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辱母杀人案的精准分析介绍

山東冠縣“辱母殺人案”成爲這幾天的輿論熱點。22歲的于歡和母親蘇銀霞被11名催債人限制人身自由，期間各種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催債人還對蘇銀霞露出下體，最終于歡操起一把水果刀捅刺，緻1死3傷，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對于這件事，有很多專業的分析，今天小編就給大家介紹辱母殺人案的精準分析，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辱母殺人案的精準分析1

辱母殺人案:當親人受辱 是忍受還是抗暴?

(原标題：辱母殺人案：法律如何回應倫理困局)

今天，一篇《刺死辱母者》迅速刷屏。

母親被索債者當面淩辱，兒子情急之下刺死一人——最簡單的描述，凸顯的是此案引來輿論嘩然的原因：當一個人或其近親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的淩辱時，奮起反抗造成一定後果，司法應該如何認定這一行爲?

當地法院的一審判決認爲，這并不構成正當防衛，因爲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經出警，于歡母子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盡管本案二審尚未啓動，但是，輿論的争議卻顯示出法律條文所不能涵蓋的更深層意思。無疑，此事切入了一個關于法律與倫理的命題。

雖然涉及一些具體細節的争議，比如，警察在離開接待室後，是準備離開還是僅僅外出調查，但最主要的争議，還是集中在于歡是否正當防衛或者防衛過當上。尤

尤其是，于歡由于母親和自己被侵害而産生強烈情緒的情況下，是否犯下了故意傷害罪。

輿論的強烈反應提示我們，應該正視此事發生之時的倫理情境，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更多考慮。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這樣的倫理情境，讓很多人在讨論這一案件時，不僅基于法律來做出自己的判斷。

他們考慮更多的或許是，當至親之人遭遇侵害時，自己能以怎樣的方式去保護他們?當巨大的淩辱降臨在自己或者親人身上時，是忍受淩辱還是挺身抗暴?當處于無法逃脫的困境中時，要如何維護自己與親人的尊嚴?

法律的社會功能是什麽?可以說，法律不僅關乎規則，還關乎規則背後的價值訴求，關乎回應人心所向、塑造倫理人情。此案在半年過後掀起輿論波瀾，正是因爲其中蘊含着許多人的倫理訴求和情感訴求。

換句話說，在很多人看來，于歡的行爲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行爲，更是一個倫理行爲。而對于判決是否合理的檢視，也正顯示出在法律調節之下的行爲和在倫理要求之下行爲或許會存在的沖突，顯示出法的道理與人心常情之間可能會出現的罅隙。也正是在這個角度上看，回應好人心的訴求，審視案件中的倫理情境、正視法治中的倫理命題，才能“讓人民群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也正是因此，轉型期中國的法治建設，

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視這些人心經驗，正視轉型時代保護倫理價值的重要性，從而把握好邏輯與經驗的關系、條文與人情的關系、法律與倫理的關系。

辱母殺人案的精準分析2

辱母殺人案：不能以法律名義逼公民做窩囊廢

我們不主張自衛權是無限的，但法律應該充分體察自衛者所處的境地。一個救助不了弱者又不允許弱者自救的社會，是何其悲哀啊。

文丨特約評論員 西坡

總有一些新聞令人不忍卒讀，比如前幾天新京報那篇《一個自閉症少年的死亡之路》，再如今天被刷屏的南方周末報道《刺死辱母者》。

兩個故事講的都是弱者在極端環境下的遭遇，前者關于如何救助弱者，後者關于弱者如何自救。故事的主題是一樣的：公正。

每一個想要逃離北上廣的人，都應該讀一讀《刺死辱母者》。因爲你要回去的家鄉，可能具有同樣的生态環境。事實上，故事發生地正是我的家鄉，我感到深深的恥辱。

簡單概括一下新聞。蘇銀霞和于歡是一對母子。蘇銀霞向吳學占借了135萬元高利貸。她在還了184萬元和一套140平米價值70萬的房子之後還欠17萬欠款。爲了逼債，2016年4月13日，吳學占讓手下拉屎，并将蘇銀霞按進馬桶裏。

深感恐懼與絕望的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民警過來了解了情況就離開了，蘇銀霞試圖跟警察一起離開，卻被吳

學占攔住。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警察不作爲。這不是受害人唯一一次被警察丢下。

第二天，催債手段升級。杜志浩等11名催債人員，母子二人被控制在接待室，用盡各種污辱手段，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杜志浩甚至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當着兒子于歡的面。一名工人看到這一幕，找人報警。民警來後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便離開了。

可以想見，警察的離開對受害人意味着什麽。在此之前，他們人身自由完全受限，身心備受摧殘，不知道還要經曆怎樣的折磨。警察代表着法治，代表着光明，雖然有了前一天的教訓，但此刻警察是他們唯一的救命稻草。然而警察抛下一句混賬話就走了，将無助的母子徹底丢進絕望的黑洞。悲劇也就是在此之後發生的。

