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29 17:15:02
一生爲故國招魂
&mdash&mdash敬悼錢賓四師
文 | 餘英時
一生爲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裏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鲸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我的老師錢賓四先生逝世使我這兩天來的精神陷入一種恍惚的狀态，前塵往事，一一湧上心頭。我已寫了一篇《猶記風吹水上鱗》，記述我和他在香港時期的師生情誼，那完全是個人觀點的雜憶。現在再寫這一篇《一生爲故國招魂》，是想扼要說明錢先生的學術精神。但這也隻能代表我個人對這一精神的初步了解，遠不足以概括錢先生在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貢獻和意義。任何人企圖對他的學術和思想作比較完整的評估，都必須首先徹底整理他所留下的豐富的學術遺産，然後再把這些遺産放在現代中國文化史的系統中加以論衡。這是需要長期研究才能完成的工作。
餘英時（左）與錢穆夫婦
我現在所以敢匆促間嘗試寫這篇文字，是由于我具有兩個基本條件：第一，錢生的學術著作我确實讀得很仔細，有些更反覆體味過許多次。第二，我曾有幸列于他的門牆，四十年來，不但聽過他的正式講授，也和他先後有過無數次的讨論。但是必須聲明，所有錢先生的弟子大概都具有上述兩個條件。而且在他的弟子之中，追随他比我更久更密切也大有人在。因此我在下面所介紹的隻能代表我個人的看法。
不但如此，錢先生的學術精神是多方面的，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便可以看到不同的精神。這正如蘇東坡筆下的廬山，所謂&ldquo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rdquo。我現在所強調的僅僅是他&ldquo爲故國招魂&rdquo的一面。本文開頭所引的是我剛剛寫成的一副挽聯，我想用它來象征錢先生的最終極而且也是最後的關懷。&ldquo未學齋&rdquo是錢先生的齋名之一，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ldquo自序&rdquo&ldquo素書樓&rdquo則指無錫七房橋的舊址，不是台北外雙溪的那所樓宇，因爲後者不過是前稈的投影，而且今天已不複存在了。
台北外雙溪錢穆故居素書樓
十六歲萌發愛國思想與民族文化意識，深入中國史，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hellip&hellip
錢先生自能獨立思考以來，便爲一個最大的問題所困擾，即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
他在新亞書院多次向我們同學講演，都提到梁啓超的&ldquo中國不亡論&rdquo曾在他少年的心靈上激起巨大的震動。這篇文字主要是以&ldquo滄江&rdquo和&ldquo明水&rdquo兩人一問一答的方式寫成的。&ldquo明水&rdquo提出種種論證指出中國随時有滅亡的危險，而&ldquo滄江&rdquo則逐條反駁，說中國絕無可亡之理。兩人的問答一層轉進一層，最後說到了中外的曆史，中國的國民性，直到&ldquo明水&rdquo完全爲&ldquo滄江&rdquo所說服才告結束。
《飲冰室文集》書影
後來我們讀《飲冰室文集》，才知道&ldquo滄江&rdquo是梁啓超，&ldquo明水是湯覺頓。這篇文字的題目也不是&ldquo中國不亡論&rdquo，而是《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最初，刊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的《國風報》上。
一九一〇年，錢先生才十六歲，他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識至遲已萌芽于此時，也許還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梁啓超這篇文字在當時激動了無數中國青少年的國家民族的情感。後來我讀到左舜生的《我的少年時期》，也提到他和一位同學夜讀這篇兩萬四千字的長文，至于欲罷不能而熱淚長流。但是錢先生和大多數青少年讀者不同，他讀了此文之後沒有走上政治救國的道路，而轉入了曆史的研究。他深深爲梁啓超的曆史論證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國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錢先生以下八十年的曆史研究也可以說全是爲此一念所驅使。
青年錢穆在小學授課
錢先生又屢次說過，他非常欣賞梁啓超所用&ldquo國風&rdquo這一源于《詩經》的名稱。不用說，他早年也受到了《國粹學報》（一九〇五～一九一一）的影響，對于 &ldquo國魂&rdquo、&ldquo國粹&rdquo（借自日文）、&ldquo黃帝魂&rdquo等流行觀念是同樣能夠欣然接受的。當時梁啓超《讀陸放翁集》有&ldquo兵魂銷盡國魂空&rdquo的名句，而高旭（天梅）的《南社啓》也說：&ldquo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将從此亡矣。&rdquo又說：&ldquo然則國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國學。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rdquo
