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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展工‘书记’ 我挺你!!

发布时间:2019-02-17 15:35:37

分类:分享日记发布者:城南诗客
昨天,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與全省社科專家座談。盧展工說,農民工這個稱呼是對進城務工人員一個很大的歧視,呼籲取消這個稱呼,可以改稱爲合同工或臨時工。此前,盧展工在福建工作時就呼籲,到河南工作後還經常呼籲,盡量不要用農民工這個概念。 盧展工以一省之書記的身份,敢于站出來爲農民工的遭遇打抱不平,這種人文關懷精神令人感佩,它将有力地引導社會重新審視農民工的社會地位,給予更多的尊重。但是,假如直接把農民工改稱爲"合同工"、"臨時工",甚至稱爲"科學家",或者幹脆稱之爲萬衆矚目的"書記",果真能改變城裏人對農民工的歧視嗎?農民工又能從中體會到尊嚴感上升嗎?或者,如果把"公務員"改稱爲"農民工",他們的社會地位會因此而下降甚至遭到歧視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實,農民工的歧視感并非緣于虛名,而在于實利。農民工的經濟地位長期處于城市的底層,"身上無衣被人欺",遭到城市部分素質低下者的歧視是在所難免的,這種現象在每一個國家曾經存在過。但筆者以爲,改變稱謂的做法其實于事無補。就像一個人被别人看不起了,重新改個名後仍無法改變其社會評價一樣。農民工的稱謂自上世紀誕生後,便在很多城市裏一直延用至今。期間,陸續有部分城市爲了表達對農民工的尊重,改稱其爲外來建設者,并出台了不少改善農民工切身利益的制度。人們不難看到,上世紀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和現在相比,已經不可同年而語了,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正逐步上升,乃大勢所趨。這也是衆多農民工在受到侵犯後,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來捍衛自己權益的主要原因,還有更多的農民工敢于在城裏争取自己的合理權益。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社會利益分配過程中,農民工仍處于不利地位,他們的很多遭遇仍然無法得到切實改善,比如低薪、欠薪、養老保障水平較低等。筆者相信,即使他們的稱謂改變了,這種狀況仍将存在。假如将農民工改爲"合同工"、"臨時工",或者稱爲"書記",難道無良老板就會怕他們而停止侵害嗎?或者說,改換成一個美麗的稱謂後,企業就會爲他們加薪嗎?這種想法當然是天方夜譚。

要想真正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改變其稱謂當然是方法之一,但最好的方法,當從大處着眼,小處下手,國家有關部門在制定完善的農民工制度後,逐步增加農民工在社會生産環節中合理的利益分配,不斷提高其經濟地位,進而實現和城裏人同工同酬同福利的願景。否則,即使把農民工改稱爲"總統",換個高級馬甲,仍将無法改善其被歧視的地位。

文章摘編如下:

在每年一次與社會科學界專家的座談會上,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認爲,“農民工”這個稱呼帶有歧視性,他呼籲取消這個稱呼。由一位省委書記提出此一論題,無疑加重了其份量。盧展工的有關談話,使中國這個擁有逾兩億人的龐大群體又一次進入國人視線的焦點。

盧展工指“農民工”稱呼帶有歧視性的根據是,“工、農、商、學、兵,是以職業來劃分的。在這五個職業當中,哪有一出生就是工人的?哪有一出生就是商人的?唯獨農民,一出生就是農民,以後不管幹什麽,隻要是農村戶籍就都是‘農民’。”盧展工還說,“農民當了工人還稱其爲‘農民工’,工人就是工人,農民就是農民,怎麽是農民工人?農民工這個稱呼,是對農民的極大不公。”

盧展工說,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應該跟上了,河南是人口大省,農村勞動力務工者居多,取消農民工這個稱呼,河南要帶頭。看來,這位省委書記難以接受這種稱謂存在下去。

是什麽原因造成這個怪稱呢?盧展工一針見血指出,“戶籍制度是始作俑者,隻要農民頭上戴着‘農村戶籍’的頭銜,不管在哪裏都是被稱作農民。”那麽,用什麽名稱代替“農民工”才恰當呢?又或者如何才可消除産生“農民工”名稱的基礎呢?确實值得思考。

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産物,改革開放前稱爲“民工”和“外來工”(外來務工人員的簡稱)。早期民工工作時離土不離鄉或短期離鄉;“農民工”這個稱謂,是在改革開放後大量農民工進城後才出現的,他們的特點是長期在城裏工作。“外來工”帶有地方色彩,是打工地的居民對他們的稱呼。無論哪種稱謂,都帶有過渡性質,很難準确代表他們的身份。

戶籍制是産生農民工稱謂的基礎,隻要仍存在農村戶籍與城市戶籍之分,就仍會有“農民工”之稱。農民工這個特殊群體普遍受教育水平較低,大多從事體力勞動,工作和生活條件較差,權利保障不足,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農民工擁有“農民”和“工人”兩種“職業”身份,長期在城鄉之間奔波流動,從1978年至今,時間達30多年,人數達2億多,這是需要改變的不正常的現象。農民工群體爲改革開放、城市建設作出了犧牲與貢獻,也應該分享到相應的成果與待遇,包括改革城市戶籍制度,有序地接納他們落戶城市。

