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其侍儿歌其所作《满江红》。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宋代蘇轼的《滿江紅·憂喜相尋》

董毅夫名钺，自梓漕得罪，罷官東川，歸鄱陽，過東坡于齊安。怪其豐暇自得，餘問之。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優柳氏不能忘懷于進退也。已而欣然，同憂共若處富貴，吾是以益安焉。”命其侍兒歌其所作《滿江紅》。嗟歎之不足，乃次其韻。

憂喜相尋，風雨過、一江春綠。巫峽夢、至今空有，亂山屏簇。何似伯鸾攜德耀，箪瓢未足清歡足。漸粲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幽夢裏，傳心曲。腸斷處，憑他續。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見周南歌漢廣，天教夫子休喬木。便相将、左手抱琴書，雲間宿。

　　詞序點明董“梓漕得罪歸鄱陽，過東坡于齊安”的原因，驚訝董視罪罷無事而“豐暇自得”的淡然心情，記錄了董續柳氏憂患與共的深情。

　　全詞主要圍繞董柳憂患與共的情緣展開構思，贊頌董不爲五鬥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梓漕得罪歸鄱陽”，“忘懷于進退”的高尚情操。

　　上片，由寫董的“得罪削籍”一身輕，進入到寫緻仕後的美好家庭生活。開頭六句，就寫了兩個“憂喜相尋”：一是“三日而去官”的董毅夫“固不成戚”；一是柳氏“忘懷”董毅夫之“進退”而“同憂患”。他們經過了一番“風雨”的打擊之後，心情如“一江春綠”，清

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峽夢”醒，身心皆空，過着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着五句，以東漢伯鸾與德耀同甘共苦、堅貞不渝的情愛和顔回箪食瓢飲不改志的史事，進一層贊頌董毅夫與柳氏過着“清歡”、“粲然”、“光彩”而帶着“蘭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這種生活感情，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而東坡卻能體驗人微，并能調動各種藝術手段，把它寫得富有感染力。

　　下片，進一層寫董毅夫與柳氏淡然面對人間煩惱，“欣然”、“益安”同“憂患”的人生态度。開頭四句，三三排比，锵锵有聲。“幽夢裏”，吐真言。東坡過着貶居生活，非常寂寞，隻有靠虛幻的夢境來求得片時的慰藉。“腸斷處”，不理睬，一切聽自然。到了“腸斷”的境地，真摯之情自不待言。可見他們是志同道合的賢妻良夫。第五、六句又用一典，反襯出董毅夫有情有義，不是“文君婿”司馬相如忍受不住貧困而受卓王孫的賜予那樣“卑辱”的軟骨頭。顯然，東坡是站在封建傳統的觀念上來看待司馬相如的，不足爲訓。第七、八、九句引用《詩經·周南·漢廣》，“夫子休喬木”意，是說賢女可求，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賢女爲妻。東坡反其義而用之，可謂妙筆。最後三句發出衷心祝願：願董柳遠離塵世，清閑無憂，

左右相伴，白頭偕老。

　　全詞，序言和正文互補，如道家常；想象與現實融會，情調浪漫。喻義精當，寓意深刻。五處用典引詩，不落俗套。以典代言，既精煉文字，又準确表意，實爲東坡詞的一大特色。東坡與家僮建立起一種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朋友”關系，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自己與董毅夫的宦場失意的落泊感。

　　《滿江紅》作于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三月。元豐四年七月，董毅夫由四川夔州路轉運副使徙梓州路轉運副使。不久，緻仕，于第二年三月回歸老家江西，路過黃州。董由鄂州太守朱壽昌介紹而結識了蘇轼。蘇轼和《滿江紅》以答謝之。

蘇轼（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漢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頂山市郏縣）。一生仕途坎坷，學識淵博，天資極高，詩文書畫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爲“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藝術表現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世有巨大影響，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畫學文同，論畫主張神似，提倡“士人畫”。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

坡樂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