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语

民以食爲天，食不同天也不同，食能劃分人的等級。曾幾何時，商品糧不是商品，而是城市人身份的象征。生産糧食的鄉下人夢寐以求的卻是能吃上商品糧。1980年的高考錄取通知書，就讓我這個鄉下人實現了吃商品糧的夢想。而就在要吃商品糧的那個早晨，我還在晨霧缭繞的田地裏忙着播種來年的口糧。

把剩下的半布袋麥種背回家時，父親正在呼嗒呼嗒拉着風箱做飯，炊煙掩飾不住他臉上興奮的光。我心急火燎地收拾着行囊。頭頂上的塵土還未洗淨，父親就把面條端在了面前。

酽酽的秋意讓發野的太陽沒了脾氣，汗流浃背地趕到縣城汽車站時，許多人正圍着僅有的一輛客車擠的不可開交。把行李扔上車頂後我就去擠，接近車門時，父親雙手使勁把我推進了車内，于是就離開了養育我十七年的土地。這一走就是二十幾年。

和所有進城農民一樣，憨頭憨腦地行走在陌生的大街上，與我好奇目光相碰撞的是城市人那高傲睥睨的目光，這與我在村裏處處受到羨慕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自尊心也開始波動跌宕。

沒有多少人知道我是來這裏讀書的，在他們眼裏我和那些民工一樣是來城市讨飯的土包子，一路所遇，盡是冷眼相向，即使問路，對方先愣一眼，然後硬梆梆扔給一句：不知道。高鄉下人一等的優越感暴露無遺，我心裏就罵：橫***個啥，往上刨幾輩沒準兒你祖宗比農民還農民哩，腦袋上高粱花子還沒丢掉，轉臉就不認人了。罵歸罵，心裏不由自主地向自卑的方面傾斜，誰讓咱是農民出身呢。所以，意識裏我從不敢把自己與城市密切相關，覺得城市永遠是城市人的城市，像我這樣還沒有洗淨泥腿的鄉下人充其量是城市的一個過客。于是，懷着對城市的畏懼，匆匆念完了師專的全部課程，當别人爲留城而絞盡腦汁時，我很自然地回到了曾經讀書的鄉下中學，搖身一變成了老師，以前曾經在下邊戰戰兢兢接受老師提問的我，趾高氣揚地走上了講台。此時，在城市人面前傾斜的自尊，在這兒又扶了起來，心理找到暫時的平衡。城市人看我是鄉下人，鄉下人看我是城市人，靈魂無依的尴尬成了那時我們這一部分人的鮮明特征。

盡管成了吃皇糧的公家人，可走下講台我仍是一個農民，依然光着膀子和父親并肩在自家的責任田勞作，雖然算不上種莊稼的好把式，可犁、鋤、耪、耙我都能來幾下子，一二百斤的糧食布袋扛起來健步如飛。

當父親的腰一天天彎下來的時候，我與土地也越來越疏遠了。先是進了縣城，後來又進了那個曾冷漠我的城市。與當初父親送我情景不同，這幾次父親的雙手已無能爲力再從背後給我加一把勁了，雖然我有時特别需要借助外力來推動自己的前程，可總是茫然無助。

城市還是那副德行，對我不冷不熱。不過這次我不再是過客，是長期駐紮，用《沙家浜》上的一句話：這次回來老子就不走啦。

後來能夠調到城市工作是我沒有想到的。因爲地區廣電局面向全區僅招聘五名編輯記者，競争相當激烈。許多有門路的盡管考試成績不行，可都比我們進去的早。其實那時我并不多麽願意到城市來。我是偷偷報的名，主要是怕考不上領導對自己有看法，再者當時我所在的單位經濟條件較好，縣城距老家又近，照顧老父親方便，所以被錄取後一直猶豫着遲遲沒辦手續，要不是後來發生一件陰差陽錯的事情，可能我還要猶豫。

那是1988年秋。考上後的一段時間我仍在原單位上班，一天一個朋友打來電話，問我爲啥在地區電台上班了人還不走。當時問了我一愣，在朋友指點下我找來《邯鄲日報》一看，報紙右上角有一條省領導到武安師範慰問教師的消息，最後署名竟是本報記者王登禹和地區電台記者崔東彙。我沒有去呀，怎麽會有我的名字？正納悶，單位領導拿着報紙找上了門，明着是恭喜，要爲我送行，話裏卻帶有責問：你都到電台上班了，還在咱這小地方呆着幹啥？我被錄取消息已在單位傳開，白紙黑字又分明寫着我的名字，可我又一頭霧水，欲辯難言。後來打聽清楚，地區電台有個記者叫崔繼東，那天他跟王登禹老師一塊采訪，我平時寫新聞稿與王老師熟悉，而崔繼東與王老師不熟，寫完稿子署名時，王老師一不留神把崔繼東寫成了崔東彙。雖是一個誤會，卻把我逼到了非走不可的境地，于是這才下了決心。

後來反思自己對城市畏懼的原因才明白，不是城市冷漠，是我這鄉下人的習性讓城市感到别扭。剛到電台上班時就有人指着我悄悄說：這家夥一看就是從農村來的。要知道，此時我已參加工作六年了，在鄉親們眼裏我已是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了，可還有城市人不認同我。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骨子裏的東西是最根深蒂固的。