不過&ldquo五四&rdquo以後，這些觀念在知識界已不流行了。所以後來錢先生改用&ldquo中國曆史精神&rdquo這個觀念，意思還是一脈相通的。其實，&ldquo國魂&rdquo、&ldquo國粹&rdquo的觀念最初從日本開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國人講&ldquo民族國家精神&rdquo的啓示，如蘭克（Ranke）便強調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層次上是體現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時日本人編歐洲史教科書往往以蘭克爲典範。王國維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撰《歐羅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簡略的陳述不妨看作是錢先生&ldquo爲中國招魂&rdquo的淵源所自。
2015年群學書院台灣研修班全體同學 在台北素書樓向錢穆先生敬獻花籃
&ldquo中國不會亡&rdquo的曆史根據何在？此一念當時便引申出了無數的曆史問題。《國粹學報》中人如劉師培根據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指出中國史上的治亂循環是因爲進化的階段尚淺，西方則治了便不再亂。梁啓超寫《新史學》則有&ldquo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rdquo的著名論斷。（按：以一史歸一姓，可見任公當時情感之激動。稍一尋思，豈非笑話。）這一觀念旋即爲《國粹學報》中人所接受，并加以宣揚，流風至今猶在。至于中國二千年的政治是帝王專制，更是上帝在 &ldquo最後審判&rdquo中所下的判決詞，毫無上訴的餘地。從此以後，中國人研究中國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吏的模式在背後作襯托。
比較的曆史觀點本來是有利無弊的，但是比較如果演變爲一方是進化的高級階段（西方），而另一方面則仍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中國），因此前者成爲批判後者的絕對标準，那麽許多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發生了。清末民初的中國史學界還沒有發展到這樣嚴重的情況，但其傾向已極爲明顯。因此國粹學派本身即包含了一個無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他們一方面在尋找中國的&ldquo國粹&rdquo、&ldquo國魂&rdquo，有人以爲此&ldquo魂&rdquo寄托于曆史，有人以爲哲學（儒家和諸子）即是&ldquo魂&rdquo，也有人以爲文學才是&ldquo魂&rdquo的凝聚之地。但另一方面，他們對于當時以進化論爲基調的西方社會學則視爲天經地義。所以劉師培力證中國古代，也有石器、銅器、鐵器三級，鄧實則深信耕稼爲君主專制的時代，工賈才是民主的時代，中國和西方的分别即在處于此二不同的階段。他更明白宣稱：&ldquo此黃人進化之階級。其與西儒之說抑何其吻合而無間也。&rdquo然而同一個鄧實卻又痛斥當時&ldquo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rdquo的風尚。
晚年錢穆在書房
承繼清末學人的問題，爲尋求新的曆史答案而獨辟路
他們當時解決矛盾的辦法大緻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是認定西方現代的基本價值觀念如民主、民權、自由、平等、社會契約等，在中國早已有之，這才是中國的 &ldquo魂&rdquo，不過湮沒已久，必須重新發掘。
另一條路是主張漢民族西來說。當時出于排滿的動機，幾乎人人都尊黃帝爲中國人的始祖。中國的&ldquo國魂&rdquo也就是&ldquo黃帝魂&rdquo。那麽誰是黃帝呢？當時一個法國業餘學者提出一個理論：黃帝是近東王號的對音（Nakhunti），黃帝率領西方民族稱爲巴克（Baks）者，先東遷至中亞，再入中國，征服土著。《尚書》所謂&ldquo百姓&rdquo即是&ldquo巴克&rdquo，而土著則是&ldquo黎民&rdquo。這種說法今天聽來似乎是天方夜譚。但當時第一流學人如章炳麟、劉師培等都笃信不疑，且運用他們的訓诂與古典的知識加以證立。章炳麟在《序種姓》一文中甚至直呼加爾特亞（Chaldea）爲&ldquo宗國&rdquo。這個荒唐的理論後來卻又因爲瑞典的安特生發現仰韶彩陶而得到加強，甘肅馬廠、辛店彩陶上的幾何花紋尤其與南歐所發見者相似。如中國的人種與文化源出西方，那麽中國人仍然處于現代世界的中心，而不在邊陲。這也給當時不少人提供了&ldquo中國不亡&rdquo的心理保證。
我之所以特别介紹&ldquo五四&rdquo以前這一段學術思想史的發展，主要是想爲錢先生治史的動機與方向找出一種比較可靠的曆史說明。梁啓超、章炳麟、《國粹學報》派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對錢先生實有支配性的影響。他深信中國文化和曆史自有其獨特的精神這一點無疑是承清末的學風而來。我們可以這樣說：他承繼了清末學人的問題，但是并沒有接受他們的答案。他的一生便是爲尋求新的曆史答案而獨辟路徑。
