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8-12 22:20:11
出自唐代杜甫的《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闾裏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别有贈,含笑看吳鈎。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将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台軀。主将位益崇,氣驕淩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将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裏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注釋上句“有”字喑含諷意,揭出功業的罪惡本質。“舊丘”猶“故園”,即“老家”。召募,這時已實行募兵制的“擴(音廓)騎”。薊門,點明出塞的地點。其地在今北京一帶,當時屬漁陽節度使安祿山管轄。這兩句模仿《木蘭詩》的“東市買駿馬,西市市買鞍轅”的句法。道周,即道邊。斑白,是發半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即坐在上頭。酒酣,是酒喝到一半的時候。庶羞,即萊肴。白居易詩“人老意多慈”,老人送别,隻希望小夥子能多吃點。别有贈,即下句的“吳鈎”。“别”字對上文“庶羞”而言。吳鈎,春秋時吳王阖闾所作之刀,後通用爲寶刀名。深喜所贈寶刀,暗合自己“封侯”的志願,所以“含笑”而細玩。洛陽東面門有“上東門”,軍營在東門,故曰“東門營”。由洛陽往薊門,須出東門。這句點清徵兵的地方。河陽橋在河南孟津縣,是黃河上的浮橋,晉杜預所造,爲通河北的要津。大旗,大将所用的紅旗。《通典》卷一百四十八:“陳(陣)将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将。”這兩句也是杜甫的名句,因爲抓住了事物的特徵,故能集中地表現出那千軍萬馬的壯闊軍容,下句化用《詩經》的“蕭蕭馬鳴”,加一“風”字,覺全局部動,飒然有關塞之。幕,帳幕。列,是整齊的排列着。這些帳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離。因爲要宿營,所以各自集合各自的部隊。因軍今森嚴,故萬幕無聲,隻見明月高挂無中。上句也是用環境描寫來烘托“令嚴”的。悲笳,靜營之號,軍令既嚴,笳聲複悲,故慘不驕。大将,指召募統軍之将。“嫖姚”同“剽姚”
,漢武帝時,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嘗從大将軍衛青出塞,故以爲比。“古人”“今人”都指邊将說。重高勳,即貪圖功名。《昔遊》詩所謂“将帥望三台”。因貪功名,故邊疆多事。邊将貪功,本該制止,偏又皇帝好武,所以說“豈知”。有怪歎之意。“亘”是綿亘不斷。天地四方爲“六合”,這裏指全國範圍以内,全國既已統一,便無出師必要,但還要孤軍深入,故用一“且”字。且,尚也。跟上句“已”字對照。遂使,于是使得。承上“且孤軍”來,貔,音琵,即貔貅,猛獸,這裏比喻戰士。邊将貪功,人主好武,這就使得戰士們爲了統治者的企圖而拼命。勇,是勇往:所聞,是指地方說的,即下文的“大荒”“玄冥”。《漢書:張骞傳》:“天子(武帝)既聞大宛之屬多奇物,乃發間使,數道并出。漢使言大宛有善馬,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上車令等持千金以請宛王善馬。”即此“所聞”二字的本意。大荒,猶窮荒,過去所謂“不毛之址”。《安祿山事迹》:“祿山包藏渦心,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鬥者數萬匹。”詩句當指此。玄冥,傳說是北方水神,這裏代表極北的地方。這兩句要善于體會,因爲表面上好像是對皇帝效忠,其實是諷刺,正如沈德潛說的:“玄冥北,豈可開乎?”上既好武,下自貪功,
故奏捷日至。《通鑒》二百一十七:“天寶十三載四月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十四載四月奏破奚、契丹。”點破“獻凱”隻是虛報邀賞。兩蕃,是奚與契丹;靜無虞,本無寇警。漁陽:郡名,今河北薊縣一帶。其地尚武,多豪士俠客,故日豪俠地。遼海,即渤海,粳音庚,晚熟而不黏的稻。來東吳,來自東吳。周代封建社會把人分成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輿、隸、僚、仆、台。這裏泛指安祿山豢養的爪牙和家僮。羅和練都有光彩,故曰“照耀”。這以上幾句,寫祿山濫賞以結人心。《通鑒》(同上):“天寶十三載二月,祿山奏所部将士勳效甚多,乞超資加賞,于是除将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将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即其事。主将,即安祿山.天寶七載祿山賜鐵券,封柳城郡公:九載,進爵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從他開始。上都,指京師,即朝廷。淩,淩犯,目無朝廷。寫祿山一方面又用恐怖手段來俯制衆口,當時本有人告安祿山反,玄宗爲了表示信任,反将告發的人縛送祿山,因之“道路相目,無敢言者。”(見《祿山事迹》)是良家子,故不肯從逆:出師多門,故能揣知主将心事。二句是下文張本,多門,許多門道,有多次意。益,是增益,“思”字照過去讀法應作去聲,愁思
,即憂慮,是名詞。所憂在國家,放覺身貴上不值一說。下二句正申“不足論”。躍馬,指身貴,兼含從軍意,劉孝标《自序》:“敬通(馮衍)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坐見,有二義:一指時間短促,猶行見、立見:一指無能爲力,隻是眼看着:這裏兼含二義。長驅,言其易。河洛昏,指洛陽行将淪陷。當時安祿山所部皆天下精兵。間讀去聲,間道歸,抄小路逃回家。這句直照應到第一首。初辭家時,進庶羞的老者,贈吳鈎的少年,都不見了,一切都完蛋了。惡名,是叛逆之名,祿山之亂,帶有民族矛盾性質,這個士兵不肯背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鑒賞《後出塞五首》組詩叙寫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一位軍士從應募赴軍到隻身脫逃的經曆,通過一個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寶之變的“釀亂期”的曆史真實。
