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7-03 07:32:48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共有兩首，這是其中的第二首。這組詩是1074年（熙甯七年）八、九月間，蘇轼将離杭州通判任時所作。是年，蘇轼三十九歲。他的弟弟蘇轍（字子由）時任齊州掌書記，在濟南。《鹹淳臨安志》：“浮雲嶺，在于潛縣南二十五裏。”（于潛，浙江境内的縣，在臨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蘇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災害，所謂“止水之禱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吳山》）。1074年，京城以東因幹旱鬧蝗災，“餘波及于淮浙”（《上韓丞相論災傷書》）。蘇轼因捕蝗至于潛，作此二詩寄給蘇轍，以抒發自己的抑郁之情。
這一首着重寫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點明時令、景物。重陽将近，溪邊野菊已開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紀行。蘇轼久不登山，這次爲了捕蝗來到這山石高峻的浮雲嶺，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處在壯年，豪情未減，偶爾喝一杯村酒，仍覺得精力有餘。此二句從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揚。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獨自一人在林木蔭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來，一天的疲勞，暫時忘卻，頓覺寵辱不驚，夢魂安穩；然而，這片刻的安閑卻喚起數年來世路奔波的許多回憶：那時局的動蕩，黨派的傾軋，仕途的艱險，以及這場特大蝗災給人民帶來的困苦，他奔走呼號、欲訴無門的憤懑……這一切，湧上心來。詩人用“人間憂患長”五字加以概括，表達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從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揚。全詩經此兩度抑揚，聲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帶出了結尾二句。
結尾緊承“人間憂患長”意，他想到此時這種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處境，忿忿然說：我真想像馮良一樣殺馬毀車，從此遁去，至于所謂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來和我讨論了！《後漢書·周燮傳》載：，一個叫馮良的人，三十歲，爲縣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恥在厮役，因毀車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爲跟一個叫杜撫的學者學習去了。家裏人滿以爲他死了，過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鄉。蘇轼用此事，也和此時山行疲苦、情緒不好有關。“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是孔子的教訓。在封建社會裏，一些持身謹嚴的士大夫對自己的出處進退總是比較認真的。蘇轼弟兄也經常談到這一問題。兩年多以前，蘇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詩中就說：“眼前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去未能。”說他不願奉行新法，隻是由于貪戀君恩，未能決然引去。在捕蝗事後不久，蘇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給蘇轍一首《沁園春》詞又說：“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認爲出仕或歸隐的主動權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時因捕蝗疲苦這一具體事件的觸發，天秤偏到那一端了。這和組詩中第一首的結尾“理蝗餘”的積極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實不然。在蘇轼的思想上，爲人民利益而奔走和爲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驅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兩首詩的結尾各有側重。《烏台詩案》提到“獨眠林下”這四句詩時，蘇轼自己解釋說：“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這正是蘇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變法在曆史上是一種進步，但新法本身并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給農民帶來了不利。因此，不能因爲蘇轼不滿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這兩首詩，更多地體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
這首詩寫的是現實生活給詩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沖擊，抑揚頓挫，感慨遙深，用事精切，寫出了内心深處的難言之情，也是親兄弟間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動人。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共有兩首，這是其中的第二首。這組詩是1074年（熙甯七年）八、九月間，蘇轼将離杭州通判任時所作。是年，蘇轼三十九歲。他的弟弟蘇轍（字子由）時任齊州掌書記，在濟南。《鹹淳臨安志》：“浮雲嶺，在于潛縣南二十五裏。”（于潛，浙江境内的縣，在臨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蘇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災害，所謂“止水之禱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吳山》）。1074年，京城以東因幹旱鬧蝗災，“餘波及于淮浙”（《上韓丞相論災傷書》）。蘇轼因捕蝗至于潛，作此二詩寄給蘇轍，以抒發自己的抑郁之情。
這一首着重寫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點明時令、景物。重陽将近，溪邊野菊已開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紀行。蘇轼久不登山，這次爲了捕蝗來到這山石高峻的浮雲嶺，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處在壯年，豪情未減，偶爾喝一杯村酒，仍覺得精力有餘。此二句從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揚。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獨自一人在林木蔭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來，一天的疲勞，暫時忘卻，頓覺寵辱不驚，夢魂安穩；然而，這片刻的安閑卻喚起數年來世路奔波的許多回憶：那時局的動蕩，黨派的傾軋，仕途的艱險，以及這場特大蝗災給人民帶來的困苦，他奔走呼號、欲訴無門的憤懑……這一切，湧上心來。詩人用“人間憂患長”五字加以概括，表達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從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揚。全詩經此兩度抑揚，聲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帶出了結尾二句。
結尾緊承“人間憂患長”意，他想到此時這種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處境，忿忿然說：我真想像馮良一樣殺馬毀車，從此遁去，至于所謂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來和我讨論了！《後漢書·周燮傳》載：，一個叫馮良的人，三十歲，爲縣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恥在厮役，因毀車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爲跟一個叫杜撫的學者學習去了。家裏人滿以爲他死了，過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鄉。蘇轼用此事，也和此時山行疲苦、情緒不好有關。“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是孔子的教訓。在封建社會裏，一些持身謹嚴的士大夫對自己的出處進退總是比較認真的。蘇轼弟兄也經常談到這一問題。兩年多以前，蘇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詩中就說：“眼前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去未能。”說他不願奉行新法，隻是由于貪戀君恩，未能決然引去。在捕蝗事後不久，蘇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給蘇轍一首《沁園春》詞又說：“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認爲出仕或歸隐的主動權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時因捕蝗疲苦這一具體事件的觸發，天秤偏到那一端了。這和組詩中第一首的結尾“理蝗餘”的積極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實不然。在蘇轼的思想上，爲人民利益而奔走和爲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驅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兩首詩的結尾各有側重。《烏台詩案》提到“獨眠林下”這四句詩時，蘇轼自己解釋說：“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這正是蘇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變法在曆史上是一種進步，但新法本身并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給農民帶來了不利。因此，不能因爲蘇轼不滿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這兩首詩，更多地體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