《國史大綱 · 引論》所說的&ldquo于客觀中求實際，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态&rdquo，正是這一路徑的具體描寫。但這在他不是空論，而是實踐。他的主要學術著作全是針對着當時學術界共同關注的大問題提出一己獨特的解答，而他的解答則又一一建立在精密考證的基礎之上。清末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支配了學術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劉師培雖與之抗衡，卻連自己的門下也不能完全說服。所以錢玄同以章、劉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爲師。顧颉剛也是先信古文經學而後從今文一派。錢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出，此一争論才告結束。他也是因爲這篇成名作而受聘于北大的。章炳麟、梁啓超提倡先秦諸子之學，風靡一世。胡适在美國寫英文本《先秦名學史》也是聞章、梁之風而起。但其中具體問題而未能解決者尚多。即以整體而論，諸于的先後淵源與系統，以及戰國史的轉變關鍵，也都在模糊不清的狀态。
錢先生《先秦諸子系年》一書則爲諸子學與戰國史開一新紀元，貢獻之大與涉及方面之廣尤爲考證史上所僅見。根據古本《竹書紀年》，改訂《史記》之失更是久爲學界所激賞。在這樣大規模的考證中。由于資料不足和推斷偶誤，自然不免有可以改正之處。他自己在再版時便增訂了兩百多條。最近考古發現當然又提供了足以補充此書的新材料，如《孫膑兵法》的出現即是一例。但全書大體決不因此等小節而動搖。這是一部考證之作，但卷首《自序》的文章則寫得擲地有聲。序末論戰國世局三變與學術四期一節更是考證、義理、辭章融化一體的極緻。一九七八年我到中國大陸訪問，遇見一位中年的先秦史專家，他對這一節文字居然已熟讀成誦。這一點最使我驚異不已。因爲錢先生在大陸受&ldquo批判&rdquo已三十年，有的人且曾撰文痛貶《先秦諸子系年》。在這種氣氛下還有人能如此愛好此書，其引人入勝之處可想而知。
這裏我要指出：錢先生對于知識的态度，與中外一切現代史學家比，都毫不遜色。&ldquo五四&rdquo時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懷疑、批判、分析之類，他無不一一具備。他自己便說道，他的疑古有時甚至還過于顧颉剛。但是他不承認懷疑本身即是最高價值。他強調：&ldquo疑&rdquo是不得已，是起于兩信不能決。一味懷疑則必然流于能破而不能立，而他的目的則是重建可信的曆史。許多人往往誤會他是徹底反對&ldquo五四&rdquo新文化運動的。事實上，他對于所謂&ldquo科學精神&rdquo是虛懷承受的，不過不能接受&ldquo科學主義&rdquo罷了。我們試一讀《國學概論》最後一章，便可見他确能持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東西文化的争論上，他并不同情梁漱溟的武斷，反而認爲胡适的批評&ldquo足以矯正梁漱溟氏東西文化根本相異之臆說&rdquo。
錢穆先生在新亞書院演講
錢先生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hellip&hellip
在三十年代，錢先生是以擅考證見稱于世的，雖然他從來不掩飾他對于傳統文化的尊重，也不諱言他的考證是爲了一個更高的目的服務&mdash&mdash從曆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他力排衆議，獨自承擔北大&ldquo中國通史&rdquo的教學，便是這一立場的鮮明表示。所以他爲中國&ldquo招魂&rdquo是憑藉着他對中國文化的無比信念和他在中國史研究方面的真實貢獻，決非空喊幾聲&ldquo魂兮歸來&rdquo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并論的。正因如此，他的通史一課才能那樣吸引着學生。
左起：嚴耕望、錢穆、餘英時
同時學人對錢先生的學術貢獻是怎樣評價的？由于中國沒有嚴格的書評制度，不易舉證說明。但是我們也偶然可以從間接的資料中找到線索。例如聞一多《古典新義》關于&ldquo神仙&rdquo、&ldquo楚詞&rdquo的考證中，便常常借助于《先秦諸子系年》。聞一多後來在政治上激進化以後，把錢先生看作眼中釘，至斥之爲&ldquo冥頑不靈&rdquo。所以他在學術上對錢先生的尊重自有客觀的意義。我最近在楊樹達的日記中偶然看到下面一則：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出席清華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散後，偕陳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這是陳、楊兩人私下的談話，當然更代表客觀的評論了。這裏要加以說明：《諸子系年》是一九三五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陳寅恪之所以得讀原稿，是因爲顧颉剛建議送此稿至清華出版，爲&ldquo清華叢書&rdquo之一，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之例。陳寅恪和馮友蘭都是審查人。但此事爲馮友蘭所阻清華沒有接受《諸子系年》。楊樹達日記中又提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閱錢賓四（穆）《近三百年學術史》。&rsquo&ldquo注重實踐&rdquo，&ldquo嚴夷夏之防&rdquo，所見甚正文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