自開元中玄宗改府兵制爲募兵制,兵農分離,出現了職業兵。德宗時李泌論募兵制是禍亂的根源,說這種應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無宗族,重賞賜而輕生。《後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這樣一個應募者形象。一無牽挂的漢子,樂意當兵吃糧。詩中提到相贈吳鈎的“少年”,當屬唐詩中常常寫到的少年遊俠一類人物。物以類聚,此詩主人公也應是這一類人物。組詩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應募動
機及辭家盛況;第二首叙赴軍途中情事,尚歸美主将;第三首是詩人的議論;第四首則揭露薊門主将的驕橫;第五首則寫逃離軍旅的經過。此組詩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對此詩的賞析,便應圍繞這一中心來進行。
一度懷着功名萬裏雄心的軍士後來逃歸,其逃離的動機,詩中說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薊門軍中看到“主将”(當指安祿山)日益驕橫、目中無君,而朝廷一味姑息養奸“主将位益崇,氣驕淩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自己本爲效忠國家而來(“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卻上了“賊船”,“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了。
詩一開始就講得很明白,主人公赴邊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興語,往從驕帥者,賞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龍)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謂“重高勳”的“今人”、“奮身勇所聞”的“貔虎士”中的一員。“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屬于這類人物的誇耀口吻。從第一首“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到第五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見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賞的思想是一貫的,并未發生何種轉變。“古人重守邊”六句,不能理解爲詩中人思想的轉
變,而隻能理解爲詩人自己對時事的評議,或者說它們恰恰是詩人對筆下人物思想、行動的一種批判。說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還不夠,應該說這是作者直接激揚文字,站出來表态。這種夾叙夾議的手法,在杜甫詩中原是并不罕見的。
據《通典》稱:“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内谧如,邊将邀寵,竟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碛西怛羅之戰,雲南渡滬之役,沒入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邪!”當時的邊境戰争,唐玄宗好戰固然是一個原因;兵制的改變,也同樣是個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農的一種兵制,将帥不能擁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沒有武夫割據事件。而募兵之行,誠如李泌所說,應募兵士多是不事生産的亡命之徒,他們貪功重賞,形成軍中好戰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響,正是“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對侵侮鄰國的興趣随戰争的進行愈來愈濃厚,野心的将帥也就得到長成羽翼的機會。
《後出塞五首》就藝術地再現了這一特定時代的曆史生活。詩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個應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應募兵通常有的貪功戀戰心理,又有國家民族觀念。他爲立功封爵而赴邊,又爲避
叛逆的“惡名”而逃走。組詩在歡慶氣氛中開頭,凄凄涼涼地結尾,是一出個人命運的悲劇。
創作背景《後出塞五首》當作于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唐之初。目的在于通過一個脫身歸來的士兵的自述,大聲疾呼的揭露安祿山的反唐真相,叫唐明皇快快清醒過來,并指出養成祿山反叛的原因,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過寵邊将,以緻祿山得以邊功市寵、形成養虎贻患。
作者簡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爲“詩聖”,其詩被稱爲“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爲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隐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别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餘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備受推崇,影響深遠。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後世有杜甫草堂紀念。
