生、報國赴難的精神在盛唐人身上得到了發揚。“将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的尚武與報國精神爲邊塞詩植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譬如王維的“忘身辭鳳阙，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前老一經”（《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王翰的“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飲馬長城窟行》），李颀的“少年學騎射，勇冠并州兒”（《塞下曲》），莫不如此。所有這些，都是民族大融合下北方遊牧民族那種尚武報國的價值理念在邊塞詩中的反映。
第六，唐詩的整體繁榮和邊塞詩的長期發展是盛唐邊塞詩繁榮的内在原因。盛唐邊塞詩之所以能夠成爲曆代邊塞詩之冠,也是與唐詩的全面繁榮以及邊塞題材詩歌自身的不斷發展分不開的。
1、唐詩的整體繁榮帶動了邊塞詩的創作水平，提高了邊塞詩的藝術成就。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極盛時代，詩歌現存總量超過五萬首，可考的詩歌作者達兩千多人，其流派之衆多，題材之廣泛，體裁之完備，技巧之成熟，描摹人物心态之細緻，揭露社會矛盾之深刻，幾達空前絕後之地步。使唐詩當之無愧地成爲中國古代詩歌的頂峰。唐代詩歌的這種整體氛圍和總體格局，使得作爲唐代詩歌重要組成部分的唐代邊塞詩的創作規模和水平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和提高。
2、從邊塞詩自身發展的邏輯來看，《詩經》中已經有了較多征戍題材的詩歌。兩漢時期對匈奴的長期戰争和經營西域的成就，不僅對當時社會，而且對整個中國曆史都有深遠的影響。漢樂府中的《戰城南》、《出塞》、《入塞》、《關山月》等等，都成了唐人邊塞詩中最常見的題目；《烏孫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爲唐人常常歌詠的典故。到了唐代，國力強盛，邊功卓著，這種曆史意識、社會心理終于得到真正的大發揚，邊塞詩也繁榮、成熟起來。成了詩歌的一個重要題材。
總之，唐代邊塞詩，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動人心弦的樂章，也是中國詩歌史上一枝獨秀的奇葩異卉。它的繁榮及高度的藝術成就，既基于頻仍的邊塞戰争爲它提供了源泉，也基于唐代國家強盛、邊功卓著、民族和同、文化交流活躍等社會條件的激發；既是中華民族經曆兩漢大一統、魏晉南北朝的動蕩分裂，至隋唐再度統一而造就的民族心理曆程的藝術映現，也是唐代文人士大夫尚武毅、追求千秋偉業以實現人生價值的時代精神所釀就；既受唐詩的整體繁榮所帶動，也得益于前代軍戎詩歌在題材領域、藝術手法等方面的經驗積累。由于它在盛唐空前絕後的成就，而被文學史家視爲盛唐詩歌高潮的重要标志。
——收錄入中國文聯出版社《新中國教育60年理論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