楊樹達特别指出&ldquo文亦足達其所見&rdquo這一點，是有眼光的，因爲錢先生在此書中每寫一家必盡量揣摹其文體、文氣而仿效之，所以引文與行文之間往往如一氣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但讀者若不留意或對文字缺乏敏感，則往往不易看得出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特&ldquo嚴夷夏之防&rdquo，正是因爲這部書在抗戰前夕寫成的。這時中國又面臨另一次&ldquo亡國&rdquo的危機。因此書中&ldquo招魂&rdquo的意識表現得十分明顯。但&ldquo招魂&rdquo意識全幅呈露的絕大著作必推《國史大綱》爲第一。由于這是今天在海外依然暢銷的一部書，便不用我多作介紹了。
至于《國史大綱》的内容複雜，論據隐而不露，因此不易通讀，我也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一文中略有說明，此處不再重複。我隻想指出，這部書的&ldquo引論&rdquo最初曾在昆明的報紙上單獨發表過，而引起巨大的反響。同情的讀者如陳寅恪稱許它是近年來少見的大文章，反對者也以它爲駁論的根據。前面提到聞一多罵錢先生&ldquo冥頑不靈&rdquo的文字似乎便是讀了&ldquo引論&rdquo以後寫的，當時史料派的巨擘也在私下多所議論。錢先生關于中西文化與曆史的對比成爲集矢之所在。
其實，從錢先生個人的思想發展上看，&ldquo引論&rdquo正是對他早年所承受于國粹學派的種種問題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抗戰時期他曾在馬一浮的書院中讨論過中國兩千年政治是不是君主專制的問題，這是針對當初梁啓超的論斷而發的。七十年代中，他也曾特别問過我現在大陸考古對于甘肅彩陶問題得到了什麽樣的新結論。可見他仍然沒有忘記&ldquo中國文化西來說&rdquo。幾十年來他的用心一貫，&ldquo引論&rdquo則是他對于&ldquo中國魂&rdquo的新诠釋。爲了說明中國史的獨特精神，他不能不以西方作爲對照，這也是百年以來中國史學的共同傾向中西對比是永遠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遠不可能停止，因爲這是傾向宏觀或整體論的中外人文學者所不易克制的一種&ldquo超越的沖動&rdquo。
台北錢穆故居書房
錢先生爲中國招魂當然沒有停止過，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在這一階段的學術著作，如《莊子纂箋》和《朱子新學案》，也改變了招魂的方式。曾國藩&ldquo體莊用墨&rdquo，錢先生則是&ldquo體儒用莊&rdquo。他想通過《新學案》而重建現代儒學之&ldquo體&rdquo，通過《纂箋》而重顯莊生之用。《莊子纂箋 · 序目》中的話尤爲沉痛。在&ldquo一馬之是期&rdquo的時代莊子又如何自處呢？最後他說：&ldquo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于人間，将不緻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若，實甚于考亭之釋離騷也。&rdquo一個不幸的可能性使他早在一九三〇年便開始憂慮。他在《國學概論》的最後一章說：
蓋凡此數十年來之以爲變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國保種而已。凡此數十年來之以爲争者，亦一言以蔽之，日求救國保種而已。&hellip&hellip然而有以救國保種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盡變其國種之故常，以謂凡吾國種之所有，皆不足以複存于天地之間者。複因此而對其國種轉生不甚愛惜之念，又轉而爲深惡痛疾之意，而唯求一變故常以爲快者。&hellip&hellip則其救國保種之熱忱既失，而所以爲變者，亦不可問矣。
他所舉的具體例子之一便是陳獨秀先後心理的轉變。
錢穆先生之墓
錢先生無疑是帶着很深的失望離開這個世界的，然而他并沒有絕望。他一生爲中國招魂，雖然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但是無論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國的知識氣候都和&ldquo五四&rdquo時代大不相同了。錢先生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他曾說過：
古來大偉人，其身雖死，其骨雖朽，其魂氣當已散失于天壤之間，不再能搏聚凝結。然其生前之志氣德行、事業文章，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則其人雖死如未死，其魂雖散如未散，故亦謂之神。
這段話完全可以用之于錢先生個人，但是也未嘗不能适用于中國這一集體。在這意義上，我們應該承當起錢先生的未竟之業，繼續爲中國招魂。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日
一生为故国招魂
&mdash&mdash敬悼钱宾四师
文 | 余英时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我的老师钱宾四先生逝世使我这两天来的精神陷入一种恍惚的状态，前尘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我已写了一篇《犹记风吹水上鳞》，记述我和他在香港时期的师生情谊，那完全是个人观点的杂忆。现在再写这一篇《一生为故国招魂》，是想扼要说明钱先生的学术精神。但这也只能代表我个人对这一精神的初步了解，远不足以概括钱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和意义。任何人企图对他的学术和思想作比较完整的评估，都必须首先彻底整理他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然后再把这些遗产放在现代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中加以论衡。这是需要长期研究才能完成的工作。