看到警察離開，情緒激動的于歡站起來往外沖，被杜志浩等人攔了下來。混亂中，于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亂捅，杜志浩、嚴建軍、程學賀、郭彥剛四人被捅傷。杜志浩最終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辦公樓(右)，于歡及其母親曾在這裏被催款團夥控制、侮辱，最後釀出了血案。(南方周末記者王瑞鋒/圖)

從報道中看，杜志浩的結局完全是自作自受。事情鬧得不可收拾，警察的失職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殺人傷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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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歡不假，但不作爲的警察更應該站在被告席上。

事情并沒有按應該的方式發展，火上澆油的是法院判決。聊城市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爲，于歡面對衆多讨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确處理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鑒于被害人存在過錯，且于歡能如實供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爲何不認定正當防衛，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于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于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法律的事外行本不應随意置喙，但這份判決是怎樣一種強人作難!被11個催債人員圍堵，遭遇那樣的侮辱，卻要責怪其“不能正确處理沖突”，試問，主動權何曾在他手上?!不怪催債人員不該制造沖突，不怪警察不能化解沖突，偏要怪被逼到極點的受害人不能正确處理沖突。

“對方未使用工具”又豈是否定正當防衛的理由?照這麽說，徒手殺人難道就不算殺人了?杜志浩等人之前的所作所爲已足以表明他們對于歡的生命安全構成了真實可信的威脅。

更可疑的是，由派出所已經出警推導出“危險性較小”。警察并沒有将于歡母子帶至安全區域，而是把他們留給了壞事做盡的催債人員。此外，前一天也出了警，但第二天的催債手段反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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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更加證明這一邏輯的荒謬。

此案的社會影響和示範效應都不容低估，不能不考慮判決會向社會傳達怎樣的信號。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院審理此案之前，吳學占等人已被定性爲“黑惡勢力團夥”被警方摧毀。在11名黑惡勢力面前，不能苛求弱者的反抗姿勢，否則便是以法律的名義逼迫公民做窩囊廢。

法律本應援助受困的弱者，如果沒有援助而迫使弱者自衛，應該反思原因。我并不主張自衛權是無限的，但法律應該充分體察自衛者所處的境地。一個救助不了弱者又不允許弱者自救的社會，是何其悲哀啊。

辱母殺人案的精準分析3

辱母案：期待“正義的理據”

山東冠縣“辱母殺人案”成爲這幾天的輿論熱點。

2016年4月14日，22歲的于歡和母親蘇銀霞被11名催債人限制人身自由，期間各種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催債人還對蘇銀霞露出下體，最終于歡操起一把水果刀捅刺，緻1死3傷，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

首先，目前輿論幾乎一邊倒地站在被告人一邊，但是，法院判決沒有認定于歡構成“正當防衛”。這種民意與司法認定之間的鴻溝，是需要法院加以釋明的，或者由上級法院通過改判而填平。

一審法院認爲，雖然當時于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那麽，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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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構成“防衛的緊迫性”?被10多人控制人身自由，遭到各種毆打、羞辱，爲什麽不能算?一審判決完全排除了正當防衛(甚至排除了“防衛過當”)，法律适用的标準該是怎麽樣的?在案發4個月之後，讨債一方被當地警方認定爲“吳學占黑惡勢力團夥”，這一涉黑因素，有沒有被判決所考量?

司法該如何在現實與法律理念之間、生命權與自衛權之間做出權衡?這種權衡的導向，是否能讓人信服?這是這類案件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此案中警察的處理，飽受公衆的質疑，希望當地警方能積極回應輿情。

爲什麽出警的警察在宣示“讨債不能打人”之後，就“到外面去了解情況”?爲什麽沒有帶走被拘禁的蘇氏母子?這是不是某些人所說的對暴力催讨的“默許”，或者有其他合理的解釋?我們希望當地警方站在“從嚴治警”、對真相負責的高度，對此做出全面調查：警察的處理是否合規、合法?

第三，案件背後嚴重的地下金融、暴力催讨問題，應該得到重視。

這起兇案起于一起遠高于國家法定利率的疑似高利貸案，發展爲10多人暴力催讨，終于一場血案。可見地下金融之猖獗，并衍生出了暴力催讨等刑事犯罪問題。解決此類問題不能等到出了人命，才予以重視，必須要全面預警了。

總之，輿情是輿情，法律是法律。兩者之間不能混淆，但兩者之間并非天然對立，民意執念的樸素正義，

應該在法律管道内有正常的吸納空間。

在公衆一邊倒地同情“辱母殺人案”的時候，我們期待足以令人信服的正義理據，或者做出正義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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