好在我沒有那麽多的虛僞，從不掩飾自己是農民出身，不像有的同胞本來是農民出身，可總是遮遮掩掩不敢提“農民”兩個字，仿佛這兩個字就是僞劣産品的标簽，貼上了就低人一等，。盡管如此，我也不原讓人說鄉下人如何如何。記得去一個老鄉家串門，因爲老鄉熱情挽留，兩人就多聊了一會兒，剛告别其家門，就聽老鄉的女兒責怪其父親：你們鄉下人怎麽見了面話就那麽多。城市人瞧不起鄉下人也許還情有可原，可連鄉下人的後代都瞧不起鄉下人，确實讓我傷心。據我所知，即使在這個曆史悠久的城市，純種的市民也是微乎其微的，所居者大多是鄉下移民的後代，祖宗的骨頭還在鄉下埋着，轉眼就讨厭鄉下人，恐怕不單單是鄉下人的悲哀吧。

入鄉随俗，在城市就按城市的規矩來，我曾嘗試着改變自己，盡可能向城市靠攏，時不時學說幾句普通話，衣着打扮盡可能向流行的看齊，可這些刻意的外在的模仿，反而常常導緻不倫不類的尴尬。1991年從北京辦事回來，在火車上與内蒙古一個小夥子坐在了一起，我用連自己都感到别扭的普通話與之交談，問到我的籍貫，小夥子認真地猜測：聽口音你好象是浙江人吧。小夥子一句話不但把我從河北扔到了浙江，也把我學普通話的積極性澆了個一幹二淨。我很少穿西服，這次出差狠狠心在北京西單花了七十六元買了一套減價處理的淺灰色西服，穿上後自我感覺良好，在猜我做什麽工作時，小夥子仔細打量了我一番，說：你是個體小老板。我問他爲何這麽說。小夥子說：看你這将軍肚不象一般農民，看你這身打扮，知道你不是城市人。種種努力都很難使自己融入城市，所以在城市工作了兩三年我仍有調回縣城的打算。

人居鬧市，心在鄉下。在城市上下樓鄰居見面可以不說話，見了進城賣菜的鄉親，總是願意多聊幾句，聽一聽村裏的新鮮事，問一問莊稼收成情況，心裏很是舒坦。由此把對鄉親的感情擴展到了全部鄉下人。知道鄉下人不易，買菜我從來不讨價還價，以緻于屢屢上當吃虧。那年一個深秋下着小雨的傍晚，路過菜市場時，見一老漢披着塑料布在雨中瑟瑟發抖，用乞求的目光望着路人，可路人都匆匆而過視而不見，我不由動了恻隐之心，把老漢所剩下的半簍子莴筍連泥帶水全買回了家，不料莴筍根老皮厚，扔了一半，妻子埋怨了我好幾天。

每年一進農曆五月的邊兒，我的心就莫名緊張起來，因爲此時鄉下的麥子已進入成熟期，多年虎口奪糧的緊張，使我養成了這個毛病。天再熱也擔心下雨，下了雨麥子就要減産，盡管父親隻有半畝地，我也不再必須回家幹活兒，可這份割舍不掉的心思常常萦繞于懷。于是在夜深人靜之時，腦子總是不由自主地浮現麥收情景，田野濃濃的豐收氣息遙遙誘惑着我的心，尖尖的麥芒在柔柔地紮着我的肌膚，整個田野金燦燦的希望，讓我這個一事無成的人感到留戀。

如果不是考上學，我将永遠是麥田裏揮汗如雨的一個。當我從麥田走進城市，便失去了土地的營養；當我的雙腳從城市小心翼翼邁入鄉間，看着麥場上一堆堆麥子，心中就有一種空蕩蕩的感覺，這感覺就是對自己二十多年來庸碌的悔恨。春種秋收，一年年的期待，一年年的收獲，盡管周而複始地單調，可土地對汗水的回報畢竟是實在的。而自己的汗水滴在城市堅硬的世俗中，回報的隻是辛苦疲憊，甚至是無端的中傷。

歸去來兮，田園将蕪，重複着陶淵明的無奈，卻不敢有陶淵明的果敢。知道自己是俗人，不得不爲五鬥米折腰。辛辛苦苦的追求，雖然掙脫了面朝黃土背朝天，卻給自己戴上了世俗名利的枷鎖。

沒有蛙鳴蟬嘶，沒有淳樸和甯靜，隻有鋼鐵與水泥摩擦的聒噪。看不見日出日落，隻有機械的晝夜之分。所有的花草都透着造作，所有的田園風光都呆滞在壁畫裏，生動的是經過修飾的笑容，歎息的是忙碌的無奈。

前年的清明節，我和哥哥跟着父親一起到村東的祖墳燒紙。父親指着那大大小小的土堆，用寒風一樣的悲涼語調對我倆說：咱家人百年後都要埋在這裏。看着父親滄桑的臉，看着那些陌生的土堆，我不知道該如何附和父親。土堆裏先人除了爺爺奶奶，其他都是抽象陌生的。使我忿忿不平的是，二十多年了，母親的墳還孤零零地排除在祖墳之外。我清楚，這是鄉間的規矩，隻要父親健在，母親就不能先入祖墳的領地。這歧視性的陋習，使我領略了鄉村淳樸傳統中那不可理喻的一面。

父親訓導我的意思就是怕我忘了生于斯葬于斯的先人，因爲祖墳是家族的萦系，是生命的一種續寫，當然也是我的根脈所在。而來自五湖四海的城市人，活着是城市的一個部件，死了是城市的一朵浮雲，比起世代居住繁衍的鄉下人來，城市人沒有歸宿感，沒有自己的根。

所以，每年的清明節我一定回鄉下老家給已故的先人掃墓燒紙，這既是對他們的安慰懷念，也是讓活着的人知道先人存在的意義。至于我的子孫們如何去做，那是他們的事情，也許他們還念及鄉村這條根系，也許他們幹脆以城市人自居，不再理會我現在的所作所爲，我沒有理由強求他們，因爲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不管如何，他們的祖根在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