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论文

　　論文摘要:貞元時期的詩歌創作長期以來爲學界所輕視。其實，它是有其獨特風貌及詩史意義的。詩歌思想格調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數的“由冷變熱”、審美趣味的“由平轉奇”這三個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貞元詩歌疏蕩奇崛的總體特征的同時，也顯示了其從大曆詩風向元和詩風過渡的詩史意義。

　　論文關鍵詞:貞元詩歌 總體特征 詩史意義

　　唐德宗李适在位二十六年(780-805)，其中貞元(其年號)時期長達二十一年(785-805)，因而整個德宗一朝的詩壇可以被稱爲貞元詩壇。早在中唐時代，李肇就在其《國史補》中從詩歌創作角度指出“貞元之風尚蕩’}m。可惜的是，後世在此基礎上對貞元詩風的進一步申說卻中斷了，仿佛隻是一段沒有代表性詩人因而缺乏個性可言的過渡時期，貞元詩壇長久地被絕大多數詩論家和文學史家所漠視。他們或以“大曆體”、“元和體”來遮蔽貞元詩壇的客觀存在;或視之爲處于“大曆之後”、“元和中興“之間而”流于委靡;微不足道的階段，甚至在近年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如中國社科院“中國文學通史系列”之《唐代文學史》、袁行需主編《中國文學史》等)和學術專著(如蔣寅著《大曆詩風》中這種偏頗的看法依然存在。少數論著(如許總著《唐詩史》雖然提及貞元詩風，可惜語焉不詳。實際上，這一時期

期的詩壇既具有由大曆詩風向元和新變的過渡性，又呈現出自身的鮮明風貌。

　　錢起(貞元元年，即785年卒)、李端(貞元二年卒)、韓栩(約貞元三年卒)、劉長卿(貞元四年卒)、戴叔倫(貞元五年卒)、司空曙(貞元六年卒)、韋應物(約貞元七年卒)等大曆詩壇宿将中的大多數人随着各自人生暮年的來臨，在進人德宗朝以後詩歌創作進人了低沉期(韋應物在晚年仍有不少佳作，是個例外)。換句話說，這些詩人詩歌創作的輝煌期主要在大曆時代。到貞元十一年(796)至貞元十六年(800)間，孟郊、韓愈、張籍、李翺等先後在汁州和徐州會合，作爲此後元和詩壇兩大派别之一的韓孟詩派才初步形成。除孟郊以外，韓愈等人在貞元後期(盡管韓在這一時期已逐漸成爲古文運動的領軍人物)詩歌創作的成就還不算很大CsC。而元白一派的興盛比韓孟一派還要晚些，遲至貞元十八年(802)，年輕的白居易、元棋在長安應吏部試期間方始訂交，其時二人作品還不多，名氣也小。其他如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的創作狀況和文學地位也與元白相差無幾。顯而易見，除了年紀較大的孟郊以外，韓、白、元、劉、柳等人到了元和時期才在詩壇大放異彩。

　　其實，貞元詩壇還是有其鮮明的風貌和支柱人物的。上述唐人李肇所雲“貞元之風尚蕩”，語言雖嫌簡略，卻十分明确地将貞元視爲唐詩流變

中的一個獨立階段。此時詩壇的面目既有異于大曆時期的風格趨同，又不同于元和時代的千姿百态，石氏柱其間的詩人爲數雖少卻各具一副筆意。在這二十多年中，“大曆十才子”與地方官詩人群凋零較早(盧綸是個例外，他在貞元年間久佐軍幕并創作了一些優秀的軍旅題材詩篇);方外詩人群主要是顧況、皎然在支撐門戶，台閣詩人前有包信，後有權德輿引領風氣;李益則北上邊塞南遊江淮，詩名揚于天下;值得注意的是，作爲韓孟詩派先驅的孟郊也在貞元後期脫穎而出，“寒”氣逼人。

　　在上述這些詩人中真正具有創作實績，具備詩史意義的當屬從大曆時代走來的顧況、李益與崛起于貞元後期的孟郊三家。顧況在建中初至貞元末先人韓混幕爲判官，再人朝爲校書郎等職，不久被貶爲饒州司戶參軍，最終歸隐受道篆。在這期間，顧況先後創作了大量的題畫詩、音樂詩、山水詩和感懷詩，風格“俗”、“奇”互見，充分反映了詩人的生活熱情和放曠情懷。孟郊從建中元年至貞元二十年經曆了漫遊、應試、爲漂陽尉及辭官等人生轉變，卻因拙于生事，潦倒始終，所以其詩“寒”、“怪”相融，好古守拙的寒士之風洋溢其中，從而引導了韓孟一派的創作風氣。而李益則自建中元年至貞元十六年五度北上從軍，在随後的幾年中又南遊