余英时（左）与钱穆夫妇
我现在所以敢匆促间尝试写这篇文字，是由于我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钱生的学术著作我确实读得很仔细，有些更反覆体味过许多次。第二，我曾有幸列于他的门墙，四十年来，不但听过他的正式讲授，也和他先后有过无数次的讨论。但是必须声明，所有钱先生的弟子大概都具有上述两个条件。而且在他的弟子之中，追随他比我更久更密切也大有人在。因此我在下面所介绍的只能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不但如此，钱先生的学术精神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便可以看到不同的精神。这正如苏东坡笔下的庐山，所谓&ldquo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rdquo。我现在所强调的仅仅是他&ldquo为故国招魂&rdquo的一面。本文开头所引的是我刚刚写成的一副挽联，我想用它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而且也是最后的关怀。&ldquo未学斋&rdquo是钱先生的斋名之一，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ldquo自序&rdquo&ldquo素书楼&rdquo则指无锡七房桥的旧址，不是台北外双溪的那所楼宇，因为后者不过是前秆的投影，而且今天已不复存在了。
台北外双溪钱穆故居素书楼
十六岁萌发爱国思想与民族文化意识，深入中国史，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hellip&hellip
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
他在新亚书院多次向我们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ldquo中国不亡论&rdquo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这篇文字主要是以&ldquo沧江&rdquo和&ldquo明水&rdquo两人一问一答的方式写成的。&ldquo明水&rdquo提出种种论证指出中国随时有灭亡的危险，而&ldquo沧江&rdquo则逐条反驳，说中国绝无可亡之理。两人的问答一层转进一层，最后说到了中外的历史，中国的国民性，直到&ldquo明水&rdquo完全为&ldquo沧江&rdquo所说服才告结束。
《饮冰室文集》书影
后来我们读《饮冰室文集》，才知道&ldquo沧江&rdquo是梁启超，&ldquo明水是汤觉顿。这篇文字的题目也不是&ldquo中国不亡论&rdquo，而是《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最初，刊在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的《国风报》上。
一九一〇年，钱先生才十六岁，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识至迟已萌芽于此时，也许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梁启超这篇文字在当时激动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后来我读到左舜生的《我的少年时期》，也提到他和一位同学夜读这篇两万四千字的长文，至于欲罢不能而热泪长流。但是钱先生和大多数青少年读者不同，他读了此文之后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转入了历史的研究。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青年钱穆在小学授课
钱先生又屡次说过，他非常欣赏梁启超所用&ldquo国风&rdquo这一源于《诗经》的名称。不用说，他早年也受到了《国粹学报》（一九〇五～一九一一）的影响，对于 &ldquo国魂&rdquo、&ldquo国粹&rdquo（借自日文）、&ldquo黄帝魂&rdquo等流行观念是同样能够欣然接受的。当时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有&ldquo兵魂销尽国魂空&rdquo的名句，而高旭（天梅）的《南社启》也说：&ldquo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rdquo又说：&ldquo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rdquo
不过&ldquo五四&rdquo以后，这些观念在知识界已不流行了。所以后来钱先生改用&ldquo中国历史精神&rdquo这个观念，意思还是一脉相通的。其实，&ldquo国魂&rdquo、&ldquo国粹&rdquo的观念最初从日本开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国人讲&ldquo民族国家精神&rdquo的启示，如兰克（Ranke）便强调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体现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简略的陈述不妨看作是钱先生&ldquo为中国招魂&rdquo的渊源所自。
