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_古风词韵_诗歌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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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发布时间:2019-08-12 19:14:31

分类:古风词韵发布者:生活在暗中的影子

出自唐代韓愈的《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雲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谀。”嗚呼!師道之不複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苌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贻之。

譯文及注釋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從老師(學習),那些成爲疑難問題的,就最終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早于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生在我後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想要人沒有疑惑難啊!古代的聖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跟從老師而請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的才智)低于聖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爲恥。因此聖人就更加聖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聖人之所以能成爲聖人,愚人之所以能成爲愚人,大概都出于這吧?(人們)愛他們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于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爲可恥,真是

糊塗啊!那些孩子們的老師,是教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的,不是我所說的能傳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難問題的。(一方面)不通曉句讀,(另一方面)不能解決疑惑,有的(句讀)向老師學習,有的(疑惑)卻不向老師學習;小的方面倒要學習,大的方面反而放棄(不學),我沒看出那種人是明智的。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爲恥。士大夫這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譏笑人家。問他們(爲什麽譏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爲師),就覺得羞恥,(以)官職高(的人爲師),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的風尚不能恢複,(從這些話裏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們不屑一提,現在他們的見識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師襄、老聃爲師。郯子這些人,他們的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當)我的老師(的人)。”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齡十七,喜歡古文,六

經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不受時俗的拘束,向我學習。我贊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的途徑,寫這篇《師說》來贈送他。

注釋學者:求學的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交給學業、解釋疑難問題的人。所以,用來……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傳授。業,泛指古代經、史、諸子之學及古文寫作。惑,疑難問題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識和道理。《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之;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知,懂得。其爲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當于“于”,與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聞:聽見,引申爲知道,懂得。從而師之:跟從(他),拜他爲老師。師,意動用法,以……爲師。從師,跟從老師學習。吾師道也: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師,用做動詞。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于吾乎:哪裏去考慮他的年齡比我大還是小呢?庸,發語詞,難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獨。是故:因此,所以。無:無論、不分。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意思說哪裏有道存在,哪裏就有我的老師存在。師道:從師的傳統。即上文所說的“古之學者必有師”。出人:超出于

衆人之上。猶且:尚且。衆人:普通人,一般人。下:不如,名作動。恥學于師:以向老師學習爲恥。恥,以……爲恥是故聖益聖,愚益愚:因此聖人更加聖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發。于其身:對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惑矣:(真是)糊塗啊!彼童子之師:那些教小孩子的(啓蒙)老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dòu):教給他書,(幫助他)學習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習,使……學習。其,指書。句讀,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辭休止和停頓處。文辭意盡處爲句,語意未盡而須停頓處爲讀(逗)。古代書籍上沒有标點,老師教學童讀書時要進行句讀(逗)的教學。句讀之不知:不知斷句風逗。與下文“惑之不解”結構相同。之,提賓标志。或師焉,或不焉:有的(指“句讀之不知”這樣的小事)從師,有的(指“惑之不解”這樣的大事)不從師。不,通“否”。小學而大遺:學了小的(指“句讀之不知”)卻丢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遺,丢棄,放棄。巫醫:古時巫、醫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禱爲職業的人。百工:各種手藝。相師:拜别人爲師。族:類。曰師曰弟子雲者:說起老師、弟子的時候。年相若:年歲相近。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谀:以地位低的人爲師就感到羞恥,以高官爲師就近乎谄媚

。足,可,夠得上。盛,高大。谀,谄媚。複:恢複。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不齒:不屑與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乃:竟,竟然。其可怪也欤:難道值得奇怪嗎。其,難道,表反問。欤,語氣詞,表感歎。聖人無常師: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常,固定的。郯(tán)子:春秋時郯國(今山東省郯城縣境)的國君,相傳孔子曾向他請教官職。苌(cháng)弘:東周敬王時候的大夫,相傳孔子曾向他請教古樂。師襄:春秋時魯國的樂官,名襄,相傳孔子曾向他學琴。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時楚國人,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相傳孔子曾向他學習周禮。聃是老子的字。之徒:這類。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師。《論語·述而》原話:“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必:不一定。術業有專攻:在業務上各有自己的專門研究。攻,學習、研究。李氏子蟠(pán):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韓愈的弟子,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進士。六藝經傳(zhuàn)皆通習之:六藝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的學習了。六藝,指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樂》已失傳,此爲古說。經,兩漢及其以前的散文。

傳,古稱解釋經文的著作爲傳。通,普遍。不拘于時:指不受當時以求師爲恥的不良風氣的束縛。時,時俗,指當時士大夫中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于,被。餘嘉其能行古道:贊許他能遵行古人從師學習的風尚。嘉:贊許,嘉獎。贻:贈送,贈予。

