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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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詩作于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除夕。秦觏，字少章，北宋著名詞人秦觀之弟，這一年與詩人同在京師，交往密切。除夕之夜，詩人置酒待客，與朋友們一起開懷暢飲。正當酒酣耳熱之際，詩人卻想起了自己的遭遇。于是趁着酒興，發發牢騷，把滿肚皮的不合時宜對朋友傾洩一番，希望這樣能讓自己過得心情舒暢一點。

　　詩一開頭，便直言不諱地和盤端出詩人的牢騷和不平：“歲晚身何托？燈前客未空。”明亮的油燈前，客人們正在興高采烈地喝酒猜拳。這些客人們大都已得到了一官半職，生活有了着落，所以他們是那樣無憂無慮。而詩人這一年又過去了，依然像無根的浮萍，随風飄蕩，無所依托。據史傳記載，詩人早年受業于曾鞏，得到器重。1081年（宋神宗元豐四年），曾鞏推薦他作爲自己的助手參與修史，但朝廷以他是未做官的“白衣”而拒絕了。1083年（元豐六年），曾鞏去世。此時，詩人雖先後又結識了蘇轼、張耒等人，但生活一直無着，甚至貧窮得無力養家，妻子和三兒一女隻得随他的嶽父郭概去了四川，而他隻得孤苦零丁，獨自一人生活。除夕之夜，本應合家團聚，可妻子兒女卻在遠方，難以相見；一年終了，詩人托身何處仍無結果，心中感到抑郁不平。

　　“半生憂患裏，一夢有無中。”這一年，詩人已三十四歲。古人說：“三十而立。”而詩人的半輩子卻在憂患中度過，雖有才華，卻無處施展；雖有抱負，卻無法實現，隻好在夢中尋求理想，尋求安慰。可夢境和現實截然相反。“有”，是指夢境，“無”，是指現實。夢中，抱負有地方施展，理想有可能實現，還有歡笑、有團圓、有衣食、有房舍……應有盡有；而現實中卻一無所有。

　　“發短愁催白，顔衰酒借紅。”嚴酷無情的現實粉碎了詩人美好的夢幻。眼見光陰流逝，愁白了頭。這裏說“發短愁催白”，他的頭上不一定真有白發；說“顔衰酒借紅”，他的顔面也不一定真的如此衰老。詩人這年才剛剛三十出頭，在作于同年的《次韻答邢居實》中，詩人也說：“今代貴人須白發，挂冠高處未宜彈。”王直方以爲“元祐（指1086-1094）中多用老成”，所以蘇轼、陳師道、秦觀皆有“白發”句（《王直方詩話》）。詩人此寫愁催白發，酒助紅顔，無非是表示愁之深、心之苦罷了。杜甫、白居易、蘇轼、鄭谷等人都曾寫過類似的詩句，但詩人此聯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對仗更工整，且恰如其分地表現了詩人當時的窘況，帶上了他個人特有的主觀色彩，故而“無已初出此一聯，大爲諸公所稱賞”（《王直方詩話》），胡仔更以爲是“以一聯名世者”（《苕溪漁隐叢話》後集卷二）。

　　“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愁不能勝，苦不堪言，滿腹牢騷，無人訴說。座中隻有當時也是“布衣”的秦少章與詩人遭遇處境略同，可以作爲他的知音了。所以在發洩了一肚子的不平之氣後，詩人和秦少章一起唱和，兩個“潦倒略相同”的人，用歌聲來排遣滿腹愁緒。這一晚是除夕之夜，他們隻希望來年再努力了。全詩針對題目收住，把前面的意思放開，在低沉壓抑的氣氛中透露出一絲亮光，卻正襯出詩人無可奈何的心情。

　　詩中體現了詩人不幸的遭遇和愁苦的心境，也體現了詩人那種對理想執着追求的精神。詩人并非僅僅哀歎時光的流逝，他做夢也希望能一展平生抱負，他爲理想不能實現而郁郁不樂，而憤憤不平。此詩正是他的一曲高唱。故紀昀評價說：“神力完足，斐然高唱，不但五六佳也。”（《瀛奎律髓刊誤》卷十六）

　　此詩作于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除夕。秦觏，字少章，北宋著名詞人秦觀之弟，這一年與詩人同在京師，交往密切。除夕之夜，詩人置酒待客，與朋友們一起開懷暢飲。正當酒酣耳熱之際，詩人卻想起了自己的遭遇。于是趁着酒興，發發牢騷，把滿肚皮的不合時宜對朋友傾洩一番，希望這樣能讓自己過得心情舒暢一點。

