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唐代韓愈的《争臣論》

　　或問谏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谏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兇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緻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谏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将爲祿仕乎?古之人有雲：“仕不爲貧，而有時

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讪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谏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谟嘉猷，則人告爾後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後之德”若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谏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發，願進于阙下，而伸其辭說，緻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闵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

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将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闵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讦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入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将不得爲善人乎哉?

　　《争臣論》針對德宗時谏議大夫陽城，不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身爲谏官卻不問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現，用問答的形式，對陽城的爲人和行事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指出爲官者應當認真對待自己的官職。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實也使陽城改變了

自己的作風，此乃後話。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谥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骈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轼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