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兩漢司馬遷的《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将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嶽牧鹹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隐。及夏之時，有卞随、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餘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餘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餘悲伯夷之意，睹轶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纣。伯夷、叔齊叩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隐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

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适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财，烈士徇名，誇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笃學，附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

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世上記事的書籍雖然很多，但學者們仍然以“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典爲征信的憑據。《詩經》、《尚書》雖有缺損，但是記載虞、夏兩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見到的。堯将退位，讓給虞舜，還有舜讓位給禹的時候，都是由四方諸侯長和州牧們推薦出來的，于是，讓他們先試着任職工作，主持事務數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績，然後再把大政交給他們。這是表示天下是極貴重的寶器，帝王是最大的統領者，把天下移交給繼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難。然而，也有人說過，堯要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不肯接受，以爲是一種恥辱而逃走隐居起來。到了夏代的時候，又有卞随、務光等人。這些人又爲什麽要受到稱許呢？太史公說：我登過箕山，相傳山上有許由之墓。孔子依次評論古代的仁人、聖人、賢人，對吳太伯和伯夷等講得很詳細。我聽說許由、務光等節義品德至爲高尚，而經書中有關他們的文辭卻一點兒也見不到，這是爲什麽呢？孔子說：“伯夷、叔齊，不是老記着人家以前的過錯，因此怨恨他們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麽可怨恨的呢？”我對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詩又感到詫異。他們的傳

記說道：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想把王位傳給叔齊，到了父親去世以後，叔齊要讓位給伯夷。伯夷說：“這是父親的遺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齊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國人隻好立孤竹君的第二個兒子爲王。這時，伯夷、叔齊聽說西伯昌能關心老人，撫養老人，便商量着說：我們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達那裏，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車載着西伯的神主，追谥爲文王，率軍東進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齊拉住武王的馬而谏阻道：“父親死了卻不安葬，大動幹戈去打仗，這難道是孝的行爲嗎？身爲臣子，卻要去殺害國君，這難道可以算做仁德嗎？”周王左右的人準備殺掉他們，太公說：“他們是義人啊！”扶着他們離開了。武王摧毀了殷商的暴虐統治，天下都歸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齊卻認爲這是很可恥的事，爲了表示對殷商的忠義，不肯再吃周朝的糧食，隐居在首陽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饑。到了由于饑餓而将死的時候，作了一首歌，歌辭說：“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來取代暴力，不知道這是錯誤的。神農、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讓，聖人倏忽辭世去，我輩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運衰薄令人哀傷！”終于餓死在首陽山中。從這些記載來看，伯夷、叔齊是怨呢，還是不怨

呢？有人說：“天道并不對誰特别偏愛，但通常是幫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齊，總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難道不是嗎？他們行善積仁，修養品行，這樣的好人竟然給餓死了！再說孔子的七十二位賢弟子這批人吧，仲尼特别贊揚顔淵好學。然而顔回常常爲貧窮所困擾，連酒糟谷糠一類的食物都吃不飽，終于過早地去世了。上天對于好人的報償，到底是怎樣的呢？盜跖天天在屠殺無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兇暴殘忍，胡作非爲，聚集黨徒數千人，橫行天下，竟然能夠長壽而終。他又究竟積了什麽德，行了什麽善呢？這幾個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說明問題的了。若要說到近代，那種品行不遵循法度，專門違法亂紀的人，反倒能終身安逸享樂，富貴優裕，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而有的人（誠如孔子教誨的那樣，）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選擇；說話要待到合适的時機才啓唇；走路隻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爲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憤懑，結果反倒遭遇災禍。這種情形多得簡直數也數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謂天道，那麽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說“主義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議謀劃”，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說：“富貴如果能夠求得，就是要幹手拿鞭子的卑賤的職務，我也願意去幹；如果

不能求得，那還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幹吧！”“天氣寒冷以後，才知道松樹、柏樹是最後落葉的。”世間到處混濁龌龊，那清白高潔的人就顯得格外突出。這豈不是因爲他們是如此重視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樣鄙薄富貴與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聲不被大家所稱頌。”賈誼說：“貪得無厭的人爲追求錢财而不惜一死，胸懷大志的人爲追求名節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爲追求權勢而不惜一死，芸芸衆生隻顧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燈，方能相互輝照；同是一類，方能相互親近。”“飛龍騰空而起，總有祥雲相随；猛虎縱身一躍，總有狂風相随；聖人一出現，萬物的本來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齊雖然賢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贊揚，名聲才更加響亮；顔淵雖然好學，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顯。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們，他們出仕與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則，有一定的時機，而他們的名字（由于沒有聖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沒了，不被人們所傳頌，真可悲啊！一個下層的平民，要想磨練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賢人，怎麽可能讓自己的名聲流傳于後世呢？

　　《伯夷列傳》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冠《史記》列傳之首。在這篇列傳中，作者以“考信于六

藝，折衷于孔子”的史料處理原則，于大量論贊之中，夾叙了伯夷、叔齊的簡短事迹。他們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纣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後，又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餓死在首陽山上。作者極力頌揚他們積仁潔行、清風高節的崇高品格，抒發了作者的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齊善行，和所謂暴戾兇殘、橫行天下的盜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軌，違法犯禁的人和審慎小心、有崇高正義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惡者安逸享樂，富裕優厚，累世不絕；而善者遭遇的災禍卻不可勝數。從而抒發了天道與人事相違背的現實，有力地抨擊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謊言，對天道賞善罰惡的報應論，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充分表現了作者無神論的觀點。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統治已瀕于崩潰，武王伐暴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是不可逆轉的，而夷、齊的谏阻和恥食周粟是背轉曆史大潮的。所以，毛澤東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曆史上歌頌這兩個人物，那是頌錯了，他們不值得歌頌。而作者對笃守遺訓、不能變通的行爲加以歌頌，無疑是有所偏頗的。

　　本文寫作獨具特色。縱觀《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贊語，唯《伯夷列傳》

則無。滿紙贊論、詠歎夾以叙事。名爲傳紀，實則傳論。史家的通例是憑借翔實的史料說話，而或于叙述之中雜以作者的意見，就算變例了。所以，本文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爲本紀、世家、列傳之僅有。

　　本文雖多贊論，但縱橫捭阖，彼此呼應，回環跌宕，起伏相間。伯夷、叔齊的事實，隻在中間一頓即過，“如長江大河，前後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相間出奇。”《史記論文》第五冊《伯夷列傳》時有鮮明比照，一目豁然；時有含蓄設問，不露鋒芒卻問題尖銳又耐人尋味。太史公潤筆潑墨之中，可略見其筆力之一斑。

司馬遷（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爲史遷、太史公、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爲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