2015年群学书院台湾研修班全体同学 在台北素书楼向钱穆先生敬献花篮
&ldquo中国不会亡&rdquo的历史根据何在？此一念当时便引申出了无数的历史问题。《国粹学报》中人如刘师培根据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指出中国史上的治乱循环是因为进化的阶段尚浅，西方则治了便不再乱。梁启超写《新史学》则有&ldquo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rdquo的著名论断。（按：以一史归一姓，可见任公当时情感之激动。稍一寻思，岂非笑话。）这一观念旋即为《国粹学报》中人所接受，并加以宣扬，流风至今犹在。至于中国二千年的政治是帝王专制，更是上帝在 &ldquo最后审判&rdquo中所下的判决词，毫无上诉的余地。从此以后，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吏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
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面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界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情况，但其倾向已极为明显。因此国粹学派本身即包含了一个无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他们一方面在寻找中国的&ldquo国粹&rdquo、&ldquo国魂&rdquo，有人以为此&ldquo魂&rdquo寄托于历史，有人以为哲学（儒家和诸子）即是&ldquo魂&rdquo，也有人以为文学才是&ldquo魂&rdquo的凝聚之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当时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西方社会学则视为天经地义。所以刘师培力证中国古代，也有石器、铜器、铁器三级，邓实则深信耕稼为君主专制的时代，工贾才是民主的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分别即在处于此二不同的阶段。他更明白宣称：&ldquo此黄人进化之阶级。其与西儒之说抑何其吻合而无间也。&rdquo然而同一个邓实却又痛斥当时&ldquo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rdquo的风尚。
晚年钱穆在书房
承继清末学人的问题，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
他们当时解决矛盾的办法大致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 &ldquo魂&rdquo，不过湮没已久，必须重新发掘。
另一条路是主张汉民族西来说。当时出于排满的动机，几乎人人都尊黄帝为中国人的始祖。中国的&ldquo国魂&rdquo也就是&ldquo黄帝魂&rdquo。那么谁是黄帝呢？当时一个法国业余学者提出一个理论：黄帝是近东王号的对音（Nakhunti），黄帝率领西方民族称为巴克（Baks）者，先东迁至中亚，再入中国，征服土著。《尚书》所谓&ldquo百姓&rdquo即是&ldquo巴克&rdquo，而土著则是&ldquo黎民&rdquo。这种说法今天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当时第一流学人如章炳麟、刘师培等都笃信不疑，且运用他们的训诂与古典的知识加以证立。章炳麟在《序种姓》一文中甚至直呼加尔特亚（Chaldea）为&ldquo宗国&rdquo。这个荒唐的理论后来却又因为瑞典的安特生发现仰韶彩陶而得到加强，甘肃马厂、辛店彩陶上的几何花纹尤其与南欧所发见者相似。如中国的人种与文化源出西方，那么中国人仍然处于现代世界的中心，而不在边陲。这也给当时不少人提供了&ldquo中国不亡&rdquo的心理保证。
我之所以特别介绍&ldquo五四&rdquo以前这一段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主要是想为钱先生治史的动机与方向找出一种比较可靠的历史说明。梁启超、章炳麟、《国粹学报》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钱先生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这一点无疑是承清末的学风而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承继了清末学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接受他们的答案。他的一生便是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径。