這首詩寫的是現實生活給詩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沖擊，抑揚頓挫，感慨遙深，用事精切，寫出了内心深處的難言之情，也是親兄弟間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動人。
蘇轼（1037─1101）宋代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出身于有文化教養的寒門地主家庭。祖父蘇序是詩人，父蘇洵長于策論，母程氏親授以書。嘉祐二年（1057）參加禮部考試，中第二名。仁宗殿試時，與其弟蘇轍同科進士及第。因母喪回蜀。嘉祐六年（1061）經歐陽修推薦，應中制科第三等，被任命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任期滿後值父喪歸裏。熙甯二年（1069）還朝任職，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時期。他強調改革吏治，反對驟變。認爲「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因意見未被采納，請求外調，從熙甯四年（1071）起，先後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每到一處，多有政績。元豐二年（1079），禦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蘇轼詩句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以謗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獄。5個月後被貶黃州爲團練副使。元豐八年（1094）哲宗立，任用司馬光，廢除新法。蘇轼調回京都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诰等職，由于與當政者政見不合，再次請調外任。先後任杭州、颍州、揚州知州。後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待讀兩學士。紹聖元年（1094）哲宗親政後，蘇轼又被一貶再貶，由英州、惠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直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才遇赦北歸。死于常州。宋孝宗時追谥文忠。蘇轼政治上幾經挫折，始終對人生和美好事物有着執着的追求。他的思想主體是儒家思想，又吸收釋老思想中與儒家相通的部分，保持達觀的處世态度。文學主張與歐陽修相近。要求有意而言，文以緻用。重視文學的藝術價值。蘇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文學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縱橫恣肆，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并稱「蘇辛」。創作以詩歌爲多，計)2700餘首，題材豐富多樣。詩中表現了對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的關切，特别是對農民的同情。如《荔枝歎》、《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五禽言》、《吳中田婦歎》等。描寫自然景物的詩寫得精警有新意，耐人尋味。如《有美堂暴雨》、《題西林壁》等。詩歌還反映了各地的風土人情和生活畫面，無事不可入詩。寫物傳神，奔放靈動，觸處生春，極富情韻，成一代之大觀。散文成就很高，爲唐宋八大家之一，談史議政的文章氣勢磅礴，善于騰挪變化。叙事記遊的散文既充滿詩情畫意，又深含理趣。《喜雨亭記》、《石鍾山記》、前後《赤壁賦》是其代表作品。詞作多達三百四五十首，突破了相思離别、男歡女愛的藩籬，反映社會現實生活，抒寫報國愛民的情懷。「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包括對農民生活的表現。詞風大多雄健激昂，頓挫排宕。語言和音律上亦有創新。「指出向上一路，而新天下耳目」。在詞的發展史上開創了豪放詞派。代表作品有《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等。愛情詞、詠物詞均有佳作，表現出多樣化的藝術風格。傳世有《東坡全集》、《東坡樂府》。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寒门地主家庭。祖父苏序是诗人，父苏洵长于策论，母程氏亲授以书。嘉祐二年（1057）参加礼部考试，中第二名。仁宗殿试时，与其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因母丧回蜀。嘉祐六年（1061）经欧阳修推荐，应中制科第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期满后值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还朝任职，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期。他强调改革吏治，反对骤变。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因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从熙宁四年（1071）起，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每到一处，多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苏轼诗句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狱。5个月后被贬黄州为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94）哲宗立，任用司马光，废除新法。苏轼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由于与当政者政见不合，再次请调外任。先后任杭州、颍州、扬州知州。后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待读两学士。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后，苏轼又被一贬再贬，由英州、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才遇赦北归。死于常州。宋孝宗时追谥文忠。苏轼政治上几经挫折，始终对人生和美好事物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思想主体是儒家思想，又吸收释老思想中与儒家相通的部分，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欧阳修相近。要求有意而言，文以致用。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创作以诗歌为多，计)2700余首，题材丰富多样。诗中表现了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切，特别是对农民的同情。如《荔枝叹》、《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五禽言》、《吴中田妇叹》等。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写得精警有新意，耐人寻味。如《有美堂暴雨》、《题西林壁》等。诗歌还反映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画面，无事不可入诗。写物传神，奔放灵动，触处生春，极富情韵，成一代之大观。散文成就很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谈史议政的文章气势磅礴，善于腾挪变化。叙事记游的散文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深含理趣。《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是其代表作品。词作多达三百四五十首，突破了相思离别、男欢女爱的藩篱，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抒写报国爱民的情怀。「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包括对农民生活的表现。词风大多雄健激昂，顿挫排宕。语言和音律上亦有创新。「指出向上一路，而新天下耳目」。在词的发展史上开创了豪放词派。代表作品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爱情词、咏物词均有佳作，表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传世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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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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