解析

  中心論點:古之學者必有師。

  《師說》是韓愈的一篇著名論文。據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考證,此文作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一年,韓愈35歲,任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職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壇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也已經開展,他是這個運動公認的領袖。這篇文章是針對門第觀念影響下“恥學于師”的壞風氣寫的。門第觀念源于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後,形成了以士族爲代表的門閥制度,重門第之分,嚴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憑高貴的門第可以做官,他們不需要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他們尊“家法”而鄙從師。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廢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爲區分門第的标準。這對擇師也有很大的影響,在當時士大夫階層中,就普遍存在着從師“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谀”的心理。韓愈反對這種錯誤的觀念,提出以“道”爲師,“道”在即師在,這是有進步意義的。與韓

愈同時代的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辄嘩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而爲師,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以看出《師說》的寫作背景和作者的鬥争精神。

  對恥學于師,文章連續用了三個對比。第一,古今對比,闡明恥學于師違背聖人之道,其後果隻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個人既明于擇師教子的必要,卻又不明于自己從師的必要,把這兩種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對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實糊塗不通道理。第三,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的對比,進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錯誤心理,發人深省地指出兩種人的地位與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論題,并以教師的職能作用總論從師的重要性和擇師的标準。開篇第一句“古之學者必有師”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說明古人重視師道,又針對現實,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語氣極爲肯定。然後指出師的職能作用是“傳道受業解惑”,從正面申述中心論點。接着緊扣“解惑”二字,從不從師的危害說明從師的重要,從反面申述中心論點。最後緊扣“傳道”二字,闡明道之有無

是擇師的唯一标準,一反時俗,将貴賤長少排出标準之外,爲下文針砭時弊張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師道的錯誤态度和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這一段用對比的方法分三層論述。第一層,把“古之聖人”從師而問和“今之衆人”恥學于師相對比,指出是否尊師重道,是聖愚分野的關鍵所在;第二層,以爲子擇師而自己不從師作對比,指出“小學而大遺”的謬誤;第三層,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批判當時社會上輕視師道的風氣。

  第3段

  以孔子爲例,指出古代聖人重視師道的事迹,進一步闡明從師的必要性和以能者爲師的道理。這一段開頭先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論斷,與第1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呼應,并且往前推進一步,由“學者”推進到“聖人”,由“必有師”推進到“無常師”。舉孔子爲例加以論述,因爲孔子在人們心目中是至聖先師,舉孔子爲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強說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結論,這個結論顯然是正确的。這種以能者爲師的觀點就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

  第4段

  贊揚李蟠“不拘于時”“能行古道”,說明寫作本文的緣由。“不拘于時”的“時”指“恥學于師”“惑而不從師”的社會風氣。“古道”指“從師而問”,以

“聞道”在先者爲師的優良學風。從而總結全文主旨,點明主題。

分句賞析

  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的理解韓愈以儒家道統的繼承者自居,他“收召後學”,“抗顔而爲師”,目的就是要恢複自孟子後已“失其傳”的儒家道統。正因爲如此,他把“傳道”視爲教師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務。“受業”“解惑”,都與此有關:“業”即“道之文”,指以“六藝經傳”爲代表的儒家經典;而“解惑”也是爲了“明道”。由此可見,“師道”是貫穿全文的主線,“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個判斷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

  對“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的理解。

  有人認爲這句話反映了韓愈輕視勞動人民的階級偏見。但有人認爲不能這樣看,因爲這句話所在的第2段,都是貶斥上層“士大夫之族”,褒揚“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和“古之聖人”的,“君子不齒”句的主語“君子”,是指韓愈貶斥的上層“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韓愈自己。韓愈在文章裏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古之聖人”對比,貶前者,褒後者,當然不會把自己列入所謂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齒”隻是對恥于從師的君子的諷刺,而沒有對“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的輕視。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評析:劈頭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的論斷,緊接着概括指出師的作用“傳道受業解惑”做爲全文立論的出發點和依據。然後句句頂接,推論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同時,一開頭鄭重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就隐然含有對“今之學者”不從師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爲第二段埋下了伏筆。本句翻譯時要注意“者……也……”和“所以”在句式中的含義和作用。

  運用:(翻譯)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交授學業、解答疑難的。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評析:這一句是在前文已用老師的職能作出了理論論證和用孔子言行作了事實論證之後,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得出了進一步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深化,也是對士大夫之族恥學于師的進一步批判。說明了師生關系是相對的,教與學是可以相長的。這一句由“是故”引出,用“如是而已”結尾,化繁爲簡,既顯見解的深辟透徹,又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氣勢。

