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8-12 16:14:07
出自宋代辛棄疾的《水調歌頭·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複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爲我楚舞,聽我楚狂聲?餘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人間萬事,毫發常重泰山輕。悲莫悲生離别,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
譯文及注釋譯文 長恨啊!實在更長恨!我把它剪裁成《短歌行》。及時唱歌行樂吧!什麽人了解我,來爲我跳楚舞?聽我唱楚狂人接輿的《鳳兮》歌?我在帶湖既種了九畹的蘭花,又栽了百畝的蕙,到了秋天可以吃菊花的落花。在我的門外有滄浪的清水可以洗我的絲帶。 請問:一杯酒與身後名譽,哪一件重要?身後名當然重要。但是,現今是人間萬事都是本末倒置,毫發常常是重的,而泰山卻倒很輕。最悲傷也沒有比生離死别更悲傷的,最歡樂也沒有比結識了一個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更歡樂的。這是古今以來兒女的常情。富貴不是我謀求的事,還是回到帶湖的家去,與我早已訂立過同盟的老朋友白鷗聚會的好。
注釋水調歌頭:詞牌名,又名“元會曲”“台城遊”“凱歌”“江南好”“花犯念奴”等。雙調,九十五字,平韻(宋代也有用仄聲韻和平仄混用的)。相傳隋炀帝開汴河自制《水調
調歌》,唐人演爲大曲, “歌頭”就是大曲中的開頭部分。壬子:指紹熙三年(1192年)。陳端仁:即陳岘,字端仁,閩縣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曾先後任平江守、兩浙轉運判官、福建市舶。淳熙九年在四川安撫使任上罷職回家。給事,給事中,官名。爲門下省。宋制,門下省的給事中有四人,掌管:侍從規谏,掌讀中外出納,日編章奏目錄以進,駁正政令失當,考其稽違而糾正之。(見《宋史·職官志》門下省條)長恨複長恨二句:長恨,即《長恨歌》。白居易《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進,此恨綿綿無絕期。”《短歌行》,樂府平調曲名。《樂府解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來臨觞。’皆言當及時爲樂。”何人爲我楚舞二句:《史記·留侯世家》:漢高祖劉幫欲廢呂後的兒子,另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玉爲太子,事情沒有成。“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楚狂聲,楚國的狂人接輿的《鳳兮歌》。接輿曾路過孔子的門口,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見《論語·微子篇》)餘既滋蘭九畹三句:《離騷》:“餘既滋蘭 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朝飲木蘭之墜 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門外滄浪
水二句:《孟子·離屢篇》:“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纓,絲帶子。這兩句的意思是:對清水、濁水态度要明确,不要然然可可。表示了他剛正清高的品德。毫發常重泰山輕:這是說人世間的各種事都被颠倒了。悲莫悲生離别三句:屈原《楚辭·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離别,樂莫樂兮新相識。”這裏是對陳端仁說的。表示對陳端仁有深厚的感情。富貴非吾事二句:陶淵明《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鑒賞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是一首感時撫事的答别之作。
此詞上片分兩層,前兩韻是第一層,直接抒寫詩人的“長恨”和“有恨無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長恨複長恨,裁作短歌行”句開篇,乍看似覺突兀;其實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戰亂不息,被占區人民處在金人統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卻非但不圖恢複,還對主張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壓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擊。這對于一個志在恢複的愛國者來說,不能不爲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長恨”,在“飲餞席上”難以盡言,所以詞人隻能用高度濃縮的語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樂府《平調曲》名,多用作飲
宴席上的歌辭。詞人信手拈來,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點明了題面。“長恨”而“短歌”,不僅造成形式上的對應美,更主要的是顯示出那種恨不得盡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緻。“何人爲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一句,合用了兩個典故。據《史記·留侯世家》載,漢高祖劉邦“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由于留侯張良設謀維護太子,此事隻好作罷,戚夫人因向劉邦哭泣,劉邦對她說:“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中表達了劉邦事不從心、無可奈何的心情。又《論語·微子篇》載,楚國隐士接輿曾唱歌當面諷刺孔子迷于從政,疲于奔走,《論語》因稱接輿爲“楚狂”。辛棄疾在這裏運用這兩個典故,目的是爲了抒發他雖有滿腔“長恨”而又無人理解的悲憤,一個“狂”字,更突出了他不願趨炎附勢、屈從權貴的耿介之情。從遣詞造句看,這一韻還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語氣出之,大大增強了詞句的感人力量;而“爲我楚舞”,“聽我楚狂聲”,反複詠言,又造成一種一唱三歎,回腸蕩氣的藝術效果。詞人在直抒胸臆以後,緊接着就以舒緩的語氣寫道:“餘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一韻三句,均用屈原《離騷》詩句。前兩句徑用屈原原句,隻是“蘭”字後少一“之”字,“畹”字後少一
