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兩漢晁錯的《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财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廪，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

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赢，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

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複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複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複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甯；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漢文帝即位後奉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重視農桑，促進了農業的繁榮和商業的發展。但由此也産生了因商業發展而導緻谷賤傷農，使階級矛盾日趨激化。針對這一問題，晁錯上了這篇奏疏，全面論述了“貴粟”（重視糧食）的重要性，提出重農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張。

晁錯（前200年----前154年），

是西漢文帝時的智囊人物，漢族，颍川（今河南禹縣城南晁喜鋪）人。漢文帝時，晁錯因文才出衆任太常掌故，後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師）、賢文學。在教導太子中受理深刻，辯才非凡，被太子劉啓（即後來的景帝）尊爲“智囊”。因七國之亂被腰斬于西安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