  運用:(翻譯)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的道理有先有後,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寫法總述

  

本文在寫作上的特點是運用對比的方法,反複論證,并輔之以感歎句來加強說服力。例如第2段,首先用一個感歎句緊承前一段,轉入對“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分析,然後從三方面作對比。先用古今對比,指出從師與不從師的兩種結果;次用對自己與對兒子的要求不同來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爲的自相矛盾;最後用“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對比,批判士大夫的錯誤想法,指出這是“師道不複”的真正原因。從後果、行爲、心理等方面逐層深入分析,筆鋒犀利。幾個感歎句,均有加強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變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測語氣作判斷;“吾未見其明也”是用肯定語氣作判斷;“其可怪也欤”,是用驚詫語氣作判斷。“同”中有“變”,感情一層比一層強烈。

  分析

  《師說》論點鮮明,結構嚴謹,正反對比,事實充分,說理透徹,氣勢磅礴,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從曆史事實“古之學者必有師”、老師能“傳道受業解惑”、學者定會遇到疑難“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三個方面證明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于老師的年長年少,作者認爲“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明确了擇師的标準。接着就從三個方面進行對比,抨擊“恥學

于師”的人,先用古今對比,指出從師與不從師的兩種結果;次用人們對自己與對兒子的要求不同來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爲的自相矛盾;最後用“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對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錯誤想法,指出這是“師道不複”的真正原因。從後果、行爲、心理等方面逐層深入分析,指出了他們在“從師”問題上的不同态度,點明了從師學習的重要。作者從“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擇師标準出發,推論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的論斷。爲了證明這一論斷,作者選擇了孔子的言行來作證。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孔子是聖人,聖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說了。而且作者雖隻用了寥寥數語,而孔子的言行卻寫得具體,因而很有說服力。這樣,文章以其鮮明的中心、清晰的層次,充分的說理體現了邏輯思維的嚴密。

  構思

  《師說》堪稱美文極品。

  《師說》以抽象思維爲主,闡述的是生活中事,對人類的健康發展有着永遠的意義《師說》的語言推理嚴謹,風格冷俊。《師說》的态度是批評教誨。

  但它們的成功絕不是這些零零碎碎的個别現象所能形成的。應該是諸多方面在矛盾意識、人性意識、意境意識的統帥下,以思維單元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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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規律所組成的有機體。

  《師說》:

  一師說(話題):古之學者必有師(曆史地位)/傳道受業解惑(作用職責)

  從師(闡述):人非生而知之(小話題)/生乎吾前//生乎吾後/庸知年之先後(小結論)

  師道(結論):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以上是第一段,全文總話題,“師說”。

  二 第二段是論述的核心部分,以對比論證爲主,寫不同的師道、不同的做法,得到的不同結果。

  師道:師道不傳(話題)/古之聖人//今之衆人/聖益聖,愚益愚(結論)

  從師:今之衆人(話題)/對子女//對自己/小學大遺(結論)

  今之衆人(話題)/巫醫百工//士大夫族/師道不複可知矣(結論)

  三 第三段是全文的結論,照應首段“師說”,“師不必賢于弟子”。

  師說:聖人無常師(話題)/孔子從師(闡述)/師不必賢于弟子(結論)

  “聖人無常師”照應“古之學者必有師”,而“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照應“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三個段落的内容,形式上構成一種回環美(師說——從師——師道/師道——從師——師說),内容上說理更加嚴密,環環相扣,起于“師說”,結于“師說”。

  四 第四段隻是一個交代,說明寫作緣由和目

的。

  全文重點說明,隻有不斷學習,才會不斷提高。批判了“恥學于師”及“群聚笑之”的不良風氣。同時在對老師的作用或職責的界定上,也一直爲後人所稱頌。“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關鍵是“傳道受業解惑”的邏輯關系。“解惑”即解答個别問題,“受業”指傳授系統知識,“傳道”則具有更高境界的意義,強調應用能力(素質)的形成。

  一般肢解文章的方法,僅限于“解惑”“受業”,而“道”的形成則完全靠學生自己的“悟性”,明确了“三個意識”的重要意義,和“兩個單元”的一般規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傳道”,才能使學生在能力形成方面,有想對明确的思路。這一飛躍就使學生對語文的學習不再迷茫,不再困惑,不再有登天無路、下地無門的不知所措。

末段教學意義

  《師說》的末段一般認爲是一篇結構完整的議論文的附言,有如文章的後記或跋,作者對寫作緣起做簡單的說明,爲了鼓勵自己的學生“不拘于時,學于餘”而做,亦或僅僅是作者發表議論的一個契機,一個借口。可是如果我們認真聯系前文,就會發現末段與第三段内容上緊密相承,是全文意義結構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從某一視角看,這看似無足輕重的地方,确實全文的文眼,忽略了這一文眼,全文猶如