“兮”字。“餐英”句則從原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來。蘭、蕙都是香草,“滋蘭”、“樹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養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節。而“飲露”、“餐英”,則是以飲食的芳潔比喻品節的純潔和高尚。作者在這裏引用屈原詩句,并用“滋蘭”、“樹蕙”之詞,顯然是爲了表達自己的志節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謗、賢而見逐的情況下,仍然堅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執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詞人在遭朝中奸臣讒言排擠,被削職鄉居的情況下,依然不變報國之志,表明自己決不肯随波逐流與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句,仍承前韻詞意,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己的志節和操守。這裏又用一典。《楚辭·漁父》中說,屈原被放逐,“遊于江潭”,“形容枯槁”,漁父問他爲什麽到了這種地步,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讨其苦。屈原說:“甯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漁父聽後,一邊搖船而去,一邊唱道:“滄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勸屈原要善于審時度勢,采取從時随俗的處世态度
。詞人化用此典,意在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志節情操。
下片頭三句“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遙應篇首,意在抒發自己理想無從實現的感慨,情緒又轉入激昂。據《世說新語·任誕》載,西晉張翰(字季鷹),爲人“縱任不拘”,有人問他:“卿乃可縱适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他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詞人用張翰的典故,乃是牢騷之氣。
他的抗金複國理想難以實現,志業難遂,還要那“身後”的虛名幹什麽!詞人爲什麽會發此牢騷呢?辛棄疾接着寫:“人間萬事,毫發常重泰輕。”這一韻是全詞的關鍵所在,道出“長恨複長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爲南宋統治集團輕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顧,而一味地苟且偷安。這是詞人對南宋小朝廷腐敗政局的嚴厲批判和憤怒呼喊。最後兩韻是下片第二層,通過寫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詞人的情緒這時又漸漸平靜下來。前三句寫惜别,用屈原《九歌》點明恨别樂交乃古往今來人之常情,表明詞人和餞行者陳端仁的情誼深厚,彼此都不忍離别之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一句,又引用兩個典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雲:“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陶淵明生于東晉末葉,社會動亂,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質性自然”(《
歸去來兮辭序》),“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因有是辭。這裏詞人引用陶詩,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臨安并不是追求個人榮利,并且也不想在那裏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歸與白鷗盟”,是作者從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據《列子·黃帝篇》載,相傳海上有位喜好鷗鳥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與鷗鳥相遊處,後遂以與鷗鳥爲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沒雲水間的隐居生活。在這裏,詞人說歸來與鷗鳥爲友,一方面表明自己甯可退歸林下,也不屑與投降派爲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陳端仁之意。
與一般的離别之詞不同,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雖是答别之詞,卻無常人的哀怨之氣。通觀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滿全詞的是他感時撫事的悲恨和憂憤,而一無凄楚或哀怨。詞中的聲情,時而激越,時而平靜,時而急促,時而沉穩,形成一種豪放中見沉郁的藝術情緻。此外,詞中還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不僅豐富了詞的含蘊,而且對抒發詞人的志節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創作背景辛棄疾于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初,辛棄疾出任福建提點刑獄。是年冬天,被宋光宗趙淳召見,由三山(今福建福州)赴臨安。雖然新年将到,也隻得立即起程,當時正免官家居的陳岘(字端仁)爲他設宴餞行。在陳端仁爲
