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岁以后的北京生活

二十五歲開始，時間突然有了加速度，很多想好的事情都來不及做。而在二十四歲時，我還覺得時光晃晃悠悠，什麽事都可以容我一一道來。那時候我待在一個小城裏教書，運河從城市穿過，我向一群和我年紀相當的學生講授美學和寫作，下了課一個人躲在宿舍裏悶頭寫小說。我希望有一天能到外面看看，出走的念頭大風一樣鼓舞着，讓我對将來充滿莫名其妙的希望。希望裏可能有什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隻一個抽象的信念就足以讓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渾身生出使不完的勁兒。二十四歲這一年我來到北京，生活跟過去形成一個尖銳的轉折，我把行李箱放在這個叫北京的城市上，想，一切從現在開始。

我沒來過北京，對北京也沒什麽概念，想象裏的北京和“我愛北京天安門”聯系在一起，與所有的中國人一樣，歌曲、影視和媒體在我們内心裏成功地建構了一個金光閃閃的宏大的專有名詞；還和道聽途說中的首都聯系在一起，我老家的很多年輕人都在北京混飯吃，我們稱之爲“跑北京的”，他們率先發了财，他們帶回來無數真僞難辨的遙遠的細節，在這些細節裏，金光閃閃的顔色時常要暗下來，或者比金光閃閃更耀眼；

此外就是北大、清華等高校，這是所有經過高考的人暗藏心中的聖地，而我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這朝聖般的旅程；當然，更爲重要的理由在這裏：它能讓我出來看看。我憋壞了，迫不及待要到世界上看看。

沒看過北京，沒在它的某條街道上喝過一杯水，這個城市對我依然是抽象的。但我覺得我們是親人，我們會一點點熟悉起來的。

所以考研成績下來之後，我第一次來北京，緊張得幾近煎熬。不是爲面試和教授們的發問緊張，而是擔心被淘汰，因爲在此前近二十年的考試中，我很少有哪次能夠提前勝券在握。考不取，意味着通往世界的一扇巨門對我關閉，而我當時通往世界的機會似乎極爲稀少。那些天好像正趕上沙塵暴，風大，我穿得不多，積攢的一點信心和體溫很快被吹沒了。塵沙滿天，很多人把頭臉裹在紗巾裏穿過馬路，像一群奇怪的阿拉伯人。我在北大的校園裏轉了很多圈，尤其是未名湖邊，旮旮旯裏我都踩了一遍，心情相當悲壯，要是考不上，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來第二趟。踩一腳少一腳。美麗的湖光和塔影，宏大莊嚴的學府氣派，那些視北大生活爲平常的自由的北大學生，簡直沒天理。但他們的确很刺激人，我咬牙切齒地想，要是能來念書，這未名湖我每天都來轉轉，來日方長，做什麽事我都來得及。

這第一次，我對北京的印象并不好。樓很高，灰頭土臉的；馬路幹白迂闊，車堵得嗓子眼疼；公交車繞的彎子過多，來去的站牌不對稱，我把車坐錯了好幾次；天安門沒有想象中的高大。需要一場大雨，把這個城市的灰塵洗掉，我想象中的北京的繁華應當是鮮亮的。但我喜歡北大和未名湖。

九月份進了北大。一直到畢業，環湖漫步不超過十次，其中大部分還是陪朋友參觀。可見，即便時間允許你随心所欲，你還是有很多事情幹不成。當然，在這裏我要說的不是什麽能幹成什麽幹不成，我要說的是時間突然在我二十五歲之後有了加速度的事。

二00二年秋天，報完到我住進萬泉河邊的萬柳北大研究生公寓。那裏有幾千號研究生，我的窗戶面對西山。我一直感覺不清它的準确方向，但窗戶裏既然嵌着連綿的西山，那一定是朝西了，夏天下午的陽光照進來，地板烤得仿佛随時會燃燒。冬天很好，我樂意坐在陽光底下看書、寫東西。我對0二年的印象、乃至整個萬柳生活的印象，總避不開那把廉價的電腦椅子。從矽谷買的，六十塊錢，我深陷其中過了三年。看書，寫論文和小說，上網，看電影，發呆，椅子裏的生活占據了時間的絕大部分。剛來北京，除了看書上課寫作我無所事事，對寫作似乎有長遠的規劃，我想時間足夠寬裕和漫長，一切都來得及。我不逼着自己幹活，除非爲了在某個時間前必須幹完什麽事，我才會加班加點。萬柳距離北大十裏路，沒課我不去學校，生活主要在宿舍區展開。

到了第二年，我二十五歲，有一天發現自己竟然忙起來了。看書上課寫作之外，有了很多朋友和外面的生活，而且，我需要零散地賺點錢來買書和補貼生活。除了北大，出了萬柳我還需要去其他地方，要去的地方越來越多；從這件事跑到那件事上，由這個人見到那個人；然後是我有意識地想認識一下北京，我要去看看；所有的事情加起來，不用掐指，時間不夠了。列好的讀書計劃開始拖延，從圖書館借來的書經常因爲逾期要交罰款。經常要把時間切割成很多碎片，每一片單獨命名，相應地決定坐車還是騎車，看這本書還是那本書，寫這篇東西還是那篇東西。也許是因爲跟世界的聯系開始多了，認識的朋友也多了，剛來北京我隻認識老師和同學，現在相互囑托的事情也多了，想法時刻在變，閱讀的胃口也在變，成了雜食動物，各種書籍多得必須堆到床上去。

這樣的生活一直延續到現在，沒有止步的迹象。工作之後的生活遠比待在學校裏複雜，下了班我常感到疲憊。大概我生就是見不得繁亂的人，大概我所認爲的繁複在别人不過等閑，但對我，頭緒多我會不知所措，我一直絕望地羨慕一心可以二用、三用乃至很多用的人，我不行，我把通往世界的那扇門打開，豈料外面風大，魚貫而入，吹亂了我的生活。手表的指針轉速和我身體裏的指針轉速步調不同，我的計劃有點跟不上，很多事情還沒有做完，一個聲音就告訴你：時間到。另一個聲音又響起：時間開始了。

朋友們說，這是通病。在北京都得小跑着生活，慢了就要受指針的罪，那家夥比刀鋒利，攔腰撞上咔嚓一下人就廢了。他們的比喻真切生動，可我希望時間慢下來，生活簡單些，讓我從容地做好每一件想做的事。我開始懷念過去工作過的小城，慢悠悠的運河水流的節奏，我騎着單車在水邊巷子裏穿梭，幾百年的老房子靜立兩旁，沒有人催你；而不是現在這樣，你要趕在紅燈之前沖過路口，你要跟上大部隊的節奏，慢了背後就喇叭齊鳴。你需要一天一天計算着過，精确到小時和分鍾，還要提防那些突發事件，它們會把你空白的時間填滿，把你制定的計劃推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得不讓自己的想法逐漸務實，不是什麽事情都能來得及做，也不是什麽事情都值得去做。這，不好也好，好也不好。二十五歲以後的北京生活，我被迫一隻眼睛看路，一隻眼睛看手表。