　　詩一開頭，便直言不諱地和盤端出詩人的牢騷和不平：“歲晚身何托？燈前客未空。”明亮的油燈前，客人們正在興高采烈地喝酒猜拳。這些客人們大都已得到了一官半職，生活有了着落，所以他們是那樣無憂無慮。而詩人這一年又過去了，依然像無根的浮萍，随風飄蕩，無所依托。據史傳記載，詩人早年受業于曾鞏，得到器重。1081年（宋神宗元豐四年），曾鞏推薦他作爲自己的助手參與修史，但朝廷以他是未做官的“白衣”而拒絕了。1083年（元豐六年），曾鞏去世。此時，詩人雖先後又結識了蘇轼、張耒等人，但生活一直無着，甚至貧窮得無力養家，妻子和三兒一女隻得随他的嶽父郭概去了四川，而他隻得孤苦零丁，獨自一人生活。除夕之夜，本應合家團聚，可妻子兒女卻在遠方，難以相見；一年終了，詩人托身何處仍無結果，心中感到抑郁不平。

　　“半生憂患裏，一夢有無中。”這一年，詩人已三十四歲。古人說：“三十而立。”而詩人的半輩子卻在憂患中度過，雖有才華，卻無處施展；雖有抱負，卻無法實現，隻好在夢中尋求理想，尋求安慰。可夢境和現實截然相反。“有”，是指夢境，“無”，是指現實。夢中，抱負有地方施展，理想有可能實現，還有歡笑、有團圓、有衣食、有房舍……應有盡有；而現實中卻一無所有。

　　“發短愁催白，顔衰酒借紅。”嚴酷無情的現實粉碎了詩人美好的夢幻。眼見光陰流逝，愁白了頭。這裏說“發短愁催白”，他的頭上不一定真有白發；說“顔衰酒借紅”，他的顔面也不一定真的如此衰老。詩人這年才剛剛三十出頭，在作于同年的《次韻答邢居實》中，詩人也說：“今代貴人須白發，挂冠高處未宜彈。”王直方以爲“元祐（指1086-1094）中多用老成”，所以蘇轼、陳師道、秦觀皆有“白發”句（《王直方詩話》）。詩人此寫愁催白發，酒助紅顔，無非是表示愁之深、心之苦罷了。杜甫、白居易、蘇轼、鄭谷等人都曾寫過類似的詩句，但詩人此聯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對仗更工整，且恰如其分地表現了詩人當時的窘況，帶上了他個人特有的主觀色彩，故而“無已初出此一聯，大爲諸公所稱賞”（《王直方詩話》），胡仔更以爲是“以一聯名世者”（《苕溪漁隐叢話》後集卷二）。

　　“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愁不能勝，苦不堪言，滿腹牢騷，無人訴說。座中隻有當時也是“布衣”的秦少章與詩人遭遇處境略同，可以作爲他的知音了。所以在發洩了一肚子的不平之氣後，詩人和秦少章一起唱和，兩個“潦倒略相同”的人，用歌聲來排遣滿腹愁緒。這一晚是除夕之夜，他們隻希望來年再努力了。全詩針對題目收住，把前面的意思放開，在低沉壓抑的氣氛中透露出一絲亮光，卻正襯出詩人無可奈何的心情。

　　詩中體現了詩人不幸的遭遇和愁苦的心境，也體現了詩人那種對理想執着追求的精神。詩人并非僅僅哀歎時光的流逝，他做夢也希望能一展平生抱負，他爲理想不能實現而郁郁不樂，而憤憤不平。此詩正是他的一曲高唱。故紀昀評價說：“神力完足，斐然高唱，不但五六佳也。”（《瀛奎律髓刊誤》卷十六）

陳師道（1053～1102）北宋官員、詩人。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後山居士，漢族，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元祐初蘇轼等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曆仕太學博士、穎州教授、秘書省正字。一生安貧樂道，閉門苦吟，有“閉門覓句陳無己”之稱。陳師道爲蘇門六君子之一，江西詩派重要作家。亦能詞，其詞風格與詩相近，以拗峭驚警見長。但其詩、詞存在着内容狹窄、詞意艱澀之病。著有《後山先生集》，詞有《後山詞》。

陳師道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父陳洎，官至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父親陳琪，官至國子博士通判绛州。到陳師道時，家境已衰落，《先夫人行狀》雲：“先君以家赀讓群弟蓄孤振窮，欲死恤終。夫人同之，不以累其夫。先君卒貧，不能家，夫人以大家子就下養，人以爲憂，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子，年高而家益貧。”

