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贾谊的“悲剧”。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生》。
李商隐的这首名诗在
评价孝文帝与贾谊的君臣际遇时,显然将孝文帝形容为一个不识才、不纳谏的不明之君,而贾谊则成为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悲剧典型。
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不排除有隐射时政的考虑,但他借贾谊的“悲剧”来做
话题,则很可能是受到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
影响。
司马迁将贾谊与屈原合为一传,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贾谊出贬长沙就是屈原流放汨罗的悲剧翻版。但这并非事实:孝文帝不是顷襄王,
对于贾谊的才华,他自始至终都充满
欣赏;重用贾谊是他从未
放弃过的打算。
当初,因为急于提拔贾谊担任公卿,遂使得他成为列侯功臣发泄
愤怒的标靶。孝文帝将贾谊贬谪长沙,当然有弃车保帅、平息众怒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也有让贾谊暂时
淡出权力核心,避避风头的意思。——吴氏长沙国是当时仅存的异姓诸侯,远离京畿,
不易引人注意。
一年以后,孝文帝罢免了周勃的宰相职务,随即又将贾谊招了
回来,并在宣室接见了他。于是便有了李商隐《贾生》中描
写的那一幕:。
当天,刚刚
收到祭祀福胙的孝文帝跟贾谊聊
起了鬼神的起源。一直聊到夜半,孝文帝的兴致都没有丝毫衰歇。他越听越入迷,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坐席移向了贾谊。在会见结束之后,孝文帝感叹说:“这么
长时间没有
见到贾谊,
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过他了,今天才知道原来还是赶不上!”。
李商隐对孝文帝在这次会见中选择的话题很不满意。他
认为孝文帝
应该抓住这次难得的
机会同贾谊谈一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
问题,没想到汉文帝却选择了不着边际的鬼扯。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孝文帝在政治上日臻成熟的
表现。他没有在这次会见当中急于同贾谊商讨军国大计,应该有两个方
面的考虑:。
其一,贾谊离京的时间并不很长,一年前被功臣集团围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孝文帝应
该是惩于前鉴,才没有单刀直入、问计军国的。他聪明地选择了一
种类似“乒乓外交”的迂回方式来展开谈话,
避免政敌的敏感。孝文帝说“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过他了”,表明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和成熟是有自信的。
其二,在贬谪长沙之前,贾谊的仕途可说是一帆风顺:从帝国最年轻的博士官
起步,一年之内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甚至一度成为公卿也就是总理大臣的后备人选。
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但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的贾谊
是否具备坚韧的意志品質,在被贬长沙之后他会不会日渐消沉,乃至自暴自弃,孝文帝的心里没有底。
因此,在这次接见贾谊的时候孝文帝有必要先做一番考察。“不问苍生问鬼神”,就
是要把孝文帝自己的倾向
隐藏起来,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
评估一番,今天的贾谊还是不是他心中那个才华横溢、计深虑远的青年政治家了?“今天才知道原来还是赶他不上”,孝文帝的感叹
显示,贾谊的这次
面试成绩是优秀的。
既然以优秀的成绩
通过了面试,自然要为贾谊重新
安排工作,而在这个问题上,孝文帝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就在宣室会谈之后不久,孝文帝的任命便下达了:贾谊从长沙王太傅调任梁王刘揖的太傅。
从
表面看,贾谊并没有获得职务上的升迁,只不过从长沙国被调到了梁国。但这次
调动背后的意义却非比寻常:。
梁怀王刘揖是孝文帝最喜欢的小
儿子。鉴于太子刘启的三位哥哥都先后夭折,为防他再
有不测,刘揖极有可能是作为太子的替补人选被封到梁国去的。我之
所以做出这个推断,理由主要是两条:。
其一,孝景帝刘启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十月,栗太子刘荣因故被他废黜。当时窦
太后就曾经向刘启提出,立梁孝王刘武为嗣君。窦太后提出这个建议的考虑,应该同
她的丈夫孝文帝刘
恒大同小异:在诸侯环伺、如履薄冰的形势下,如果刘启因为
意外的原因不能继续执政,
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成年君主来控扼各方势力。在这种特定环境之下,父死子继,不如兄终弟及。
其二,文、景
时期的
前后两任梁王——梁怀王刘揖和梁孝王刘武身份都有特殊性:刘揖是孝文帝最喜欢的小儿子,刘武则是窦
皇后最喜欢的小儿子。皇帝与皇后不约而同地将自己最钟意的少子封到梁国,绝非