《国史大纲 · 引论》所说的&ldquo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rdquo，正是这一路径的具体描写。但这在他不是空论，而是实践。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全是针对着当时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提出一己独特的解答，而他的解答则又一一建立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之上。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支配了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刘师培虽与之抗衡，却连自己的门下也不能完全说服。所以钱玄同以章、刘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为师。顾颉刚也是先信古文经学而后从今文一派。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出，此一争论才告结束。他也是因为这篇成名作而受聘于北大的。章炳麟、梁启超提倡先秦诸子之学，风靡一世。胡适在美国写英文本《先秦名学史》也是闻章、梁之风而起。但其中具体问题而未能解决者尚多。即以整体而论，诸于的先后渊源与系统，以及战国史的转变关键，也都在模糊不清的状态。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则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方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改订《史记》之失更是久为学界所激赏。在这样大规模的考证中。由于资料不足和推断偶误，自然不免有可以改正之处。他自己在再版时便增订了两百多条。最近考古发现当然又提供了足以补充此书的新材料，如《孙膑兵法》的出现即是一例。但全书大体决不因此等小节而动摇。这是一部考证之作，但卷首《自序》的文章则写得掷地有声。序末论战国世局三变与学术四期一节更是考证、义理、辞章融化一体的极致。一九七八年我到中国大陆访问，遇见一位中年的先秦史专家，他对这一节文字居然已熟读成诵。这一点最使我惊异不已。因为钱先生在大陆受&ldquo批判&rdquo已三十年，有的人且曾撰文痛贬《先秦诸子系年》。在这种气氛下还有人能如此爱好此书，其引人入胜之处可想而知。
这里我要指出：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ldquo五四&rdquo时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他自己便说道，他的疑古有时甚至还过于顾颉刚。但是他不承认怀疑本身即是最高价值。他强调：&ldquo疑&rdquo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不能决。一味怀疑则必然流于能破而不能立，而他的目的则是重建可信的历史。许多人往往误会他是彻底反对&ldquo五四&rdquo新文化运动的。事实上，他对于所谓&ldquo科学精神&rdquo是虚怀承受的，不过不能接受&ldquo科学主义&rdquo罢了。我们试一读《国学概论》最后一章，便可见他确能持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文化的争论上，他并不同情梁漱溟的武断，反而认为胡适的批评&ldquo足以矫正梁漱溟氏东西文化根本相异之臆说&rdquo。
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演讲
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hellip&hellip
在三十年代，钱先生是以擅考证见称于世的，虽然他从来不掩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不讳言他的考证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mdash&mdash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力排众议，独自承担北大&ldquo中国通史&rdquo的教学，便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示。所以他为中国&ldquo招魂&rdquo是凭藉着他对中国文化的无比信念和他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真实贡献，决非空喊几声&ldquo魂兮归来&rdquo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并论的。正因如此，他的通史一课才能那样吸引着学生。
左起：严耕望、钱穆、余英时
同时学人对钱先生的学术贡献是怎样评价的？由于中国没有严格的书评制度，不易举证说明。但是我们也偶然可以从间接的资料中找到线索。例如闻一多《古典新义》关于&ldquo神仙&rdquo、&ldquo楚词&rdquo的考证中，便常常借助于《先秦诸子系年》。闻一多后来在政治上激进化以后，把钱先生看作眼中钉，至斥之为&ldquo冥顽不灵&rdquo。所以他在学术上对钱先生的尊重自有客观的意义。我最近在杨树达的日记中偶然看到下面一则：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这是陈、杨两人私下的谈话，当然更代表客观的评论了。这里要加以说明：《诸子系年》是一九三五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寅恪之所以得读原稿，是因为顾颉刚建议送此稿至清华出版，为&ldquo清华丛书&rdquo之一，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例。陈寅恪和冯友兰都是审查人。但此事为冯友兰所阻清华没有接受《诸子系年》。杨树达日记中又提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阅钱宾四（穆）《近三百年学术史》。&rsquo&ldquo注重实践&rdquo，&ldquo严夷夏之防&rdquo，所见甚正文亦足达其所见，佳书也。