陳師道早年娶郭概之女爲妻，迫于生計，妻女皆在嶽父家就食。16歲時從師曾鞏。當時朝廷用王安石經義之學以取士，陳師道不以爲然，不去應試。元豐四年（1081），曾鞏奉命修本朝史，薦陳師道爲屬員，因其布衣而未果。太學博士正錄薦師道爲學錄，他推辭不就。當時的執政大臣章惇曾托秦觀緻意，讓陳師道往見，準備加以薦舉，他卻回答：“士不傳贽爲臣，則不見于王公。”（《與少遊書》），拒不谒見。

元祐二年（1087），當時任翰林學士的蘇轼與傅堯俞、孫覺等推薦他任徐州州學教授。四年，蘇轼出任杭州太守，路過南京（今河南商丘），陳師道到南京送行，以擅離職守，被劾去職。不久複職，調颍州教授。當時蘇轼任颍州太守，希望收他爲弟子。陳師道以“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婉言推辭。但蘇轼不以爲忤，仍然對他加以指導。紹聖元年（1094），他被朝廷目爲蘇轼餘黨，罷職回家。他家境貧寒，但仍專力寫作，欲以詩文傳于後世。元符三年（1100），複除棣州教授，赴任途中，改除秘書省正字，未上任即卒。

陳師道的文學成就主要在詩歌創作上。他自己說：“于詩初無詩法。”後見黃庭堅詩，愛不釋手，把自己過去的詩稿一起燒掉，從黃學習，兩人互相推重。江西詩派把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列爲“三宗”，其實陳師道隻是在一段時期内學習過黃庭堅的詩風，其後就發現黃庭堅“過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後山詩話》），因而緻力于學杜。對于他學杜甫所達到的境界，黃庭堅也表示欽佩，曾對王雲說，陳師道“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王雲《題後山集》）。方回的《瀛奎律髓》有“一祖三宗”之說，即以杜甫爲祖，三宗便是黃庭堅、陳師道和陳與義。方回并說：“老杜詩爲唐詩之冠，黃、陳詩爲宋詩之冠。”，大體上說，陳師道的詩由于受黃庭堅的影響，做詩要“無一字無來曆”，但他的學問不如黃庭堅，需要“拆東補西裳作帶”（《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不免顯得竭蹶。而在學杜這一方面，也僅僅專緻于形式格律，所以雖然形式上能有所肖似，卻往往缺乏杜甫的深沉雄健。他學杜比較成功的是五七言律詩，例如“歲晚身何托，燈前客未空。半生憂患裏，一夢有無中。發短愁催白，顔衰酒借紅。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除夜對酒贈少章》）；“斷牆著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剩欲出門追語笑，卻嫌歸鬓逐塵沙。風翻蛛網開三面，雷動蜂窩趁兩衙。屢失南鄰春事約，至今容有未開花。”（《春懷示鄰裏》）。前者可以看出他在追步杜詩的句法上所下的工夫，後者則近似杜詩中的遣興體格。他的五古用力刻畫，要求辭意獨造，但生硬處仍不脫江西派的習氣。他也有一些感情樸摯的詩，如“極喜不得語，淚盡方一哂。”（《示三子》）；“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慮。”（《送外舅郭大夫夔西川提刑》）。後一首詩對外舅提出規勸，方回評爲“學老杜此其逼真者，枯淡瘦勁，情味深幽。”（《瀛奎律髓》）。他的詩也有寫得恬淡而有味的，如“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絕句》)；也有寫得風流華美的，如：“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卷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放歌行》），可惜不多見。相傳他做詩用力極勤，平時出行，有詩思，就急歸擁被而卧，詩成乃起。有時呻吟累日，惡聞人聲，所以黃庭堅稱之爲“閉門覓句陳無己”（《病起荊江亭即事》）。這種嚴肅的創作态度值得肯定，但他的詩作思想深度不夠和時見拗澀。

陳師道于詞頗自推許，自稱“餘它文未能及人，獨于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書舊詞後》）。但他現存的作品，很少精彩之作，不能和他自己的估價相稱。他的散文較有成就， 紀昀評爲“簡嚴密栗，實不在李翺、孫樵下。”（《四庫全書總目》）。

陳師道有《後山詩話》，提出“詩文甯拙毋巧，甯樸毋華，甯粗毋弱，甯僻毋俗”，依然和黃庭堅的主張一脈相通。又說：“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抟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論奇正的關系頗有見地，可惜他的創作實踐和自己的理論不盡相符。由于此書中對蘇轼、黃庭堅、秦觀都有不滿之詞，《四庫全書總目》以爲“殊不類師道語”，則似失之拘泥。但書中有陳師道死後的事情，當出于後人的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