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

出自兩漢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裏。’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

》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缧绁。乃喟然而歎曰：“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隐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司馬遷（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

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爲史遷、太史公、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爲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