杨树达特别指出&ldquo文亦足达其所见&rdquo这一点，是有眼光的，因为钱先生在此书中每写一家必尽量揣摹其文体、文气而仿效之，所以引文与行文之间往往如一气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但读者若不留意或对文字缺乏敏感，则往往不易看得出来。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ldquo严夷夏之防&rdquo，正是因为这部书在抗战前夕写成的。这时中国又面临另一次&ldquo亡国&rdquo的危机。因此书中&ldquo招魂&rdquo的意识表现得十分明显。但&ldquo招魂&rdquo意识全幅呈露的绝大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由于这是今天在海外依然畅销的一部书，便不用我多作介绍了。
至于《国史大纲》的内容复杂，论据隐而不露，因此不易通读，我也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文中略有说明，此处不再重复。我只想指出，这部书的&ldquo引论&rdquo最初曾在昆明的报纸上单独发表过，而引起巨大的反响。同情的读者如陈寅恪称许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大文章，反对者也以它为驳论的根据。前面提到闻一多骂钱先生&ldquo冥顽不灵&rdquo的文字似乎便是读了&ldquo引论&rdquo以后写的，当时史料派的巨擘也在私下多所议论。钱先生关于中西文化与历史的对比成为集矢之所在。
其实，从钱先生个人的思想发展上看，&ldquo引论&rdquo正是对他早年所承受于国粹学派的种种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抗战时期他曾在马一浮的书院中讨论过中国两千年政治是不是君主专制的问题，这是针对当初梁启超的论断而发的。七十年代中，他也曾特别问过我现在大陆考古对于甘肃彩陶问题得到了什么样的新结论。可见他仍然没有忘记&ldquo中国文化西来说&rdquo。几十年来他的用心一贯，&ldquo引论&rdquo则是他对于&ldquo中国魂&rdquo的新诠释。为了说明中国史的独特精神，他不能不以西方作为对照，这也是百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共同倾向中西对比是永远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这是倾向宏观或整体论的中外人文学者所不易克制的一种&ldquo超越的冲动&rdquo。
台北钱穆故居书房
钱先生为中国招魂当然没有停止过，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在这一阶段的学术著作，如《庄子纂笺》和《朱子新学案》，也改变了招魂的方式。曾国藩&ldquo体庄用墨&rdquo，钱先生则是&ldquo体儒用庄&rdquo。他想通过《新学案》而重建现代儒学之&ldquo体&rdquo，通过《纂笺》而重显庄生之用。《庄子纂笺 · 序目》中的话尤为沉痛。在&ldquo一马之是期&rdquo的时代庄子又如何自处呢？最后他说：&ldquo若苟四十年来，漆园之书，尚能索解于人间，将不致有若是。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若，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rdquo一个不幸的可能性使他早在一九三〇年便开始忧虑。他在《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说：
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争者，亦一言以蔽之，日求救国保种而已。&hellip&hellip然而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唯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hellip&hellip则其救国保种之热忱既失，而所以为变者，亦不可问矣。
他所举的具体例子之一便是陈独秀先后心理的转变。
钱穆先生之墓
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无论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国的知识气候都和&ldquo五四&rdquo时代大不相同了。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他曾说过：
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之于钱先生个人，但是也未尝不能适用于中国这一集体。在这意义上，我们应该承当起钱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为中国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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