偶然。在梁怀王刘揖意外堕马身亡之后,贾谊曾经向孝文帝上书指出:面对着东方日益尾大不掉的刘姓诸王,梁国是藩屏中央、保卫关中最重要的前沿阵地。虽然刘揖无后,但皇帝应该把其他的亲生子调往梁国,否则齐、赵等诸侯将难以控扼。
正
是在贾谊的建议下,孝文帝将淮阳王刘武徙封于梁。当时的梁国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实际
控制大县四十余城。贾谊的这一布局在日后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吴王刘濞率领的叛军正是为梁国的金城汤池所阻,不能越而西进。最终师老兵疲,被周亚夫一举击溃。
梁国的形势如此重要,梁王作为第二嗣君的身份如此特殊,孝文帝将贾谊派往梁国作太傅,显然大有深意。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为什么孝文帝不直接派贾谊担任太子刘启的老师呢?其实这里头的考虑跟孝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初衷是一致的。贾谊是功臣集团的眼中钉,他要是做了太子刘启的老师,传递出的政治信号太敏感。不但贾谊将重新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连太子刘启都有可能成为功臣集团的攻击
对象。
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孝文帝做出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布局:太子刘启和太子家令晁错是未来的皇帝和宰相班子人选,而梁王刘揖和太傅贾谊则是替补皇帝和替补宰相的人选。贾谊头上的这个“替补”标签恰是孝文帝对他的爱护。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忽视的是,晁错能做太子家令,本身就源于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的建议。他
本人也是贾谊削藩
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从上述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贾谊的所谓“悲剧”是不存
在的。仅仅一
年的时间,去长沙兜了一圈回来的贾谊就重新受到了孝文帝的重用。
陆“无韵之《离骚》”。
鲁迅曾经说过,《史记》是“史家之
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前我一直认为这个评价纯是积极的意思,也就是说司马迁发奋着史,其中蕴
含着同《离骚》一样感天动地的悲剧力量。
但是,在仔细分析过《屈原贾生列传》的叙述之后,我的看法发
生了转变。我开始意识到,鲁迅说的其实是
正反两方面的意思:从积极的方面说,《史记》的文笔往往饱含感情,它对仁人志士的记载与
评论足以令千年之后的读者扼腕叹息;但从消极的方面说,也正因为司马迁在着文的过程中寄托了过分
强烈的爱憎,使得他对历史人物的
认识与评价可能偏离相对客观的立场。《贾生列传》正是典型地
暴露出了这个问题。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做了这样的记载:。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这段记载的内容有不少失实之处。
在孝文帝执政的24年里,对皇权形成重大挑战的主要是两方势力:一
是以周勃为代表的开国功臣集团;二是以齐国和淮南国为代表的刘姓诸侯王。孝文帝一生的执政经历也因为同这两方势力的斗争而明显地分为了前后两个
阶段。
在前一阶段的执政过程中,孝文帝的主要精力被
放在了削弱开国功臣的事情上。“列侯就国”与“周勃罢相”是其中的标志性
事件,而这源于贾谊的建议与策划,我已经在前文中说过。
至于后一阶段,对刘姓诸侯的控制与削弱,孝文帝同样是在贾谊的指导精神下进行的。在著名的《治安策》当中,贾谊向孝文帝提出了这样一个斩钉截铁的论断:。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治安策》。
贾谊的论断是:从巩固国家安全和维护
社会稳定的角度说,封建诸侯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政策,因为诸侯国同中央
政府的
矛盾根本不可调和。
不可否认,高祖刘邦逝世前留下的让异姓功臣与同姓诸侯
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曾经为西汉前期的政治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诛灭吕氏的周勃是汉家的功臣还是罪臣?》),甚至孝文帝的
顺利继位都源于这一高祖遗策的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
批评贾谊对封建诸侯的判断太过武断。因为在功臣集团的三巨头陈平、灌婴已经去世,而周勃又被罢废的情况下,功臣集团实质上已经趋于瓦解,他们对刘姓诸侯的制衡作用正在
消失。孝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济北王刘兴居同淮南王刘长的先后谋反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日益
膨胀的诸侯势力正在构成对皇权最严峻的挑战。
贾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及向孝文帝提出了“削藩”的主张。至于具体的策略,一言以蔽之,曰“众建诸侯以少其力”,也就是以“推恩令”的形式将庞