江淮一帶。這二十餘年是李益詩歌創作的高峰期。其間他創作了數十首悲壯蒼涼的優秀邊塞詩和多首清新優美的描寫江淮風光和反映南國風情的動人詩篇，詩風剛柔相濟。三人在當時鼎足而立，盡管詩風各異，但都精神飽滿，元氣充沛，以各自的優秀詩篇交相輝映，充分展示出貞元詩壇“尚蕩”的獨特風貌。

　　如果說，李肇把大曆詩風概括爲“浮”，把元和詩風概括爲“怪”都有失公允的話，他用一“蕩”字來形容貞元詩風則是比較恰切的。按照筆者的理解，在這裏，“蕩”首先是一種心理狀态，一種處于低沉與振奮之間的臨界性的心理狀态。随着曆史由“大曆低谷”向“元和中興”攀升，人們的内心也由一潭死水逐漸蕩起漣漪而終至波濤澎湃，而貞元時代人們的心态恰恰就處于這個微波蕩漾的階段。進而，這種心理狀态反映到詩歌創作中，便呈現出一種奇崛放任、疏蕩磊落的詩歌風貌，這就是“蕩”字在文學批評方面的主要内涵。這是從“氣骨頓衰”的大曆詩風到百婀争流的元和詩風之間必然要經曆的重要階段。對于“尚蕩”的貞元詩風，可以從“由上返下”、“由冷變熱”、“由平轉奇”三個方面作具體分析。

　　首先，詩人的生活道路、詩歌思想格調“由上返下”。大曆時代的主要詩人，無論是“十才子”還

是江南地方官詩人，其生活範圍基本上是在社會的中上層;而到了貞元時代，處于中堅地位的詩人們則差不多都有社會下層生活的體驗。李澤厚認爲，以兩稅法的國家财政改革爲法律标志，世俗地主日益取代門閥世族，中唐世俗地主在多方面開拓世俗化，在文藝美學領域貴族氣派也随之逐漸讓位于世俗風度川。顧況家門不顯，一生大部分時間是隐居，而他的隐居(晚年人道後除外)隻是遠離名攻利奪之地，對于民間的世俗生活卻是非常親近，這既與他的出身有關，也是受當時盛行于南方的洪州禅之類主張融人日常生活的“世上禅”影響的結果(當時許多的方外詩人如秦系、于鵲、劉方平、皎然等人都是這樣)。就李益而言，雖然出身隴西大姓，但到他的父輩那一代已經門柞衰微，他早年又長期沉迹下僚，尤其是貞元時代北上邊塞南遊江淮的經曆使他接近了下層百姓特别是戍邊士卒的生活，深刻體驗到了他們的愛國情懷和思鄉之苦。和李益有些相似，“大曆十才子”中的盧綸在仕途遭到挫折後，于貞元元年人河中渾城幕爲判官，在長達十餘年幕僚生涯中，既親見軍旅之威武，又深知士卒之苦辛。孟郊一生窮愁潦倒，在人生的絕大部分旅程中，生計甚至比平常百姓還要艱難。“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借車》)，“一步一步乞，半

片半片衣”(《送淡公》)，正是詩人窘困生活的生動寫照。

　　貞元時代的詩人們有了這樣的人生經曆和生活體驗就能寫出反映民生甘苦、士卒哀樂以及其他人間真相的詩篇，就能夠在詩歌中寫出民間氣息和民歌風味。他們的詩作，有的關注百姓命運，如顧況的《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孟郊的《寒地百姓吟》、《織女詞));有的描寫邊塞将士之勇敢、軍旅生涯之苦樂，如李益的衆多邊塞詩以及盧綸的《逢病軍人》等軍旅題材詩;有的同情遭遇婚戀不幸之婦女，如顧況的《棄婦詞》，李益的《雜曲》、《江南曲》等。民間風味和理俗氣息在顧況的詩作中表現得最爲突出，他的《石苔鮮歌》明白如話，《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诙諧土氣，《古仙壇》戲谑天真。在顧況的詩集中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七所載的顧況替秀才續詩的那則轶事，尤其可見顧況詩風理俗放誕的一面。這種理俗氣息在盧綸詩中也有反映，以緻于許學夷對他的《與張摧對酌》有“讀之誠欲嘔吐之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他的《王評事驗馬花燭詩》以及《送道士》也有“頗涉俗格”之評。顯然顧況等的粗豪理俗之作已經開啓了“元輕白俗”(蘇轼《祭柳子玉文》)的先聲。而在上述李益的幾首婦女詩中，民歌風味也是很濃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