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先秦左丘明的《臧哀伯谏納郜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緻，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遊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将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臧哀伯谏納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納于大廟”這件事的“非禮”。那麽，到底什麽是禮呢?禮的範疇極其廣泛，内容極其複雜，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書《鄭莊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禮的曆史本質的話說，它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規

規範、道德規範和行爲規範，它規範并制約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君子“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爲政》）；“爲國以禮”（《論語·先進》）；“克己複禮爲仁”（《論語·顔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顔淵》）……聯系古今關于禮的界說和孔夫子這些關于禮的言論，就不難理解作爲魯大夫的臧哀伯爲什麽非要冒着觸怒魯桓公的風險，向他“發表”這篇谏辭了；也就不難理解《臧哀伯谏納郜鼎》一開始就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了。

　　臧哀伯這篇谏辭，并不先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這件事如何不對，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會職責是“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接着就從禮制這個大視角，連用七個排比句，從七個方面，即“昭其儉”、“昭其度”、“昭其數”、“昭其文”、“昭其物”、“昭其聲”、“昭其明”，來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這一根本社會責任；然後，話鋒一轉，才落到桓公“納郜鼎”這件“滅德立違”的事情上來。并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将導

緻的惡劣後果以後，還用周武王克商後“遷九鼎于雒邑”招來“義士”非議的曆史教訓，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滅德立違”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這篇谏辭如此行文，不僅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結構謹嚴，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而且氣勢顯得特别恢弘，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至于谏辭中用了近乎後世才産生的賦的手法，鋪叙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爲這些事物都和當時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系。

　　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澱層，而每個積澱層都會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因此，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候，也必須站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審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去感悟，抛棄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華”。可以肯定地說，“君人者，将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雲雲，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

　　《臧哀伯谏納郜鼎》選自《左傳·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國太宰華父督殺死司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豔”的妻子。宋殇公爲此很生氣，華父督害怕，就幹脆把殇公也殺了，另立

宋莊公。華父督爲了取得各諸侯國對此事的默認，先後對齊、陳、鄭、魯等國進行賄賂。魯桓公接受了宋國送給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廟裏。魯國大夫臧哀伯認爲這樣做“非禮”，會導緻官員腐敗，甚至導緻國家敗亡。于是對桓公進行勸谏。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華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歲。丘穆公呂印的後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國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稱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稱“左丘明”，後爲魯國太史 。左氏世爲魯國太史，至丘明則約與孔子（前551-479）同時，而年輩稍晚。他是當時著名史家、學者與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傳》、《國語》等。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貢獻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傳》與《國語》二書。左氏家族世爲太史，左丘明又與孔子一起“如周，觀書于周史”，故熟悉諸國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