出自唐代杜甫的《后出塞五首》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鞍,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注释上句“有”字喑含讽意,揭出功业的罪恶本质。“旧丘”犹“故园”,即“老家”。召募,这时已实行募兵制的“扩(音廓)骑”。蓟门,点明出塞的地点。其地在今北京一带,当时属渔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这两句模仿《木兰诗》的“东市买骏马,西市市买鞍辕”的句法。道周,即道边。斑白,是发半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即坐在上头。酒酣,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庶羞,即莱肴。白居易诗“人老意多慈”,老人送别,只希望小伙子能多吃点。别有赠,即下句的“吴钩”。“别”字对上文“庶羞”而言。吴钩,春秋时吴王阖闾所作之刀,后通用为宝刀名。深喜所赠宝刀,暗合自己“封侯”的志愿,所以“含笑”而细玩。洛阳东面门有“上东门”,军营在东门,故曰“东门营”。由洛阳往蓟门,须出东门。这句点清徵兵的地方。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是黄河上的浮桥,晋杜预所造,为通河北的要津。大旗,大将所用的红旗。《通典》卷一百四十八:“陈(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乱大将。”这两句也是杜甫的名句,因为抓住了事物的特徵,故能集中地表现出那千军万马的壮阔军容,下句化用《诗经》的“萧萧马鸣”,加一“风”字,觉全局部动,飒然有关塞之。幕,帐幕。列,是整齐的排列着。这些帐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离。因为要宿营,所以各自集合各自的部队。因军今森严,故万幕无声,只见明月高挂无中。上句也是用环境描写来烘托“令严”的。悲笳,静营之号,军令既严,笳声复悲,故惨不骄。大将,指召募统军之将。“嫖姚”同“剽姚”
,汉武帝时,霍去病为嫖姚校尉,尝从大将军卫青出塞,故以为比。“古人”“今人”都指边将说。重高勋,即贪图功名。《昔游》诗所谓“将帅望三台”。因贪功名,故边疆多事。边将贪功,本该制止,偏又皇帝好武,所以说“岂知”。有怪叹之意。“亘”是绵亘不断。天地四方为“六合”,这里指全国范围以内,全国既已统一,便无出师必要,但还要孤军深入,故用一“且”字。且,尚也。跟上句“已”字对照。遂使,于是使得。承上“且孤军”来,貔,音琵,即貔貅,猛兽,这里比喻战士。边将贪功,人主好武,这就使得战士们为了统治者的企图而拼命。勇,是勇往:所闻,是指地方说的,即下文的“大荒”“玄冥”。《汉书:张骞传》:“天子(武帝)既闻大宛之属多奇物,乃发间使,数道并出。汉使言大宛有善马,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上车令等持千金以请宛王善马。”即此“所闻”二字的本意。大荒,犹穷荒,过去所谓“不毛之址”。《安禄山事迹》:“禄山包藏涡心,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诗句当指此。玄冥,传说是北方水神,这里代表极北的地方。这两句要善于体会,因为表面上好像是对皇帝效忠,其实是讽刺,正如沈德潜说的:“玄冥北,岂可开乎?”上既好武,下自贪功,
故奏捷日至。《通鉴》二百一十七:“天宝十三载四月禄山奏击奚破之,虏其王。十四载四月奏破奚、契丹。”点破“献凯”只是虚报邀赏。两蕃,是奚与契丹;静无虞,本无寇警。渔阳:郡名,今河北蓟县一带。其地尚武,多豪士侠客,故日豪侠地。辽海,即渤海,粳音庚,晚熟而不黏的稻。来东吴,来自东吴。周代封建社会把人分成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这里泛指安禄山豢养的爪牙和家僮。罗和练都有光彩,故曰“照耀”。这以上几句,写禄山滥赏以结人心。《通鉴》(同上):“天宝十三载二月,禄山奏所部将士勋效甚多,乞超资加赏,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即其事。主将,即安禄山.天宝七载禄山赐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从他开始。上都,指京师,即朝廷。凌,凌犯,目无朝廷。写禄山一方面又用恐怖手段来俯制众口,当时本有人告安禄山反,玄宗为了表示信任,反将告发的人缚送禄山,因之“道路相目,无敢言者。”(见《禄山事迹》)是良家子,故不肯从逆:出师多门,故能揣知主将心事。二句是下文张本,多门,许多门道,有多次意。益,是增益,“思”字照过去读法应作去声,愁思
,即忧虑,是名词。所忧在国家,放觉身贵上不值一说。下二句正申“不足论”。跃马,指身贵,兼含从军意,刘孝标《自序》:“敬通(冯衍)当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跃马食肉。”坐见,有二义:一指时间短促,犹行见、立见:一指无能为力,只是眼看着:这里兼含二义。长驱,言其易。河洛昏,指洛阳行将沦陷。当时安禄山所部皆天下精兵。间读去声,间道归,抄小路逃回家。这句直照应到第一首。初辞家时,进庶羞的老者,赠吴钩的少年,都不见了,一切都完蛋了。恶名,是叛逆之名,禄山之乱,带有民族矛盾性质,这个士兵不肯背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鉴赏《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
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
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
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创作背景《后出塞五首》当作于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反唐之初。目的在于通过一个脱身归来的士兵的自述,大声疾呼的揭露安禄山的反唐真相,叫唐明皇快快清醒过来,并指出养成禄山反叛的原因,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过宠边将,以致禄山得以边功市宠、形成养虎贻患。
作者简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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