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宋代曾鞏的《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複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緻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爲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裏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

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滞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闳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曾鞏十分仰慕歐陽修的道德文章。公元1046年（宋仁宗慶曆六年）夏，曾鞏寫信請歐陽修爲已故的祖父曾緻堯作一

篇墓碑銘。當年，歐陽修寫好《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谏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曾鞏即寫此信緻謝。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慶曆七年），作者29歲。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漢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後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緻堯之孫，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爲“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協、曾敦）之一。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