未點睛之龍,僅僅有其形,而缺少生動真切之感。 首先,末段李氏子蟠從師學習的事例,是全文最重要的論據,在意義上是前文論述的再遞近。

  《師說》起筆,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論點:“學者必有師”。緊接着對老師的職責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見解:“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并對如何擇師也提出獨到見解:“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第一段的理性陳述完畢,第二段以感慨發端,對當時社會恥學于師的浮靡之風進行了深刻的批判,盡吐不平之氣,也指明了文章的現實意義。

鑒賞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爲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緻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爲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内,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範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俨然成爲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骈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内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的後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爲維護唐

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複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翺學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後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後,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餘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爲了“廣聖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态度

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爲這并不是什麽“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緻的。他進了國子監後,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後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爲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爲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诽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别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诽謗,表示憤慨,也爲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後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爲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诽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複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裏,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于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爲人不能“生

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爲師并不是什麽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爲人人都可以爲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隻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爲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歎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後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爲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雲雲,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聖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苌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裏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這就是說,弟

子可以爲師,師也可以爲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系的存在,最後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爲“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爲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爲師,隻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後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後學,也因而招緻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辄嘩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

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禦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後。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複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爲他由此“狂名”更大,爲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後學這一點上,态度始終不變,隻是到了元和以後,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麽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爲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爲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于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爲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爲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爲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創作背景

  據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考證,此文作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這一年韓愈35歲,任國子監四門博士,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職位不高,但他在文壇上早已有了

名望,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也已經開展。

作者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谥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骈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轼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

规律所组成的有机体。

  《师说》:

  一师说(话题):古之学者必有师(历史地位)/传道受业解惑(作用职责)

  从师(阐述):人非生而知之(小话题)/生乎吾前//生乎吾后/庸知年之先后(小结论)

  师道(结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以上是第一段,全文总话题,“师说”。

  二 第二段是论述的核心部分,以对比论证为主,写不同的师道、不同的做法,得到的不同结果。

  师道:师道不传(话题)/古之圣人//今之众人/圣益圣,愚益愚(结论)

  从师:今之众人(话题)/对子女//对自己/小学大遗(结论)

  今之众人(话题)/巫医百工//士大夫族/师道不复可知矣(结论)

  三 第三段是全文的结论,照应首段“师说”,“师不必贤于弟子”。

  师说:圣人无常师(话题)/孔子从师(阐述)/师不必贤于弟子(结论)

  “圣人无常师”照应“古之学者必有师”,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照应“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三个段落的内容,形式上构成一种回环美(师说——从师——师道/师道——从师——师说),内容上说理更加严密,环环相扣,起于“师说”,结于“师说”。

  四 第四段只是一个交代,说明写作缘由和目

的。

  全文重点说明,只有不断学习,才会不断提高。批判了“耻学于师”及“群聚笑之”的不良风气。同时在对老师的作用或职责的界定上,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键是“传道受业解惑”的逻辑关系。“解惑”即解答个别问题,“受业”指传授系统知识,“传道”则具有更高境界的意义,强调应用能力(素质)的形成。

  一般肢解文章的方法,仅限于“解惑”“受业”,而“道”的形成则完全靠学生自己的“悟性”,明确了“三个意识”的重要意义,和“两个单元”的一般规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传道”,才能使学生在能力形成方面,有想对明确的思路。这一飞跃就使学生对语文的学习不再迷茫,不再困惑,不再有登天无路、下地无门的不知所措。

末段教学意义

  《师说》的末段一般认为是一篇结构完整的议论文的附言,有如文章的后记或跋,作者对写作缘起做简单的说明,为了鼓励自己的学生“不拘于时,学于余”而做,亦或仅仅是作者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一个借口。可是如果我们认真联系前文,就会发现末段与第三段内容上紧密相承,是全文意义结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一视角看,这看似无足轻重的地方,确实全文的文眼,忽略了这一文眼,全文犹如

未点睛之龙,仅仅有其形,而缺少生动真切之感。 首先,末段李氏子蟠从师学习的事例,是全文最重要的论据,在意义上是前文论述的再递近。

  《师说》起笔,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紧接着对老师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并对如何择师也提出独到见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第一段的理性陈述完毕,第二段以感慨发端,对当时社会耻学于师的浮靡之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尽吐不平之气,也指明了文章的现实意义。

鉴赏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

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

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

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

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

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创作背景

  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

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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