他餞行的宴會上,寫了這首詞。
作者簡介辛棄疾(1140-1207),南宋詞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號稼軒,漢族,曆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時,中原已爲金兵所占。21歲參加抗金義軍,不久歸南宋。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東安撫使等職。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論》與《九議》,條陳戰守之策。其詞抒寫力圖恢複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對當時執政者的屈辱求和頗多譴責;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由于辛棄疾的抗金主張與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後被彈劾落職,退隐江西帶湖。
出自宋代辛弃疾的《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译文及注释译文 长恨啊!实在更长恨!我把它剪裁成《短歌行》。及时唱歌行乐吧!什么人了解我,来为我跳楚舞?听我唱楚狂人接舆的《凤兮》歌?我在带湖既种了九畹的兰花,又栽了百亩的蕙,到了秋天可以吃菊花的落花。在我的门外有沧浪的清水可以洗我的丝带。 请问:一杯酒与身后名誉,哪一件重要?身后名当然重要。但是,现今是人间万事都是本末倒置,毫发常常是重的,而泰山却倒很轻。最悲伤也没有比生离死别更悲伤的,最欢乐也没有比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更欢乐的。这是古今以来儿女的常情。富贵不是我谋求的事,还是回到带湖的家去,与我早已订立过同盟的老朋友白鸥聚会的好。
注释水调歌头:词牌名,又名“元会曲”“台城游”“凯歌”“江南好”“花犯念奴”等。双调,九十五字,平韵(宋代也有用仄声韵和平仄混用的)。相传隋炀帝开汴河自制《水调
调歌》,唐人演为大曲, “歌头”就是大曲中的开头部分。壬子:指绍熙三年(1192年)。陈端仁:即陈岘,字端仁,闽县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曾先后任平江守、两浙转运判官、福建市舶。淳熙九年在四川安抚使任上罢职回家。给事,给事中,官名。为门下省。宋制,门下省的给事中有四人,掌管:侍从规谏,掌读中外出纳,日编章奏目录以进,驳正政令失当,考其稽违而纠正之。(见《宋史·职官志》门下省条)长恨复长恨二句:长恨,即《长恨歌》。白居易《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进,此恨绵绵无绝期。”《短歌行》,乐府平调曲名。《乐府解题》:“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晋陆机‘置酒高堂,悲来临觞。’皆言当及时为乐。”何人为我楚舞二句:《史记·留侯世家》:汉高祖刘帮欲废吕后的儿子,另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玉为太子,事情没有成。“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楚狂声,楚国的狂人接舆的《凤兮歌》。接舆曾路过孔子的门口,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见《论语·微子篇》)余既滋兰九畹三句:《离骚》:“余既滋兰 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朝饮木兰之坠 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门外沧浪
水二句:《孟子·离屡篇》:“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缨,丝带子。这两句的意思是:对清水、浊水态度要明确,不要然然可可。表示了他刚正清高的品德。毫发常重泰山轻:这是说人世间的各种事都被颠倒了。悲莫悲生离别三句: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识。”这里是对陈端仁说的。表示对陈端仁有深厚的感情。富贵非吾事二句:陶渊明《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鉴赏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
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
“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
。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
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创作背景辛弃疾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初,辛弃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是年冬天,被宋光宗赵淳召见,由三山(今福建福州)赴临安。虽然新年将到,也只得立即起程,当时正免官家居的陈岘(字端仁)为他设宴饯行。在陈端仁为
他饯行的宴会上,写了这首词。
作者简介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汉族,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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