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進程中,爲改革戶籍制度、吸納農民工轉戶提供了難得的曆史機遇。一些城市已開始有關試驗,收到一定效果。重慶據報做得不錯,農民工轉戶進行得非常和諧,轉戶既促進了農民工的待遇改善,又促進了重慶城市化進程,促進了城鄉和諧一體化。重慶市長黃奇帆自豪地說,“重慶農民工轉戶的實踐,可作爲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借鑒與示範,這是當然的。”他說,城市化的進程,是農民轉化爲市民的過程,不能過幾十年不需要這些農民了,就把他們遣散回家,這樣的城市化進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違反國際慣例原則,違反市場原則,也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隻達50%左右,中國農民工城市化進程至少可持續30年。這個過程将成爲中國經濟轉型與擴大内需的強大動力。可以預見,随着戶籍制度的改革與農民工大量地轉爲城市人口,農民工這個别扭的稱呼也會逐漸退出曆史。

昨天,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与全省社科专家座谈。卢展工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很大的歧视,呼吁取消这个称呼,可以改称为合同工或临时工。此前,卢展工在福建工作时就呼吁,到河南工作后还经常呼吁,尽量不要用农民工这个概念。 卢展工以一省之书记的身份,敢于站出来为农民工的遭遇打抱不平,这种人文关怀精神令人感佩,它将有力地引导社会重新审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给予更多的尊重。但是,假如直接把农民工改称为"合同工"、"临时工",甚至称为"科学家",或者干脆称之为万众瞩目的"书记",果真能改变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吗?农民工又能从中体会到尊严感上升吗?或者,如果把"公务员"改称为"农民工",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因此而下降甚至遭到歧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农民工的歧视感并非缘于虚名,而在于实利。农民工的经济地位长期处于城市的底层,"身上无衣被人欺",遭到城市部分素质低下者的歧视是在所难免的,这种现象在每一个国家曾经存在过。但笔者以为,改变称谓做法其实于事无补。就像一个人被别人看不起了,重新改个名后仍无法改变其社会评价一样。农民工的称谓自上世纪诞生后,便在很多城市里一直延用至今。期间,陆续有部分城市为了表达对农民工的尊重,改称其为外来建设者,并出台了不少改善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制度。人们不难看到,上世纪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现在相比,已经不可同年而语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正逐步上升,乃大势所趋。这也是众多农民工在受到侵犯后,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权益的主要原因,还有更多的农民工敢于在城里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社会利益分配过程中,农民工仍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很多遭遇仍然无法得到切实改善,比如低薪、欠薪、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等。笔者相信,即使他们的称谓改变了,这种状况仍将存在。假如将农民工改为"合同工"、"临时工",或者称为"书记",难道无良老板就会怕他们而停止侵害吗?或者说,改换成一个美丽的称谓后,企业就会为他加薪吗?这种想法当然是天方夜谭。

要想真正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改变其称谓当然是方法之一,但最好的方法,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完善的农民工制度后,逐步增加农民工在社会生产环节中合理的利益分配,不断提高其经济地位,进而实现和城里人同工同酬同福利的愿景。否则,即使把农民工改称为"总统",换个高级马甲,仍将无法改善其被歧视的地位。

文章摘编如下:

每年一次与社会科学界专家的座谈会上,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带有歧视性,他呼吁取消这个称呼。由一位省委书记提出此一论题,无疑加重了其份量。卢展工的有关谈话,使中国这个拥有逾两亿人的庞大群体又一次进入国人视线的焦点。

卢展工指“农民工”称呼带有歧视性的根据是,“工、农、商、学、兵,是以职业来划分的。在这五个职业当中,哪有一出生就是工人的?哪有一出生就是商人的?唯独农民,一出生就是农民,以后不管干什么,只要是农村户籍就都是‘农民’。”卢展工还说,“农民当了工人还称其为‘农民工’,工人就是工人,农民就是农民,怎么是农民工人?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农民的极大不公。”

卢展工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上了,河南是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务工者居多,取消农民工这个称呼,河南要带头。看来,这位省委书记难以接受这种称谓存在下去。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怪称呢?卢展工一针见血指出,“户籍制度是始作俑者,只要农民头上戴着‘农村户籍’的头衔,不管在哪里都是被称作农民。”那么,用什么名称代替“农民工”才恰当呢?又或者如何才可消除产生“农民工”名称的基础呢?确实值得思考。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前称为“民工”和“外来工”(外来务工人员的简称)。早期民工工作时离土不离乡或短期离乡;“农民工”这个称谓,是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工进城后才出现的,他们的特点是长期在城里工作。“外来工”带有地方色彩,是打工地的居民对他们的称呼。无论哪种称谓,都带有过渡性质,很难准确代表他们的身份。

户籍制是产生农民工称谓的基础,只要仍存在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之分,就仍会有“农民工”之称。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权利保障不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农民工拥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职业”身份,长期在城乡之间奔波流动,从1978年至今,时间达30多年,人数达2亿多,这是需要改变的不正常的现象。农民工群体为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作出了牺牲与贡献,也应该分享到相应的成果与待遇,包括改革城市户籍制度,有序地接纳他们落户城市。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为改革户籍制度、吸纳农民工转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些城市已开始有关试验,收到一定效果。重庆据报做得不错,农民工转户进行得非常和谐,转户既促进了农民工的待遇改善,又促进了重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城乡和谐一体化。重庆市长黄奇帆自豪地说,“重庆农民工转户的实践,可作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借鉴与示范,这是当然的。”他说,城市化的进程,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不能过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了,就把他们遣散回家,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违反国际惯例原则,违反市场原则,也违反公平正义的原则。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达50%左右,中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至少可持续30年。这个过程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与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可以预见,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农民工大量地转为城市人口,农民工这个别扭的称呼也会逐渐退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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