大的诸侯国拆分为若干小国,改变目前强干弱枝的
危险局面。有关这个政策的推行情况,司马迁的记载是:。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这一记载本身就存在着前后矛盾:司马迁说贾谊上书建言诸侯国封地太大,应当削藩,孝文帝对此表示
拒绝。但他又说孝文帝在淮南王刘长死后封他的四个儿子为列侯。
这四个同日封侯的淮南王子,其中三位健在者
后来三分了淮南国的故地,
建立了三个小国。这也就是说封淮南四子为侯这
件事本身就是按照贾谊“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指导思想办的。非但淮南国,高祖
时代留下的最大诸侯国即号称“东秦”的齐国甚至被孝文帝肢解为了六个小国,这更足以证明孝文帝原则上采纳了贾谊的削藩建议而非全盘否决。
至于说在淮南国的封建问题上贾谊同孝文帝
产生了
意见分歧,按照《汉书·贾谊传》的记载,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贬死之后,在如何处置淮南
封国的问题上,孝文帝是希望按照“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办法将淮南国肢解,分封给刘长的儿子们。但贾谊对此表示了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两条:。
其一,淮南王刘长是因为谋反而贬死的,现在朝廷重新分封逆臣的儿子无异于打了自己的脸,天下舆论必将因此提出质疑:
究竟是从前对刘长的谋反案处理错了呢,还是现在分封淮南诸子的决策错了呢?。
其二,刘长的死已经让他的儿子们同孝文帝结
下了杀父之仇,现在就算把他们分封为王。
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也必将因为共同的仇恨而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也就是说“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策略在淮南分封这个特殊问题上不起作用。
孝文帝最终没有接受贾谊的建议很可能是出于对舆论的顾忌。淮南王刘长是孝文帝仅存的同胞兄弟,在决定将他贬往蜀地之前袁盎就曾经
提醒过孝文帝,刘长性情刚烈,一旦被摧折至死,天下人一定会将“杀弟”的罪名扣在皇帝的头上。孝文帝不听,
结果不幸被袁盎言中了。列祖列宗在前,千秋史册在后,孝文帝当然不愿意担这个“杀弟”的恶名,于是硬着
头皮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要为自己的疏漏圆个场,结果却给淮南
地区留下了直到汉武帝时期还反复
发作的诸侯谋反的痼疾。
但是从本质上说,孝文帝同贾谊在淮南问题上的意见相左只是一个局部的技术分歧,而不是宏观的战略分歧,不能因此就说贾谊是怀才不遇,而孝文帝是师心自用。所以班固在《汉书·贾谊传》的论赞中特别批驳司马迁道:。
谊以夭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汉书·贾谊传》。
就像欧阳修在《昼锦堂记》中说的那样,“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只是凡夫俗子对仕途成败的评价标准,至于真正有
理想有情怀的政治家,并不看重爵禄的隆替,而更看重
他们的政治主张能否实现安邦定国的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谊是成功的!。
司马迁对贾谊的“悲剧形象塑造”更像是借别人的酒浇自己的愁。李商隐说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虽然在
典故的
使用上违背了“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的原则,但是从著述体例上说,“诗以言志”,
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情感和志意的,容许主观性解读。可是司马迁的《史记》是正史,从著述体例上
要求“实录”,把客观记载型的正史写得像主观宣泄型的诗歌,就算它是“无韵之《离骚》”,那也已经是违例了。
如果说贾谊的一生
还有遗憾,那么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生命太
过短暂。
无论孝文帝在贾谊
身上寄托了多少期待,无论他怎样费尽心机地保护贾谊,他
无法预测到的是,公元前173年,梁怀王刘揖会不幸坠马,意外身亡。这个意外事件对贾谊的打击非常大。身为太傅的贾谊因为自责过度,在公元前168年黯然离世,死时年仅33岁。
贾谊的死让孝文帝的文治改革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师益友。此后,孤独的
他也曾一度尝试按照贾谊最初给他的建议,“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是公元前163年,赵国人新垣平以望气邪说纹饰太平的把戏被揭穿之后,所托非人的孝文帝绝望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
找到第二个贾谊,他和贾谊未竟的文治更化大业,将留待后来者去继续成就……。
节录自“
知乎”专栏——《晋公子读史记》。
以上就是描写贾谊的诗,如何评价西汉贾谊?的介绍,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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